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在远征之前
本书是受意大利探险家吉欧托·达奈利一段探险之旅的启迪而产生。达奈利在一九一三年与一九一四两年间从意大利远征喀喇昆仑山，他对此地的风貌有如下的描绘：“……所有老一辈的旅行家皆认为，巴尔蒂斯坦乃是西藏最西之端……”目前尚无人有机会合法进入西藏，我也还不确定自己想在这个时候进入那个地区，不过说真的，能到“最西之端”一游，对我的确颇具吸引力，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赶到伦敦的巴基斯坦驻英大使馆，打听进一步的信息。
先前的十四个月，我的日常生活完全围绕着印度打转。怎么说呢，因为除了撰写中的印度旅游书之外，我还花费了极大的心力想要充分了解印度的文化。我亲自到印度待了一阵子，其余的时间全都拿来阅读、思考、写作，以及感受有关印度的一切事务，可以说是排除了所有的杂务。这十四个月真是一段极富挑战、刺激、疲累但又很有意思的时光——不过，一切却在刹那间突然结束了。我的书才刚刚出炉，停笔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人就已经到了巴基斯坦驻英大使馆。
就在我和一群长途跋涉到此的旁遮普人聊天的当儿，立刻便感受到有些美国人所谓的“文化冲击”。假如我从印度文明转换到巴基斯坦文明能相隔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这种情形大概就不至于发生了。可惜情况并非如此，因此这两者之间在许多层面上的遽然改变，对我的震撼也就在所难免了。
先前的几个星期，我经常出入“印度之家”，因而留下了印度是富国的印象，但是位于朗兹广场的巴基斯坦大使馆却截然不同（至少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时的情况是如此）。当然，这里的某些房间维持了大使馆应有的标准，但是其间的许多回廊、走道以及楼梯还是感觉到简陋。不过，这个早上还是令我有一种仿佛回到家的放松感觉——因为完全没有遭遇到任何阻碍。
若硬要将印度与巴基斯坦拿来做一番比较，其实是蛮危险的，总难免会出现“顺得姑情而逆了嫂意”的情况。但是为了对这个次大陆完全不熟悉的读者，我也只得甘冒得罪双方的大不韪，试着为各位说明。
大多数的欧洲人会发现，与巴基斯坦人建立起单纯的友谊，要比与印度人来得容易；而我们一般人总是比较同情弱者，两相比较，巴基斯坦自然是属于比较弱势的一方。印巴分裂之时，印度承袭了万事俱备、运作井然的行政首都；反观新立都于卡拉奇的巴基斯坦政府，甚至连一台编列名下的打字机或电话都没有，中央政府也不是在国有大楼中办公，而是将一些铁皮屋和破旧的私人住宅暂时权充。再者，《分裂协议书》中载明应划归巴基斯坦的大批军火，却仍旧全数掌握在新印度政府的手中，奥金莱克元帅位于德里的指挥总部也早已遭废除，来不及监督军火的移交行动。此外，除了著名的奎达官校以外，大多数军械工厂以及军校都在印度境内。印巴分裂初期，尽管巴基斯坦人情况愈来愈不利，并没有得到他们期待的外援，却依然表现出不凡的勇气。相较之下，印度由于较具影响力，反而获得几个强权国家较多的奥援。
在这种种情势之下，巴基斯坦自然博得其他国家的同情。也或许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欧洲人自觉与他们容易沟通。不过如今情势已不可同日而语，政教合一制度在西方国家并不盛行。一九六〇年以来，巴基斯坦政府采取了许多乌列马不可能准许的措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阿尤布·汗总统所颁布的“伊斯兰教家庭法”，其中有关于禁止一夫多妻制以及离婚的规定。
其实观光客会发现，以伊斯兰共和国自居的巴基斯坦，其政教合一的色彩并不浓厚，反倒是印度的宗教意识要更强烈些。由于笔者最近曾亲自造访印度与巴基斯坦境内数个历史悠久的基督教机构，所以可以断言，自从一九四七年印巴分别独立之后，基督教教会在巴基斯坦的传教工作，要比在印度顺利得多，而且即使是巴基斯坦最具有权势的毛拉，其影响力也远逊于爱尔兰的天主教主教。
远在印巴分裂的七十多年之前，印度“伊斯兰教复兴”组织的领导人，便积极致力于伊斯兰教的现代化，令毛拉感到深恶痛绝。这些改革者支持巴基斯坦建国，毛拉却一致反对，其理由不单是基于这项主张违反传统，而是民族主义会破坏伊斯兰教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
巴尔蒂斯坦涵盖的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约自一八四〇年起便由克什米尔的邦主统治，因此现在成为印巴两国之间“有争议领土”的一部分。联合国的停火线，将巴尔蒂斯坦的东北部、东部及东南部边界画成一个半圆形，约从中国大陆的边境，一直延伸到接近伯吉尔隘口之处，形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我在卡拉奇的时候，曾有一位喝得半醉的信德族人正经八百地告诉我，“那里是性感带的相反——让人觉得很讨厌而不是喜欢”。）因此我早已做好心理准备，非得费好一番工夫不可，才能拿到进入巴尔蒂斯坦的许可证（说不定根本就拿不到）。就我所知，印度政府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其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边境区域，想必巴基斯坦政府也是照此办理吧？
