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出版人郝铭鉴先生的编辑随笔集，还有十多年来为《编辑学刊》撰写的卷首语合集，反映了一段生动的中国出版历程。收入本书的随笔大都写于2009年以后，全书部共分三辑，分别是“编织”“编品”和“编艺”。“编织”谈的是对出版大势的判断，出版本质的理解；“编品”谈的是编辑的自身修炼，既包括个人品质，也包括职业素养；“编艺”重点说的是编辑功夫，特别是文字能力。
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出版人郝铭鉴先生的编辑随笔集。收入本书的随笔大都写于2009年以后，全书总共分为三辑，分别是“编识”“编品”和“编艺”。“编识”谈的是对出版大势的判断，出版本质的理解；“编品”谈的是编辑的自身修炼，既包括个人品质，也包括职业素养；“编艺”重点说的是编辑功夫，特别是文字能力。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灯光，朱光潜先生说“没有书籍，人类就只能处在茫茫暗夜之中”。编辑就是传承“灯光”的使者。为了做出版工作，编辑心中也要有“灯光”，心明才能眼亮，否则，在文化选择中，难免会迷失。在现实生活中，编辑总习惯与灯光为伴，继承“青灯黄卷”传统的编辑大有人在。“灯光”塑造着出版的形象。书名为“出版的灯光”，点明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与出版目的。
我对“灯光”情有独钟
（自序）
这是一本编辑随笔集。
我的职业理想是教师，却与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分配原分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为了圆我的职业梦，想方设法换为中华印刷厂职校，谁知到出版局报到时，却被局里改分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正值“文革”肆虐时期，我在“人民”呆了不到半年，便开始了身不由己的长达十年时间的“折腾”：一会儿在工宣队，一会儿在“五七”干校，一会儿又到了“市革委会”文教办公室。直到1978年重新分配工作，仍旧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命里注定了这辈子要吃编辑这碗饭。
早在学校读书时，我便喜欢随笔作品。魏金枝先生当时是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但他的主要身份是上海作协副主席，负责编《上海文学》《收获》等刊物。他写有一本《编余丛谈》，其中大都是编刊体会，我曾一读再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魏先生的潜移默化之下，到出版社工作以后，我也开始学习写作编辑随笔。
我的第一篇随笔，题为《从“笑嬉嬉”说起》，是投给北京的《出版工作》的，没想到竟受到了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是给刊物写，除《出版工作》外，还有《上海出版工作》；后来给报纸写，从上海报纸写到外地报纸，写得多的，当数《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我接手主编《编辑学刊》，刊物的“卷首”一般都是交代编辑事务，或者点评当期文章，我却把它改造成了由我本人执笔的随笔专栏。
我之所以喜欢随笔，主要是觉得它自由，灵活，兴之所至，笔之所至，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出版现象和读书生活即时发声，有一种“我思故我在”的乐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正式退休以后，不知不觉地处于边缘状态，成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再写“卷首”，便有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尴尬。每到刊物发稿前夕，姚丹红副主编给我说：“郝老师，……卷首下周要发稿了。”她说得柔声细气，但在我听来却如炸雷凌空，无异黄世仁登门。以后一连几天，便处在寻寻觅觅之中，晚上刚想了个开头，早晨又觉得一无是处，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折磨的过程。
我曾几次提出就此搁笔，希望他们另请高明，但一直没有得到允许。孙欢主编晓之以理，说这个栏目已形成特色，关系到刊物形象，要求我以大局为重；姚丹红副主编则动之以情，今天说张三为我的文章点赞，明天说李四是我的粉丝，仿佛我一旦搁笔，就欠下了天大人情似的。我是一个耳朵软的人，终于欲罢而不能，期期难写期期写，至今还未跳出苦海。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所在。在我的文字中，看不到宏大叙事，看不到热点解读，虽不至于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味发“思古之幽情”，但也只是找一些小角度，发一些小议论，缺乏令人震撼的厚重感。不过，我从不敷衍读者。我坚持从自己的职业经历来思考出版，“我手写我口”，我口道我心，不故作惊人之语。在文字方面，也是力求干净一些，顺畅一点，宁可清浅见底，卑之无甚高论，不想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徒增阅读的痛苦。知我笑我，悉听读者诸君发落。
收入本书的文字，大都写于2009年以后；2009年以前的，已选入《心中要有块石头》一书。为了让阅读有点节奏感，全书勉强分为三辑，分别是编识、编品和编艺。“编识”谈的是对出版大势的判断，出版本质的理解；“编品”谈的是编辑的自身修炼，既包括个人品质，也包括职业素养；“编艺”重点在案头功夫，特别是文字能力。三者只是大致区分，并无严格界限。
