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俱乐部_（美）南希?吉布斯；迈克尔?达菲_9787229094690

　　《总统俱乐部》讲述了由美国现总统及在世的前总统所组成的“总统俱乐部”运作的秘辛，披露了从胡佛到奥巴马，那些在任的以及卸任的美国总统们是如何相互与制衡的。作者在大量的调查、采访的基础上，向读者揭秘掌握美国高权力的“兄弟会”——比如肯尼迪总统在宣布要隔离古巴的那个早上，曾打电话向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通报这一情况；克林顿总统经常打电话给尼克松同他探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在本？拉登被杀死的那个晚上，奥巴马总统向小布什和克林顿通报这一情况，等等。作品既可以满足读者对白宫运作内幕的好奇，又可获得关于美国政治运作制度的知识。

　　杜鲁门和胡佛：放逐者的回归

　　现代的总统俱乐部由两位总统建立，而这两位总统有充分理由不喜欢对方。

　　哈里·杜鲁门原本是密苏里州来的杂货商。1945年春仓促上台后，他邀请赫伯特·胡佛共商国是。而胡佛，身为一位失败的共和党总统，早在13年前离开华盛顿时，就被当成是美国最受人憎恨的人，路人甚至向他的车队抛砸烂水果。他们是政敌，在性格上也相反。从脾气上来说，杜鲁门真实而和蔼可亲，而胡佛则显得冷淡、毫无幽默感，从不怀疑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然而，他们却分享了一段经历，更为重要的是，分担了一些公共任务。他们的世界观不一样，胡佛的信念在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杜鲁门的信念则在于建立美好政府的承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州和密苏里州，美国史上第一和第2位出生于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总统。他们两人都不信任东部精英，都时刻谨守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这两人对他们党派的忠诚胜过他们的党派对他们的忠诚。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的第二天，杜鲁门对他的参议院朋友说：“我还不能胜任，我还不能胜任总统这份工作。”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至少他没让自己的骄傲影响他的需要。在战后的关键岁月里，杜鲁门的需要和胡佛的专长可谓绝配。在被战争摧残得体无完肤的整个欧洲，一亿欧洲人民面临着可能会饿死的危机。杜鲁门决心帮助他们，而胡佛知道如何帮助他们，基于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自然结成了同盟。通过合作，他们两人拯救了无数生命，与20世纪舞台上任何另外两人相比，他们合作所拯救的生命要多得多。

　　胡佛为杜鲁门提供了如此完美的服务，杜鲁门接下来自然要请胡佛推销他的理念，让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国会支持他，帮助美国在世界上树立全新形象，并将欧洲复兴作为对抗苏联影响力的筹码。如果这还不够，胡佛后来还领导了一场改革，对总统职位进行了彻底改革，加强了总统权力，以应对现代社会的要求。对这两个几乎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人来说，总统职位的改革是留给所有后来者的礼物。

　　杜鲁门给予了胡佛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对任何一位失败的总统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一次倒回去重新来过的机会，重获曾被讽刺所湮没的同情，通过拯救总统职位消除自己作为倒霉总统的印象。杜鲁门认为胡佛可“比肩路易十四”，但这并不重要。他诚实而可敬，而且他们从来不讨论政治，因为他们有更为重要的共同点。杜鲁门说：“我们谈的是，做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

　　而胡佛，作为最不会掩饰自己感情的总统，他有一天写信给杜鲁门说：“您对我的友谊深入我的心扉，比您所知道的还要深。”杜鲁门收到这封信后非常感动，他将信裱了起来，这样它就能一直留到他死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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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精心追捧，痛苦分手

　　有些总统，比如林肯和罗斯福，他们在任时赢得了最崇高的地位，但他们却没能活着在卸任后利用这种地位。而在20世纪的人物中，或者说除了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任何人物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前，就获得了比总统还要大的影响力。在二战中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时，他面对的压力堪比国家元首。事实上，要比许多总统曾面对的负担更重。因此，谈及向前任总统们寻求安慰或指导，艾森豪威尔的需求微乎其微。而对于其总统遗产而言，他在就任总统和卸任总统时所受到的欢迎要胜过任何活着的人，这很罕见。