当我终于找到大使馆负责的相关单位并提出申请时，那位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目和善的先生打量我之后回答说：“你不必申请签证或许可证就可进入我们的北部地区，只要你持有有效的爱尔兰护照，便可以到巴基斯坦的任何地区旅行，而且停留时间也没有限制。”
“什么！不需要办许可证？”我不可置信地问他，“您确定吗？”
那位和善的先生回答说：“非常确定，我们又没有什么需要掩人耳目的，我们欢迎每位旅客到巴基斯坦的任何地区游览。不过根据联合国的规定，你只能到达停火线十英里以外的地方，除此之外别无任何限制。”接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印刷精美的小手册，介绍“吉尔吉特—罕萨—斯卡杜”，一看之后心情便往下沉，是我来晚了吗？难道巴尔蒂斯坦（斯卡杜是巴尔蒂斯坦的首府）已经成了一个旅游重镇？其实我根本过虑了，巴基斯坦观光发展公司是一个新单位，所以说得比唱得好听，它所提供的信息，或许在十年后还有机会兑现，但是一九七四年的巴尔蒂斯坦仍只是全亚洲开发程度最低的一个居住区域。
观光发展公司的资料很不可靠，根据小册子里所写的：“在吉尔吉特到斯瓦特谷地的塞杜沙里夫之间，新近修筑完成一条长达三百零二英里、路况良好的公路。”在离开伦敦之前，我原本计划帮女儿蕾秋在塞杜沙里夫买一匹小马，再从那里拐进新修筑好的印度河公路，它便位于印度河与吉尔吉特河的汇流处附近。但是到了拉瓦尔品第之后，我的美梦泡汤了。幸亏如此，否则恐怕我这条老命早就休矣，根本无法活到现在跟各位报告我们的旅程。差不多快到十二月底的时候，斯瓦特发生地震，造成数千人死亡，而印度河公路更坍方长达四十英里。
在我们前往巴基斯坦的时候，蕾秋还不满六岁，有些人听到我要在冬季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到喀喇昆仑山，都很不以为然。不过蕾秋可不是玩票级的程度而已，她在去年冬天就已经和我一起在南印度待了四个月，算是她的首次亚洲之旅。她认为，若非那次的表现十分成功，我不可能考虑这次让她同行。当然我们都很清楚，这次的旅途绝不可能一路风调雨顺，而且还需要高度的耐力——以一个六岁孩童的标准而言——因为对她这么个外国孩童来说，途中并不太容易遇到玩伴。不过我知道，蕾秋这孩子一向对物质要求很低，活力充沛又很能吃苦，一天走上十至十二英里绝不成问题。再者，虽然蕾秋天性喜欢有人作伴，但是身为独生女，她一向便颇能自得其乐，适应力要比大多数同龄的孩子高出许多。
我个人认为，小孩五到七岁这个阶段比较能够适应艰苦的旅行，因为五岁以下的孩子生理还不够成熟，难以应付健康上的危险；而七岁以上的孩子，又比较不能够以达观的态度适应生活中的不便，以及各种奇风异俗；孩童在八岁左右，就已经建立起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而且通常是强烈的），并不太乐意遵从父母的领导。反正情况就是如此，我已经打算下一次我们母女俩的共同出游——如果还有下次的话——必须是我们两个都同样喜欢的目的地才行，而不是像这次一样由我片面决定，然后强迫她参加。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我们终于搭乘飞机前往卡拉奇。虽然我们两人带的行李都还未到免费载运的重量上限，可是似乎还是带得太多了。对于那些极力主张轻装便简的人士来说，我们为了度过这个寒冬所带的行李，还是稍嫌过重。我把我们这次随身携带的行李列了一张清单，见附录。
黛芙拉·墨菲（1931- ），爱尔兰探险家、旅行作家，双亲是都柏林人。她常以骑自行车或徒步的方式旅行，并定期出版她在四大洲偏远地区的游记长达四十年。此外，她的写作题材涵盖北爱尔兰问题、核工业的危害，以及英国的种族关系等。墨菲著作丰富，作品还包括《单骑伴我走天涯》《骑骡游埃塞俄比亚》等。目前她住在出生地沃特福德郡。《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她是“追寻失落桃花源的行家”。
第二章 印度河峡谷漫游
