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家的神学思想_[美]蒂莫西·乔治著_9787500479468

作者重点讨论了四位主要的改教家路德、加尔文、茨温利、门诺的神学思想，并阐发了改教神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作者试图理解每一位改教家的思维模式及改教背景，以避免用现代的问题和标准来批评改教家的思想和动机的倾向。作者将重洗派神学家门诺作为主要的改教家之一来讨论，有助于读者理解对现代基督教影响深远的重洗派传统。

　　我非常高兴看到《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的中文版面世。这本书的英文版自1988年出版以来，便经历一再的翻译和出版，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它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包括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葡萄牙语以及韩语。如今，在约翰·加尔文（他是本书所涉及的主要人物之一）五百年诞辰之际，这本书的中文版刚好出版面世，可为中华民族中最大语言群体的读者所得，此实乃一大幸事。
　　像佛教和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从其两千多年前初登人类历史舞台之时起，便怀着普世的目标。耶稣最初的门徒们也都明白，他们的信仰是为着整个世界的。而耶稣在世上最后的话语也为他们所牢牢铭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关于基督教是如何开始传人中国的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因为很多的细节仍掩盖于历史的雾霭之中。1625年，正当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方即将落下帷幕之时，著名的聂斯托利碑（Nestorian Stone/Hsianmonument）在中国的陕西省出土了。此碑树于781年，碑文用叙利亚文和中文同时镌刻，题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它以及其他证据，我们得知，一位名为阿罗本（Alopen）的修士曾于635年到过中国，并受到了唐太宗（627-649）的欢迎，唐太宗还学习了阿罗本所带来的基督教经典（《圣经》？）。他特许阿罗本在唐代的都城设立修道院并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大概150年以后，即781年树立聂斯托利碑的时候，基督教的新旧约圣经已被译成中文，并且更多的基督教修道院在中国中部涌现出来。
　　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最近在中国东部江苏省出土的一些石碑，把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大大提前了。汪维藩教授认为，关于耶稣的福音，极有可能早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便已传人中国。汉碑石刻不仅包含着布道的内容，还包含了古基督教的一些象征，比如鱼（这是对耶稣的一个常见的象征，因为在希腊语中，“鱼”ichthus乃是由希腊语“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救世主”几个词的首字母组成的），以及凤凰（凤凰象征着耶稣的死而复活）。进一步的，这些石碑上还有对创世、堕落、逾越节羊羔、耶稣的诞生、耶稣死而复活等圣经故事栩栩如生的描述。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为了应对那些严重的迫害，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初的那些追随者们“分散到四处去传道”（徒8：4）。这些追随者们最初所到的地方中包括安提阿，即叙利亚的都城，同时也是罗马的第四大城市。在那里，耶稣的这些追随者们开始被人们称为基督徒。安提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这一连接东西方的主要商路最西端的终点站。沿着该商路，丝绸、香料和其他的商品，从波斯、大草原和中国滚滚而来。汪维藩教授说过.“沿着丝绸之路我们便可轻松地追踪到福音传人东汉的足迹：从耶路撒冷开始、途径撒玛利亚、叙利亚到达如今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而后新疆、敦煌，一直到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古代的基督徒历经艰苦和磨难，千里迢迢地到达了我们的国度。为此，我们要满怀感激地说道：‘带来福音者，其脚步何其美。’”
　　当这些重要的事件在东方现身时，在西方，基督教也经历了其自身信仰、传统和崇拜模式的发展。其中，16世纪的新教改革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临近中世纪（1300-1500）末的时候，一股研习圣经的兴趣复兴了，其中包括了对于最初书写圣经文本的古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等古语言的兴趣。在15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印刷术（印刷术在此之前早已在中国发明）则加速了这门新学问的发展，并使人们产生了在上帝之言的基础上改革和更新教会的愿望。而这就是新教改革出现的总体环境。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路德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教会改革的代表，看成16世纪的列宁或者罗伯斯庇尔，撼动了世界颠覆了国家。教皇制和帝国被一个朴素的德国修士的话撼动了——如果算不上被推翻了的话，这样的结果，他认为只是他先前呼召所带来的上帝赐予的副产品。“我什么也没做。我让上帝的话行动。”路德实实在在所做的，路德被要求去做的，是聆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的本质是被人聆听。”他评论说。他还说：“如果你去问一个基督徒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凭什么配得基督徒这个名号，除了聆听上帝的话之外，你听不到其他的回答，那就是信。耳朵是基督徒唯一的器官。”他聆听上帝的话，乃是因为那是他的本分，因为他相信灵魂得救要靠聆听。路德不是因为攻击赎罪券而成为一名改教家。他攻击赎罪券是因为上帝的话已经在他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人们对路德戏剧性的一生津津乐道：雷电中的危机感、在莱比锡与艾克（John Eck）的辩论、焚烧教皇的教谕、在沃尔姆斯“这是我的立场，上帝帮助我”的告白。然而，在他人生中有另一件事缺少戏剧性而且很少被人提起，但是对他未来的工作却至关重要。这件事发生在1511年的9月，就在路德从精神消沉中走出来以后。他与施道比茨（Johannvon Staupitz）坐在花园的梨树下，施道比茨是奥古斯丁修会的牧师以及路德的导师和告解神父，当时这位长者告诉年轻的路德应该准备开始布道并成为一名神学博士。路德对这个建议十分惊奇，他回答说：“尊敬的阁下，施道比茨先生，你将剥夺我的生活。”施道比茨半开玩笑地回答说：“非常正确。在天堂里上帝有足够的工作给那些聪明的人做。”事实上，路德已经获得了三项博士学位的预备资历：“圣经学士”（Baccalaureus Biblius），让他具备了讲授圣经入门课程的资格；“神学学士”（Forrnatus），意味着他精通了学术术语，还有“语录讲师”（Sententiarius），让他有资格教授伦巴德《四部语录》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四部语录>是标准的中世纪教义纲要。现在他正要完成获得博士学位的神学要求。1512年10月18日，路德终于被授予了神学博士学位。在授予仪式上，路德获得了一顶羊毛贝雷帽和一枚银戒指，还有两本圣经，一本合着，一本打开。他还接续了施道比茨本人的职位，被任命为维腾堡大学的终身圣经讲师。
　　1512年冬天，这位受人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开始为讲授《诗篇》课程做准备（1513-1515），随后他又开始讲授《罗马书》（1515-1516），《加拉太书》（1516-1517），《希伯来书》（1517），后来又讲《诗篇》（1518-1519）。后来他评论道：“在教课的过程中，教皇制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在这几年之中，路德从一所偏僻大学的一名默默无闻的僧侣转变为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514年编写的德国大学的名人录甚至找不到路德的名字！）在之后的混乱中，他产生了一种始终支撑自己的强迫意识，认识到自己作为圣经教授具有很重要的使命。和后来的加尔文感到上帝把他“推进游戏之中”一样，路德也诉诸上帝的主动性。提到施道比茨的敦促，他说：“我……马丁博士，被要求和强迫做一名博士，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本着纯粹的服从，我不得不接受博士的任教职务，并对着我亲爱的圣经发誓一定要忠实而真诚地宣扬和讲授圣经。”后来路德违背了修道的誓愿，并与一位从前的修女结了婚，那时他仍然坚持担任教学工作，并保持着博士的头衔。作为教会的教师，他执著于倾听上帝的话和思索圣经。除了这些关键的被动活动外，还有一些关于路德的事情需要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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