　　那让他成为了总统俱乐部中特别有权力的成员，而他从未真正想加入这个俱乐部。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在1945年历史的关键节点见面，时间仅在杜鲁门就任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击败纳粹德军几周之后。他们一起为建立美国世纪、复兴欧洲、改革军队、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国家安全机构应对冷战挑战打下了基础。艾森豪威尔称他们间的友谊是“无价的”，一直到这种友谊在1952年激烈的大选竞争中土崩瓦解。那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脱下了军装，成为了政客，并且很快发现，他最大的敌人中有一位是他的老朋友哈里·杜鲁门。他们之间的战斗从来不是真正关于政策或者政治的斗争；他们间的敌意很深，而且纯粹是个人之间的。杜鲁门认为，尽管艾森豪威尔是一名伟大的战士，但却是道德上的懦夫，不能面对自己党派的最糟糕部分。艾克对杜鲁门也同样蔑视。然而，这种蔑视混杂着内疚，因为至少在某个时刻杜鲁门是正确的。

　　1953年总统就职那天，他们几乎没说话。10年间，他们从互相无视转至互相侮辱。一直等到他们两人都卸任，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并排走在那个继任他们职位的人的送葬队伍中时，总统俱乐部才又和睦起来。

　　3．“新闻记者们正试图让我们不和”

　　——哈里·杜鲁门

　　正如胡佛那样的前总统可能会为“菜鸟”总统派上很大用场一样，一位未来总统的明星作用经证明也同样很有价值。

　　1945年，杜鲁门向胡佛求助后一个月，他认识了西方文明的英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受人们爱戴的程度就好比胡佛当年受到的辱骂一样深。杜鲁门从这两个人中找到了帮他塑造战后世界的盟友。

　　1945年4月，当听到哈里·杜鲁门因罗斯福突然去世而成为总统的消息时，艾森豪威尔承认，他和数千万国民一样“在沮丧和伤心中入睡。”

　　这种反应绝非针对个人。艾森豪威尔与副总统素未谋面，而他也从来就不是罗斯福的近臣。但是，对他和其他将军来说，“……这个时期太关键了，不应被迫改变我们的国家领袖。”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杜鲁门肩上的担子将会有多重。新的威胁俨然像强敌一样正在逼近。

　　几周后，艾森豪威尔在法国东北部的一小型红砖校舍内接受了德国投降，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喜悦。”1945年6月18日，杜鲁门下令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休假一下午，欢庆胜利，欢迎赢得了战争史上最伟大胜利的最高统帅凯旋。

　　100万人走上了闷热而遍插彩旗的华盛顿街道，为了观看军队游行，庆祝战争胜利，有些人趴在窗户上，有些人爬到了树上。艾森豪威尔乘四引擎飞机抵达华盛顿国家机场，他的夫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迎接她那在过去三年中只见过一次面的丈夫。他走下了舷梯，将她抱在怀中并亲吻她。鼓乐齐奏，战机和轰炸机在头顶飞过，护卫游行队伍一路到首都。据《纽约时报》描述，当时“狂喜之情”充盈整座城市。乔治·马歇尔将军建议艾森豪威尔：“站起来，让大家都能看到您！”于是，当他的吉普车驶入宾夕法尼亚大道时，艾森豪威尔站了起来。他抬起自己的手臂，高兴而又有点尴尬，笑容几乎比他的脸都要大。

　　“他真是太帅了！”人群中有声音叫道。

　　“他朝我挥手啦。”

　　“他太了不起了。”

　　艾克抵达国会，并在国会、内阁、大使和最高法院法官联席会议上发言，就好像他在发表自己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一样，只是台下的听众要比任何一个政党的总统所见过的听众要更虔诚。每一次挥手致意和鞠躬中，他都一次次强调自己只是他指挥的300万美国士兵之一。“他们值得你们的颂扬，应该在这里享受你们的掌声，”但是“我也很自豪和荣幸能向他们转达你们的赞美。”整个房间雀跃欢腾。

　　《时代》周刊欣喜地说：“美国喜欢它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和蔼的有阅历的人；一个还记得他只是普通公民的人；一个中西部家庭的儿子，未被战争击垮，未为荣誉所累。”

　　那个下午，这位高大的时代英雄将第一次见到那位“小杂货商”。这一天对于新任总统而言并不好过。杜鲁门在前一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我得决定对日战略，那是我迄今最艰难的决定。”他和他的战时内阁开会讨论了攻击日本本土的代价。如果这么做，超过25万美军士兵和更多的日本平民将因此丧生。除非命运转变。“我们即将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有人告诉我，30天内，这件事就将发生。”

　　至少另一场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杜鲁门几乎只是个看热闹的旁观者。但他不得不亲自感谢艾森豪威尔。在白宫草坪举行的仪式上，杜鲁门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卓越服役勋章和另一枚橡树叶勋章，称赞他“谦虚、公正和具有良好的判断力……以及他作为一名战士和外交家的卓越能力”。