最后，对书名作一个交代。说到出版，我对“灯光”情有独钟。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灯光。朱光潜先生说得对，没有书籍，人类就只能处在茫茫暗夜之中。编辑就是传承“灯光”的使者。为了做好出版工作，编辑心中也要有“灯光”，心明才能眼亮，否则，在文化选择中，难免会找不着北。在现实生活中，编辑总习惯与灯光为伴，继承“青灯黄卷”传统的，编辑中大有人在。“灯光”塑造着出版的形象。
是为序。
2017年2月16日
郝铭鉴，著名语言学家、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编辑委员会执行主任。著有《文字的味道》《心中要有块石头》《萤火虫你慢慢飞》等书。
代序：做一个文化点灯人
编识纵横
敢问路在何方？
纸书还能“撑”多久？
瞧，他们在打赌！
“二十年后……”
破一破“华盖运”
出版好有一比
编辑是渔民
判断力，你在哪里？
刘再复说的禅宗故事
“一本书主义”
做一个读者是不容易的
小读者进场了吗？
呼唤“善本”
书籍是精神的化妆品
没人阅读的书只是一块石头
一“波”一“波”又一“波”
火炉里抢出的《气球上的五星期》
编品内外
做书要有工匠精神
易中天需要三种编辑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
仰视“老谢”
“征农”是谁？
《新青年》编辑钱玄同
王扶组稿
夏洛蒂和老史密斯公司
那楼，那树，那船
《看电影》的看点
哈琼文和《毛主席万岁》
面对《纽约时报》
万宝全书补只角
别被南怀瑾先生言中
“急转弯”和“黑童话”
唉，没有等到……
名人名言和轶闻轶事
站起来吧，编辑！
编品内外
我是买马人吗？
南派三叔的“秘笈”
编辑和“念稿子”
欧元和皮夹子
江泽民唱《捉放曹》
“人精遇上人精”
一个人和三十六卷
由“青歌赛”说起
日本的报纸
装帧设计要有“灵魂”
书贵和谐
莫言的“萝卜”
刀下留神
《荷花淀》删改的反思
别放过一个“初”字
冷盘、热炒、萝卜干
学会“喊一嗓子”
刮一场“蓝色旋风”
购书人的眼光
跋：接力赛中我这一棒
做书要有工匠精神
“匠”是一个会意字，方筐里装一柄斧头，本义指木匠。后泛指在某一方面有专门技艺的人。“工匠”便是这一类人的总称。工匠的舞台在制造行业，但李克强总理提倡的“工匠精神”，却适用于一切行业。何谓“工匠精神”？第一是热爱自己的职业，第二是视产品质量如生命，第三是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第四是能保持专注的工作状态……当代中国出版正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中国出版源远流长。追求善本，崇尚文化，是中国出版的主旋律。然而，毋庸讳言，它也留下了粗制滥造的痕迹。明代后期的出版便是一个例子。明代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印书成了文化时尚，可惜大都校勘不精，错漏严重，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擅易书名，乱删内容，随意改窜，自以为是，以致把古书弄得面目全非，大为后人所诟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有一句经典评语：“明人刻书而书亡。”日本有个叫太田锦城的学者也曾说过：“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得清人之书一卷。”这话虽然是就明代理学不如清代考据说的，但其中又何尝不包括对明人之书编印质量的批评呢？
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有所谓“跑马书”。顾名思义，跑马，就是出书速度快得像奔跑的马一样。据说，一部新电影上映，出版商只要买三张票，雇三个人进场观看，电影散场后就能开工：一个人编文字，一个人画人物，一个人添背景，一个通宵可以搞定。第二天一早交小作坊印刷，当天便能上市销售。这样的跑马书，上海滩上一天出笼二三十本，其粗劣程度可想而知。跑马书虽然泛滥一时，可在中国连环画史上，有哪一本跑马书能够立足呢？它们如一群脱缰之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本人进出版社后，听老出版家宋原放先生谈起过“跃进书”。大跃进年代，到处“放卫星”，工业“一日千里”，农村“亩产万斤”，出版自然也不甘落后。那时动不动就打“人民战争”，选题一旦通过，全社人人上阵，七手八脚，挑灯夜战，剪刀糨糊，东拼西凑，一本书转眼之间便大功告成。遗憾的是，出书速度创纪录地跃进，出书质量却断崖式地跃退。大跃进后检查图书，这些书全都不堪一查，最后只能作回炉化浆处理。折腾一圈之后，留下了四个字：劳民伤财。宋原放先生以此谆谆告诫年轻人：谁违背规律办事，谁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时期的中国出版，呈现出高歌猛进的势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材料还是印刷，都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已成为世界瞩目的出版大国。但图书质量又一次横在我们面前。一个幽灵，“泡沫书”的幽灵，正在图书市场上游荡。这些书的特征是：选题低层次重复，内容大幅度注水，编辑加工粗糙，文字差错频出……。它们已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出版的形象。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呼唤和发扬工匠精神，无疑是十分及时的，是极其必要的。这不仅是对传统出版前途的一次自我救赎，也是纸质图书提高竞争实力的一个难得良机。身为出版人，岂能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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