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册谈论日本的小书，既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旅游指南，只是个好奇的读书人“行万里路”时的随笔札记。前三辑没有变化，原版第四辑的文章全部去掉，而是增订十则短文，都与“阅读日本”有关。而记录年初四国之行的第五辑，则是道地的“新鲜出炉”。
本书是陈平原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走访日本的观察和记录，用作者的话说，这册谈论日本的小书，既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旅游指南，只是个好奇的读书人“行万里路”时的随笔札记。他抱持对“爱国的自大”的警惕，希望日渐富裕的中国人，自信之余，也需自省，方才能做到“不卑不亢”。这本旅行笔记，正可谓做到了这一点。此次增订，对两辑文章全部更新，更有“新鲜出炉”的四国之行。作者“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也借此“向多年前启迪过我的日本文化或帮助过我的日本学者致意”。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中文系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di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995、1998、2003、2009、2013）等。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种。治学之馀，撰写随笔，藉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东京的古寺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东京没有“古寺”。东京的寺庙本来不少，可经历江户时代的三大火事，再加上本世纪的关东大地震和美军大轰炸，难得一见百年以上的建筑。即便不计较多次的翻修与迁移，江户开府至今不到四百年，东京的寺庙能“古”到哪里去（《浅草寺史略年表》溯源到七世纪中叶，可屡建屡烧，目前的本堂是1958年落成的）？难怪许多到过京都、奈良的游客，对东京的寺庙不屑一顾。半个多世纪前和哲郎记录游览奈良附近古寺印象的《古寺巡礼》，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名著；淡交社正在印行的大型系列图录《古寺巡礼》，也以京都、奈良两地为主。手中有一册角川书店编的《图录日本美术》，收录并简介被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雕刻、绘画、工艺、建筑，是我游览古寺或博物馆时必带的“指南”；其中十六世纪以前部分基本与东京无缘。
谈论考古和艺术，“时间”具有绝对的价值。一千多年前的佛像，不管多么粗糙，只要能流传至今，便有惊心动魄的魅力。“文物”之所以显得“古雅”，小半赖人力，大靠半天工。不必“嗜古之士”，一般人都会对此类能引发思古之悠情的“文物”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东京是贫乏的──博物馆自然除外。对于曾经在长安城根拣过秦砖汉瓦、或者在西域路上遭遇“秦时明月汉时关”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感觉尤其突出。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不从“考古”而从“历史”、不从“艺术”而从“人情”来品读，东京其实不乏值得一游的“古寺”。叹息东京“古寺不古”者，大概忘了历史时间的相对性。倘若东京的古寺能帮助我进入历史，阅读我所希望了解的江户文化，那又何必过分计较其年龄？今日的东京，到处是高楼大厦，想追寻江户时代的面影，还真的只能借助这些不太古老的寺庙。“江户东京博物馆”固然让我动心，也给了我许多有关“江户”的知识；可我更愿意在香烟缭绕的寺庙边，抚摸长满青苔的石碑，似乎只有那样才能真正感觉到“历史”的存在。
当初不大满足于“博物馆文化”，主要是考虑到其中凝聚了太多的专家的理性思考，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限制了自家想象力的发挥。野外作业有惊险，有失败，也有意料不到的“发现”──在专家或许不算什么，在我却可以陶醉好几天。精鹜八极，神游四海，尚友古人……一觉醒来，眼前依然是东京的高楼大厦。既不感伤，也无惊喜，对自己笑一笑，上图书馆去也。
很快地我就明白这里的陷阱：东京的“野外”其实一点也不“野”，我的作业对象并非“原初状态”。寺是重建的，墓是重修的，碑也有不少是重刻的。除了地震和战争的破坏，还有重建时整理者有意无意的“歪曲”。常会诧异江户人为何不讲礼节乱搁石碑，事后想想，可笑的其实不是整理者，而是我之“信以为真”──呈现在我面前的并非“真正的历史”。明白了这一点，“古寺巡礼”时便有了双重的考据任务：既考古人，也考今人对古人的理解。带上一册“江户古地图”（此类图书甚多），还有安藤广重的“名所江户百景”，在东京街头散步，不时会有莫名其妙的叹息或微笑。