　　但是，他私下里的话更有说服力。杜鲁门曾因视力问题落选西点军校，不得不强记视力表才得以加入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33岁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自己的农场和家人到法国指挥炮兵，并在战争中目睹了一些最激烈的战斗。他将艾森豪威尔拉到一边，低声对这位伟大的将军说：“要是总统职位和这枚勋章二选一的话，我倒宁可获得这枚勋章。”

　　杜鲁门邀请艾森豪威尔参加那天晚上的白宫晚宴。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哈里·布契尔说：“晚宴就好像密苏里州的社区晚餐一样简单和随意。”和艾克同坐一桌的有陆军部长史汀生、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首席法官哈伦·斯通、马歇尔和杜鲁门。“这是艾克将军第一次拜访新总统，虽然他在那天下午短暂见过他，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他都很喜欢。”

　　杜鲁门的感受也是如此。杜鲁门给夫人贝丝的信中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是个好人。”他称那次晚宴“很成功”。

　　“他做了份很伟大的工作，”他继续写道，信中的政治含义已很明显。“他们想让他竞选总统，这对我没啥影响。如果可以，我现在就愿意把工作交接给他。”

　　就这样，还有以后的许多次，杜鲁门都在想象让位于一个人们已经称为“我们的下任总统”的人。艾森豪威尔认为这种呼声甚至都不用回应。用他的话说：“要否认我高兴，这一点没用，因为即使我想，我也做不了。政治上也是如此。”

　　如果那种决心未经考验的话，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故事可能就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结局。

　　战友

　　胡佛和杜鲁门差异明显，而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却有很多共同点。两人出生在仅相隔150英里的两个家庭，在孩童时期都险些因病丧命，还都曾目睹各自的父亲在生意场上输掉一切。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哥哥阿瑟甚至在1905年还是堪萨斯城寄宿处的室友。他们都娶了比自己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女性为妻，开始时从事了自己没多少兴趣的职业（杜鲁门从事了更多的职业）。他们都很喜欢读历史，虽然说杜鲁门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弹钢琴，而艾森豪威尔则更喜欢作画。他们俩都属大器晚成，都得益于富兰克林·罗斯福而获得了自己最高的荣耀，但两人都不属于罗斯福的内部圈子，而且都瞧不起罗斯福的狡诈。两人都是爱国者，一直本能地将国家安危置于个人安逸之前；两人还都是热心的国际主义者，在面对突然间变得更危险的核时代时，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并没阻止他们欢迎一个年轻的超级大国的到来。

　　然而，当他们相见时，他们都已是公众人物，而且他们之间身份差异巨大。尽管杜鲁门在1945年很受欢迎，他却从未受到人们对艾克那样的尊敬，而且批评者们很快就认为他是平庸而无关紧要的。自由派专栏作家马克斯·勒纳写道，杜鲁门是历史的“意外事故”之一，“他最大的弱点是他不能理解他所占据的职位的本质和重要性”。专栏专家伊·弗·斯通批评说，杜鲁门的身边都是“敲诈者”和“大腹便便的温厚的会讲很多下流笑话的人”。专栏专家约瑟夫·艾尔索普说，杜鲁门的白宫，远非伟大民主的所在，更像“密苏里独立市狮子俱乐部”，环绕着的是“十美分雪茄”的味道。

　　而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此时已不仅赢得了士兵们的崇拜，还赢得了国王、女王和国家元首们的尊敬，他们所有人争着抢着给他授予荣誉：法国荣誉勋章、十字勋章、英国功绩勋章（之前从未授予过他国人）、希腊皇家救世主勋章、丹麦大象勋章，甚至还有苏联的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的胜利勋章。

　　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讲的，1945年夏天，当杜鲁门和他在波茨坦见面时，杜鲁门首次提出要做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靠山。当时他们坐在奥马尔·布拉德利的车中，讨论着战争领导人在和平时期将做些什么。艾克坚定地说，除了回到安静的家中，他什么都不想。就在那时，杜鲁门说：“将军，不管您想要啥，我都会帮助您。这当然也包括在1948年帮助您竞选总统。”

　　“我恐怕，我们国家的任何士兵在听到总统的这样真诚而令人惊骇的话时，都会感到被突袭了要害一样。”艾森豪威尔回忆道。他对此一笑而过。

　　他回答杜鲁门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成为您总统大选上的对手，但肯定不是我。”如果杜鲁门这位忠实的民主党人在认真聆听的话，艾森豪威尔话中提及的“您的对手”这几个字就应该至少澄清了他自己属于哪个党派。在之后的7年中，艾森豪威尔从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效忠于哪个党派。

