本书以系列论文形式，对古文献与学术史上的相关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一、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对近代学术史的内在理路进行了分析，以学术发生学的角度，提出了在学术认知史基础上进行“研究之研究”的必要，及对地上、地下文献的同等对待问题，并以“邦风”、“国风”作个案分析，指出“邦风”为原名，“国风”为避讳之名这一时下流行说法的错误。二、就古文献的研究而言，在传世文献中，选取了《诗经》作为研究对象，对墨子的《诗经》学及所反映的儒、墨文化关系进行了分析，而出土文献中，则对清华简《系年》、上博简《孔子诗论》作个案分析，对它们所涉及的早期史学的书写体例、“国风”的结集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就学术史研究而言，既有对“周道”及儒、墨关系的讨论，更有大量篇幅探讨近代学人在“新史学”建构过程中，如何在顺应时势的基础上，重接传统学术资源的问题。此一部分主要以王国维、吕思勉为个案，对他们在经学路向与新史学建构、“整理国故”与史学道路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研究.
王刚，男，江西南昌人，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师从谢维扬教授，1998至2004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长期以来从事于古文献与学术史、先奏两汉史、古代思想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在海内外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有《学与政：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之考察》、《秦汉史探微》等著作。
从清华简《系年》看早期中国的历史书写
一 引言：从《系年》的体例之争说起
二 从知识立场与时代关怀看《系年》的成书
三 从《系年》看早期史学的纪年方式
四 《系年》体例与早期史学中的“行事本事”问题
五 结论
“邦风”问题再探：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风》诗的早期形态
一 引言
二 汉讳与经学文本：“邦风”避讳问题再论——以高祖之讳为核心
三 “邦国”之诗与《风》诗之名：从两周政治中的“邦国”语义流变看“邦风国风”的基本意义指向．
四 “风邦风国风”：春秋战国的《风》诗结集与称名问题
五 “国人”之风与“观诗”之礼：对“邦风国风”的一种文化审视
六 结论
从墨子《诗经》学看儒、墨的文化分际
一 引言：墨之子重《诗经》与儒、墨争衡
二 “先王之书”与“先质后文”：墨子《诗经》文本及相关问题考辨
三 “蔽于用而不知文”：墨子用《诗》中的“非乐”问题与“历史主义”走向
四 不同的“诗言志”：孔、墨诗学中关育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对立
五 结论
墨学与周道：先秦儒墨关系的一种文化审视
一 引言：从墨子“背周道”说起
二 关于“周道”：儒墨视野下的文化审视
三 “不在古服与古言”：从夏、周关系看墨学的“周道”精神
四 “取舍不同”：从尧舜到周公——孔、墨的先圣谱系及其意义
五 “非儒而不非周”：墨学弃鲁用齐说
六 结论
立场与路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内在理路问题探论
一 学术认知与学术认知史的审视：走向以学术为中心的近代学术史研究
二 断裂与承继：近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古今打通与中西交融问题
三 同情之同情、了解之了解：近代学人的心路与学路
四 结语
王国维经学路向与新史学之构建
一 从“不喜《十三经注疏》”到“发温经之兴”：王国维学术转向中的经学面貌
二 深入乾嘉开“罗王”：从“条驳”俞樾到程、段之学
三 “学术之必变”与“取宋学途径”
四 从经学到新史学：“新材料”与“新问题”视野下的学术转型
五 结语
吕思勉学术体系中的经学问题
一 吕氏的知识结构与经学关系
二 从今文余绪到今古贯通：现代学术视野下的经学转换
三 从“经世”到“材料”：作为史料学的经学
时势与理路：“整理国故”运动与吕思勉的史学道路
一 新史家的成立：“由旧入新”与“整理国故”运动
二 从“国粹”到“国故”：吕思勉史学方法建构的内在理路
三 “不温故而求知新”与“大器晚成”：从“井田辨”看胡、吕的学术分际
四 “国故”与接续“新史学”：吕思勉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省思及其史学走向
五 结论
晚清民初“小说界革命”与吕思勉文学活动考论
一 引言：“小说界革命”影响下的吕思勉小说创作与研究
二 吕侠与侠人：吕思勉笔名问题
三 跨越梁启超与小说本体之确立：晚清民初小说“深入期”中的吕思勉
四 结论
“二胡论战”与《学衡》时代的胡先骑
一 “二胡论战”的前奏：从《文学改良刍议》到《中国文学改良论》
二 “喝倒彩”与“反对党破产”：《评（尝试集）》的命运与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问题
三 从文学论战看胡先辅在学衡派中的地位及作用
四 是“复古”还是“纠偏”：“新文学运动”中的学衡派价值