相对于观赏国宝级文物时的“焚香顶礼”，摩挲路边饱经沧桑的石灯笼或者街角略为残缺的地藏菩萨，心情轻松自由多了。没那么多谦恭，也没那么多虔诚，用一种通达而又略带感伤的眼光来看待古人和今人，思维自然活跃些。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古今对话中，“艺术美”逐渐为“人情美”所取代。所谓“线条”、“结构”、“韵律”等的思虑，实在抵挡不住佛家的“大慈悲”──起码在东京的寺庙里是如此。比如，位于目黑的大圆寺里，有一尊很不起眼的道祖神像，在墙角的大树底下“乘凉”。此乃中国的行路神，在日本则专管儿童和爱情，故刻成男女合体“勾肩搭背”的浮雕。我不知道这一对矮敦敦、胖乎乎、笑嘻嘻的小儿女组成的道祖神是否真有法力，一瞬间竟把我“镇住了”。无暇借问作者是谁，也不想考据创作年代，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充满稚气的神像里，蕴含着对世俗人生的热爱、以及周作人所再三赞叹的日本之“人情美”。
东京寺庙之所以让我流连忘返，很大程度正是这种充溢其间的“人情”。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浅草寺、增上寺，还是我居住的白金台附近的若干“无名”小寺，都是有信徒、有香火、有佛事、因而有生命的“活寺”。我很看重这一点，这正是收藏丰富的博物馆所不具备的。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佛事，也见识了真真假假的信徒，自认对日本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大概是我逛寺庙的最大收获吧？
（初刊《中华散文》1995年第1期）
木屐
小时候不喜欢木屐，主要是嫌重，穿上无法快跑或者蹦跳，玩游戏时总吃亏。
上学了，按规定不能打赤脚，可抄近路需要跳水沟踩田埂，穿鞋实在不方便。把鞋带一结，挂在书包上，光着脚丫子在泥地上跑，挺舒服的。偶尔也把鞋挂在脖子上，但那必须是新鞋才好看。到了学校门口，擦擦脚，穿上鞋，一下子“文明”起来了。
十五岁那年当了“知青”，来到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小山村，终于体会到木屐的好处。村里的水沟不大通畅，加上母猪率领小猪东游西荡（肉猪可圈而母猪必须放养），一到雨天街上猪屎和着稀泥，只有穿着木屐才能安然无恙。村民一般早睡早起，夜里十点以后，周围静悄悄的，巷口传来木屐声，大半是朋友找我聊天来了。石板路上深夜走木屐，清脆又悠扬。失眠时，数着远处夜行人的木屐声，也能渐渐沉入梦乡。
久居城市，重做“文明人”，只好告别木屐。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木屐实在不方便；住楼房深夜踱步，楼下肯定抗议。当然也有“从众”的压力，不敢过于“招摇”。已经隐去了的记忆，读黄遵宪和周作人关于日本“下驮”的描述，才重新恢复过来。此次东渡，很想听听东京街头的木屐声，顺便理解黄、周二人之争议。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述及“声声响画廊边，罗袜凌波望欲仙”的木屐：
屐有如丌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两歧。
据黄氏考证，此乃中国古制，与其时尚流行于南方的木屐样式不同。周作人赞赏黄氏的观察，不过认定日本木屐的“梁作人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吾乡与黄氏家乡相邻，风俗相通，自是不能同意周氏的意见。穿木屐到底是夹着还是套着方便，很大程度是习惯使然。周作人将其归结为中国男子裹脚故脚指互叠不能衔梁，未免牵强。不同于黄遵宪的风俗介绍，周作人之《日本的衣食住》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很能体现其个人趣味：
去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国大学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如今本乡东大附近旧书店仍在，可难得见到穿和服着木屐的读书人，更不要说“曳杖”了。
偶然在校园里见到一位着木屐的学生，看他上身西装，下身牛仔裤，肩上的书包前后晃荡，再配以踉跄的脚步，实在有点滑稽。那学生大概自觉很好玩，一路左右顾盼；我则从这颇具反讽意味的摹仿中，意识到木屐的“死亡”。
那天雪后初晴，我从东大回家，忽闻前方有念佛声。转过街角，见三位僧人各持一面小鼓，匆匆赶路。伴随着鼓声和念佛声的，便是那清脆的木屐声。大概出于苦行的考虑，天寒地冻仍不着袜。平日走路已属“匆匆”的我，赶上着木屐的僧人也都不易。踩着鼓点，跟在僧人后面念佛，直到实在跟不上才想起应该回家了。
于是，站在路边，目送渐渐远去的僧人，还有那木屐声……
（初刊1994年8月5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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