　　两人在德国分手，而对彼此的钦佩也都加深了，尽管艾森豪威尔的尊重既是对总统一职的尊重，也是对总统本人的尊重，但并未超出刻意逢迎的范围。他认为杜鲁门是“真诚、热心而打起交道来又很愉快”的一个人。一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就很惊喜地发现有份礼物在等着他：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他在艾森豪威尔总部看到这只地球仪时就说自己很喜欢。地球仪上面刻着字：“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赠哈里·S·杜鲁门总统。我曾在1942年到1945年的整个战争中使用过这只地球仪。”

　　多年以后，当世事变迁，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杜鲁门十分厌恶之时，他一再否认曾给予后者任何政治支持。杜鲁门说：“我告诉他，美国人对他所做的工作是多么感激，我们也谈论了很多战时英雄步入政坛的这个事实。他说，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政。就是这样。”布拉德利确认了艾克的话，正如杜鲁门自己在采访他的记者面前说的一样。

　　这也不会是杜鲁门最后一次诱使这位有超凡魅力的将军从事新的行业——当然，前提是艾森豪威尔要表明自己是一名忠实的民主党人。这部分反映了杜鲁门的谦逊。在共同应对战后时代的一些最大的挑战时，他对这位将军的尊重也变得更深：欧洲重建、犹太人定居、战犯审判、苏联野心。当乔治·马歇尔于1946年卸任陆军总参谋长时，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担任这一职位。艾森豪威尔回忆时说：“我对他讲，我还不如退休呢。但是他说，他在那时特别需要我。”

　　让战争机器在和平时期起作用绝非易事。那时，妇女们给国会办公室送去印着“把孩子父亲送回国”的童鞋，海外的士兵要求派船接他们归国。艾森豪威尔欣赏杜鲁门的遣送老兵回国的承诺以及他对住房、医疗和《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的推动；而老兵的服役消耗了20%的联邦预算。军队重组对两人来说都是大事：虽然陆军希望统一，而国会中的海军和空军总体上持反对态度。如果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帮助，杜鲁门很难让重组方案通过国会批准。但这项任务要求妥协，会让人沮丧，要远比领导战时部队让人不愉快。

　　1946年末的一天，艾森豪威尔给杜鲁门送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杜鲁门写下这样的谢意：“我想我会猛喝了它，而不是让那些在这里晃荡的‘恶棍’们喝了我的威士忌……或许您和我能想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分享这瓶酒。”

　　两人一起合作得挺好，虽然他们的来往大部分还很官方。第二年，当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委员会请艾森豪威尔当他们校长时，他接受了，杜鲁门也对他表示了良好祝愿。1947年7月，杜鲁门在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过一次长谈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在那能做什么工作？”杜鲁门回忆，他们讨论了另一位将军的野心：杜鲁门的杰出但也很难相处的亚洲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将在1948年共和党代表大会时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回到美国。

　　“我对艾克说，如果他那么做的话，他（艾克）就应该宣布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而我将愿意排在他后面，或者成为副总统，艾克和我能够胜选，而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将很高兴离开这巨大的叫做白宫的白色牢笼。”杜鲁门写道。

　　对话结束时达成了一致意见：艾克不会转述我的话。杜鲁门发誓，“我也不会引用他的话。”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的日记里称这次谈话“让人震惊……我不知道5年后杜鲁门是否愿意（或者想要）记起他那令人吃惊的建议”！

　　你得知道杜鲁门是否能预见到政治野心会让朋友分道扬镳。1948年1月1日，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杜鲁门送去新年祝愿。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杜鲁门对他说的话，“艾克，不管你做什么，或者不管你有何计划，让我们确信，任何事都不会影响我们个人间的友情。”

　　罗斯福派的反叛

　　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不感兴趣时，杜鲁门是为数不多的相信这话的人之一。艾森豪威尔说：“所有记者都知道，政途很崎岖。然而，每个人都认为，任何有机会踏上政途的人，他们都想试一下，任何否认这种野心的人都是骗子。”但不仅仅记者是这样。1947年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属于哪个政党——而且他似乎对此也不关心。

　　那年秋天开始到1948年总统大选年，民意测验显示，尽管杜鲁门将勉强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管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还是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艾森豪威尔都将轻易击败他们所有人。“选举艾森豪威尔”的支持派发表誓言，不管他愿不愿意，他们都会将他的名字放到新罕布什尔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总统初选中去。