文化危机与知识应对：从胡先□的知识结构看《学衡》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 知识转型与知识人的结构调整：晚清到民国的士裂变
二 “西与西斗”中的胡先□：留学背景与话语权问题
三 “理致”与“时代”：新文学视野下的旧诗文与新学术
四 不同的“科学”：胡适与胡先□
严熊书札”研究三题
一 “严熊书札”的流布状况及研究价值
二 由“志同”到“道合”：从“严熊书札”看严复与康有为的晚年思想交往
三 《严复集》相关错讹举要
四 结语
后记
《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书系：古文献与学术史论稿》：
在墨子看来，“礼乐”就是这样一种事物。因为它不提供任何具体的物质产品，且“亏夺民衣食之财”，浪费社会财富，对于社会治理更是毫无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礼乐”形式及精神皆来自西周宗法社会，据说由周公所创制。从某种角度来看，此种“制礼作乐”是作为宗教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反映的是人际关系的调整，它表明社会开始由“神治”走向“人治”。杨尚奎指出，宗周礼乐文明实质上“从‘天人之际’转到了‘人人之际’，逐渐抛弃了天而走向人”。毋庸置疑，它与墨子的“天志”实难相容，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同是尧舜”的儒家极力推崇周公，而在《墨子》频繁称道的“尧舜禹汤文武”圣王序列中，则没有了周公的位置。质言之，在墨家看来，由周公制作，又被儒家推扬的“礼乐”，既偏离“天志”，又不能创造具体的物质财富，所谓“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实在是上“不中圣王之道”，下“不中国家百姓之利”，是“以文害用”的典型。故而墨子特提出“非乐”理论加以贬斥，并在《墨子·非乐》篇中以决绝态度宣称：“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然而，诗与歌舞音乐，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们很早就结为一体，难以分离。朱光潜指出：“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西周礼乐文化的建立，更是从形式到精神上，将诗与礼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种“郁郁乎文哉”的境况。在墨子时代，虽然由于“礼崩乐坏”，诗义与礼乐开始呈现出若干分离的倾向，但总体上还是“《诗》《书》、礼乐”并存。尤为重要的是，在孔子及儒家的推扬下，《诗》与礼乐的结合不仅获得相当程度的恢复，还日渐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它们更由此成为了儒家重要的学术文化资源。所以在《墨子·公孟》中，才有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从而可以“为天子”的说辞。基于功利主义的学派立场，一方面，墨子本就以从《诗》学中驱除礼乐为己任；另一方面，既然孔子及儒家将礼乐与《诗》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赢得了高度的社会承认，那么，“非儒”的墨子能不愤而反击，并反其道而行之吗？故而在《公孟》篇中，墨子反诘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毫无疑义，墨子对于“诵诗”“弦诗”“歌诗”“舞诗”之举是毫无保留地反对，甚至是忧虑和厌恶。有学者据此说：“他对儒家的思想是持鄙弃的态度，所以连儒家所整理的要籍《诗》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攻击。”但如果准确地说，墨子所攻击的并不是《诗》，而是与《诗》密不可分的礼乐歌舞，他的工作是将“有用”的《诗》与“无用”甚至有害的“乐”分离开去，这是墨子《诗经》学中的一大核心任务。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墨子将《诗》与礼乐进行分割，就是将儒家之《诗》转为“，先王之书”的过程。因为只有“非乐”，才可真正地抛弃儒家色彩，《诗》也才可为我所用，从而进一步成为自己的理论利器。那么，从礼乐文化中切割出来的《诗经》有什么作用呢？按照墨学的逻辑理路，自然是要将其打造为能“中圣王之道”，并可求得“古者圣王之事”所“本”的文献资料。基于这样的趋向性，在墨学中，《诗经》就不再需要吟唱涵泳，它只要证明“先王”之行事，并进而认定墨学理论的正确性。这样的话，《诗经》就实质上成为了一种为墨学量身定做的历史文本，基于此点，学界已越来越注意到墨子《诗经》学中所具有的历史主义气息。有学者说：“墨子确实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并认为：“战国儒家《诗》学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而墨家《诗》学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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