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士光文存（全六卷）_管士光著_9787010171647

共六卷，精选了管士光30多年来的部分论文、论著，共230多万字。第一卷收录了管士光对文史哲及出版业务研究的论文和文章；第二卷收入六个小册子，分别论述了唐代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史学史及哲学史的的相关内容；第三卷集中研究唐代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高适与岑参，其中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第四卷是对唐代诗人李白的专题研究，既有对李白诗文的全面研究又有李白诗文名篇的分析、鉴赏，这是管士光研究生时既开始的课题，因而有相当的深度和较丰硕的成果；第五卷仍是李白研究专题，收入对李白所有诗作的注释及“李白生卒创作简表”、“李白诗作版本简目”，对李白生卒的考察和对其诗文的系年，均有学术价值，以期使读者对李白及其诗文有更全面更客观更准确的认识和了解；第六卷是关于唐诗宋词的注释和品读，其中体现了管士光对唐宋名篇思想特点、艺术特色的研究成果，因为新见迭出，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①《新唐书》说玄宗开元时：

　　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②

　　因而杜甫在《忆昔》诗里感慨道：“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当时唐代交通如《历代盛衰户口》和《通典》的记载是：以京城长安为中心，东至宋汴，以达山东半岛；西至凤翔，以入西川；西北至凉州，以通西域；北至太原、范阳；南至荆、襄，直到广州；沿路都有店肆，接待过往行旅之人。而且还有以运河为主的水路，也十分便利。《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七条对外交通要道，分别通向高丽、天竺等方向。可见唐代的交通是相当发达的。

　　这种有利的交通条件，使诗人们走出了自己长期生活的故乡，去祖国各地游历，不管这种出游是为了寻找仕进的机会，还是为了求仙访道，抑或纯粹是为了欣赏大自然的美。总之，祖国的壮丽河山的确给了诗人们许多灵感和激情，使他们写出了动人的篇章。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庐山谣》），他在二十五岁时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四面八方，即使像孟浩然这样一向称为“襄阳诗人”的人也曾入京赴举和远游吴越，并且还到过四川。他说自己“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在游山览水的过程中，他们写下了大量描绘祖国秀丽山水的美好诗篇。王维还曾远行边塞，写下了描写边塞风光的佳作，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都是非眼见不能道出的。

　　正是唐代国家的统一和交通业的发达，才使得大批中小地主阶级中的人物能四处游历。壮丽的山河陶冶了他们的性灵，激发了他们的诗兴，政治和仕途的失意，使他们把情感和兴趣倾注在山水景物之中。因此，大量地描绘山川河流的诗篇就应运而生了。如果没有这样方便的交通，诗人们就不能自由地远游便访，也就不能把祖国的山水之美尽收诗中，这是很显然的。同时，由于遍览了祖国壮丽、雄伟的山河，培养了诗人们一种对山水自然的热爱之情，即使描写自己庄园里的景物时也往往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因为：诗人们在周游祖国名山大川的时候，不仅经历了思想的变化，而且也经历了审美意识的变化，他们更加注意把山光水色作为自己描写的主要对象，更能体会和揣摹自然山水中的妙趣。这种审美意识的变化，也影响了诗人们其他题材诗歌的写作。这是因为诗人的审美和创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是彼此无关的。这就是为什么孟浩然远游吴越以后重归襄阳，写的小诗甚至更为传神的原因。

　　社会为诗人们提供了可以过安然的田园生活和行旅生活的条件，但是从主观方面讲，诗人们为什么能安心于田园生活和山水之乐呢？这就必然要探究其社会思想的影响了。由于“终南捷径”的吸引，政治斗争的激烈以及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老思想，使整个唐代社会弥漫着浓厚的隐逸风气。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诗人们当然不能超脱其外，再加上阶级的和个性的原因，就出现了主要倾向是出世而不是人世的诗人群。我们只要检阅一下山水田园诗派诗人们的作品以及有关他们的各种记载，就会发觉：这些诗人在思想上都比较消极而喜欢隐居。如王维虽然没有失去官位，但却长期隐居辋口，他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长府》），又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干脆归入佛门去了；孟浩然隐居鹿门山，他的《夜归鹿门歌》说：“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在《秋登万山寄张五》诗里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在人京考试失利以后，他表示：“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京还留别新丰诸友》），更由于“风尘厌洛京”，而“山水寻吴越”了①；其他诗人如储光羲隐居终南山（有《终南幽居》诗）；綦毋潜“归隐江东”；祖咏隐于汝坟……在政治上，一般地说：这些诗人不像边塞诗人那样积极人世、乐观待物，而往往程度不同地沾染了消极避世，洁身自好的思想，有的还相当严重。这样就使他们或者远寻山水之乐，把自己的闲情寄托于自然景物之中，或者安于田园隐居，终日远离人世纷争。但并不是说山水田园诗派的诗人们是绝然忘情世事的，他们的思想在前后期也并不完全一样。如王维前期有较强的仕进之心，而安史之乱后才归入佛门；孟浩然在游山玩水中仍唱道“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即使在隐居过程中，他们也不是对世事全然不关心的。王维在《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里说：“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孟浩然说自己和“二三子”“俱怀鸿鹄志，共有鹊钨心”，并对社会表示了不满，他说：“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希望社会做到：“去作人无陷，除邪吏息奸”，其他山水田园诗人也有相近似的情绪。但这毕竟不是他们思想中的主要倾向和主要方面。许多诗人的出外周游和隐居田园在精神上其实是一致的。他们有的官成身退，于是乎悠哉游哉；有的虽然心存魏阙，却身在江湖。虽然各人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相近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情趣，却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在总的方面是接近和相似的。他们生活在安静的田园里和美妙的山水中，每日所见无非是田园生活的闲适，是皎洁的月亮，是幽静的竹林，是奇异的花草，或者是肃穆的远山，如练的长河；每日所闻也常常是溪水的汩汩，是春鸟的欢鸣，是田园的犬吠，是孤独的琴声……在这样的环境里，诗人们的感情很容易是平静和缓的，有时甚至是淡漠的。文学是现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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