　　“让我的名字置于政治旋风中，这正变得让人尴尬。”1948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但是扭捏作态只是游戏的一部分，记者们坚持认为将军喜欢这出戏。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墓前献花时，艾森豪威尔被一名在西服翻领上佩带着“选举艾森豪威尔”字样纽扣的人拦住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把那东西拿下，扔掉吧。”但是，据一位记者说：“当他说这话时，笑容满面。”一个星期后，他写了封信给煽动“选举艾森豪威尔”活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媒体，正式而断然地退出了他从未真正想参与的竞选。理由包括：不愿意和他的总司令竞选，他知道后者将与之激烈竞争；不喜欢党派政治；相信“将军从政不利于国家和军队”。他肯定政治是份高贵的职业，然后又补充说，“我让自己完全退出政治舞台的决定是明确而绝对的。”

　　同一天，他也辞去了陆军首长职务，准备去大学做校长。在他写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中，他说：“您的鼓励、理解和最重要的友谊，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这或许是艾森豪威尔政治生涯的终结。共和党人确信他们将最终从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杜鲁门手中赢回白宫，政党领袖不想和一位广受欢迎的战争英雄打交道，更何况他们不了解其观点，也不能控制其行动。他们对杜威成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感到很高兴。是民主党人触发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政治斗争——这点违背了他们两人的心愿。

　　当民主党人即将召开194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时，很多人进行了总结，借用一位纽约州代表的话说：“我们亲爱的杜鲁门总统，这个我们都喜爱的人，可能不会获得连任。”政党党魁和大城市市长以及在任参议员都要他退位。自由派向杜鲁门开炮了。罗斯福的忠实顾问哈罗德·伊科斯写信给杜鲁门说：“您可以选择自愿而有尊严地退休，或者被觉醒后愤愤不平的国民赶下台。”社论作家更是直言不讳。《芝加哥论坛报》保守分子称他“无能”，而《洛杉矶时报》则称他是“这个国家很长时间以来在最高职位上见过的最愚蠢的人”。

　　现在，罗斯福尚存的亲信们对杜鲁门群起而攻之。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夫写道：“记忆中没有任何总统，即便是胡佛在他最黑暗的日子里，都没受到他自己政党如此公开的鄙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10天，罗斯福的儿子富兰克林和詹姆斯，以及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支持新近开展的“美国人支持民主党行动”，要求开展“抛弃杜鲁门”运动，并且招募艾森豪威尔领导他们。

　　就这样，前总统的家人向前总统亲自挑选的继任者开炮了。他们给每一位民主党代表都发了电报，用艾克的名字换掉杜鲁门，希望赢得足够多的代表在首轮投票中狙击杜鲁门，不管艾森豪威尔本人对成为新总统是否感兴趣。总统顾问拉克·克利福德回忆说：“一边是杜鲁门总统，他已经通过了那段时期中存在的所有的自由派的考验；另一边是职业的自由派组织，他们展示了真我。他们对一位自由派候选人不感兴趣；他们对他们认为的能够赢得大选的人感兴趣。”

　　于是，艾森豪威尔再一次被迫露面并断然宣布：“我此刻不会将自己打上任何一个政党的标签，也不能接受任何政府事务的提名，或参与党派的政治竞争。”对于杜鲁门而言，他已开始喜欢总统这份工作，他希望“和那些不喜欢民权立场的南方民主党人公平战斗；和那些感觉到被杜鲁门抛弃的新政拥护者斗争；和那些担心因他惨败而导致自己被丢弃的市长们斗争”。

　　杜鲁门后来说：“当白宫里的总统决定他想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没有人能阻挡他。”

　　杜鲁门一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艾森豪威尔就给他以热烈的祝贺，尽管他选举期间并未投票选举他。他写道：“在我们的政治史中，没有人曾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成绩可以清楚地追溯到个人的那种十足的勇气和战斗的心。”艾森豪威尔再次向杜鲁门表示了他的忠心，并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其效力。

　　他有理由对杜鲁门表示特别感谢：正是因为杜鲁门的亲自干预，美国国税局认定艾森豪威尔只是业余作家，因此对他的战争回忆录《欧洲十字军》的所得税按照25%征收，而不是75%，这不仅仅意味着玛米·艾森豪威尔终于能得到她的第一件貂皮大衣。艾森豪威尔给杜鲁门送了一本他签了名的书，这也是除了他家庭成员外，他送出去的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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