加格洛，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打赌，蕾秋不可能有机会再过一次这么奇特的圣诞节了。太阳才刚升起，北方侦察部队（他们的练习场地就在附近）的军乐队，就开始响亮且快速地演奏起《美好的往日》这首曲子，而且一口气就演奏了半个钟头。我不清楚他们演奏这首曲子究竟是为了追悼某位基督徒军官，还是部队庆祝宰牲节的方式，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半个人了解这件事。这是个阴暗、寒冷的早晨，云层很低，七点三十分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响雷般的嘈杂声，当中还夹杂着两军在交战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声。我们急忙冲出餐厅门外看个究竟。原来是二十匹马术队的小马，披着色彩鲜丽、缀有流苏的鞍布，整齐划一地奔驰而过，看起来就像是穿着美丽服饰的轻骑兵队。骑在它们身上的马术队员身着轻便服装，手持挂着三角旗的长矛。除了我们母女俩以外，没有人出来看热闹。不知道这些轻骑兵队要去哪里，不久他们便消失在了灰茫茫的晨雾中。
没过多久，云雾散去，我们便趁着等候穆罕默德的空当，沿着河的左岸快步走了一阵。正午刚过四分钟，穆罕默德便出现了，倒让我十分意外，不过现在却又发现找不到停车场的钥匙；我们猜想，大概是停车场的老板把钥匙带回家去了，他家距此地可有七英里。我自告奋勇地表示，直接把锁敲坏就是了，我会负责赔偿（反正一把新锁只要二点五个卢比），不过穆罕默德对我这个不道德的建议置之不理。既然如此，我便要他赶快想想办法。就这样，我们无可奈何地隔着停车场木门上的板条，望着我们的吉普车被困在里面。
四十分钟后，一名年轻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把钥匙送来了，这时候却又找不到穆罕默德了。当他终于现身时，已经有人生好火放在引擎下暖车，行李已经放到车上，我们母女俩也在座位上坐定。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虽然引擎已经运转了好一阵子，可是车子却动不了。穆罕默德跳下车去，神情倒是很镇定，然后他拿了几个螺丝和几条电线，三两下就把车子给搞定了。穆罕默德的修车技术还真管用，我们在两点十分终于上路了。这条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只不过上回来的时候我是骑脚踏车经过。虽然这条路现在已经改称为喀喇昆仑公路，可是它的路面还是跟以前一样差，我必须沿路抱紧蕾秋，而且不准她开口讲话，免得万一遇上猛烈的震动把舌头给咬断。
愈往这条喀喇昆仑公路前进，我就愈发对那群筑路的中国工人产生一股钦敬之情，他们约有数百人，沿路每隔一阵子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挑战极度艰辛，使用的机器却又如此之少，我们只看到一辆卡车后面放着一台发电机，用来在岩壁凿洞放置炸药，偶尔会见到一辆手推车——我不知道手推车能不能算是机器；他们大多数的工作全是靠铁铲、铁镐、柳条篮子以及双手来完成的。在这些工人当中，看不出哪位是他们的工头或组长，他们全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高领连身工作服，做着同样的工作；最后这一点最是令我感动（当然也有点不习惯）。巴基斯坦的工头是绝对不动手的，他们还会刻意穿上与“苦力”不同的衣服，以示区别。
我们在四点钟过后抵达加格洛，此地距吉尔吉特河与印度河的汇流处只有数英里。不远处有个规模不大的巴基斯坦军营，我们在这里停车补货。营区的对面是巴尔蒂斯坦物资供应站，许多从平地开上来的卡车全在这里补充汽油、煤油、糖、面粉、米、香烟、茶叶、炼奶、衣服以及其他几样物品，这些货物全都是由一些小吉普车趁着好天气时载运上来的。
到了这个时候，穆罕默德终于露出了一点紧张的神色，不过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此时午前的太阳早就下山了，四周的高山全笼罩在一片云海之中，而巴尔蒂斯坦则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穆罕默德在供应站的朋友对于前程很不乐观，他认为在这样的天气下，不太可能兼程赶到斯卡杜，因而建议穆罕默德尽量往前走，等到路况真的看不清楚时，便找个地方住下来休息一晚——我觉得这个主意甚好。他们俩完全是以他们的语言在对话，我是怎么知道他们谈话内容的呢？这就是了，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还算能理解乌尔都语，尤其是在遇到压力的时候。
我和蕾秋都很喜欢穆罕默德，他个子很高，瘦瘦的，而且很英俊。他身上穿着宽大的巴旦式灯笼裤，上面则罩一件满是油渍的厚夹克，头上用羊毛围巾随意扎成头巾的样子。虽然他穿得如此随意，可是仍旧和一般的巴旦人一样，不论衣着及职业有何不同，全都散发出一股君临天下、雍容华贵的气派。穆罕默德是那种话不多，可是绝对不是不友善的人，让我深受吸引。即使是和朋友在一起，他也不说一句废话，而且除非必要，否则绝不跟我们闲聊。我认为，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比他更令人放心的司机，来载我们穿越印度河峡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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