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朗的望远镜_张楚 [著]_9787532162987

本书以真实质感呈现婚姻结构中的平凡与复杂。男人夏朗向往美好，却被日常婚姻磨砺得失去了存在感，对遥远太空的探索成为他的精神寄托。这个爱好，让夏朗结识了一圈“怪人”，生活却由此和他开起了玩笑。

　　在云落

　　张楚

　　那年春天格外的漫长。清晨六点半，和慧准时按响我家的门铃，门铃声和卖牛奶、灌煤气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通常铃声第五遍响起，我才趿拉着鞋睡眼惺忪地去开门。和慧总是嘟囔着说，猪啊睡吧，猪啊睡吧，再睡就出栏了……我摸摸她箍在头皮上的短发，然后继续昏睡。那个春天，我的睡眠保持在十二个小时左右。也许，对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来说，睡眠是最得体最省钱的休闲方式了。等我九点钟起床，和慧已煮好黑米粥。毫无疑问她是个烹饪天才。当我嚼着黑米粥里的百合、桂圆和枸杞，我便恍惚觉得，漫长的一天有顿甜美的早餐是多幸运的事。

　　如果不出意外，此时和慧差不多能看完两部电影。那些碟片零零散散堆在客厅，我不清楚她怎么就挑选了埃里克·候麦。对于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候麦的片子难免过于沉闷晦涩。当她把《克莱尔的膝盖》、《飞行员的妻子》和《我女朋友的男朋友》看完，我极力向她推荐岩井俊二和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在我看来，忧郁和狂欢的叙事可能更对她的口味。可是她皱着眉头反问道：“这个导演，一辈子只拍了这几部片子吗？”这样，她又看了“四季”系列和“道德”系列。和我想象中不同，她说她最喜欢的是《冬天的故事》。我不知道她为何这样说。她应该更喜欢《秋天的故事》。里面有一座迷人的葡萄庄园。

　　她的头发比我刚搬来时长了，黑了。我记得冬天时她戴顶黑色雷锋帽，就像刚下火车的东北人，浑身笼罩着针叶林带的沼沼寒气。如果不看她的眼，你肯定以为这是个孤僻的男孩。我上一次见到她，她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儿，整天蜷在姑妈怀里嘬奶。当她犹豫着把帽子摘掉，我发现她剃了光头……到了春天，她的头发才根根耸立，毛扎扎犹如初生刺猬的氄棘。“别碰，”当我忍不住伸手摸时她警告我：“爪子拿开，小心本姑娘你。”

　　她总称自己为“本姑娘”。

　　我怀疑用不了多久，她就把我的一千多张碟片看完了。从北京搬到这个叫云落的地方，除了这些碟片和几件衣物，我什么都没带。不是不想带，而是压根没什么可带的。北京住了八年，除了干燥性鼻炎、胃溃疡、慢性咽炎、颈椎增生和几任女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些电影了。当然，这和我的职业有关。我在一座大学教授影视写作。当了几年讲师后，我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刚开始我并没在意，等到最后连大剂量的安眠药都无法让我的双眼闭合时，我辞掉了工作，来到了这座小时曾客居过的沿海县城。在我印象中，这里的空气终年是那种海蛎子味的糊腥气，既催情又暧昧。夏天遍地都是粉红单瓣的大丽花，粗茂的花蕊栖着小蜂鸟，它们的灰羽翼扑满了花粉颗粒。我是冬天搬来的，让我遗憾的是，这里的冬天和北京的冬天没有区别：天空犹如一条风干的巨型水母，伞帽罩住陆地上所有的树木、河流、人畜以及它们的影子，只有它的触手变成雪霰时，云落才在午夜变得明亮、温润。你能听到植物的根茎在静穆地呼吸。

　　还好，我的失眠症到这儿不久就不治而愈。来时我带了两部还没剪的纪录片，一部《恋曲》，一部《我十八岁时也打过老虎》。我先剪的《恋曲》。让我意外的是，每晚剪两个小时的片子后我就哈欠连天。我再也用不着大把大把地吞食药片了。那些曾经离我远去的甜蜜夜晚，现在以一种慷慨馈赠的方式还给了我，让我在这座并不熟稔的县城里独自享受着黑夜重又带来的荣耀。

　　“哥你发现没？”和慧皱着眉头问我，“候麦的电影里，人们总是不停地说话。”

　　“是啊，”我想了想，“那是他们心里的秘密太多了。”

　　和慧不屑地撇撇嘴，然后跟我下五子棋。我们的规矩是下五盘，五打三胜。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要三盘就结束了棋局——我一盘也赢不了。“你应该找位老师学围棋，”我说，“这种小儿科的游戏太浪费你的天赋了。”

　　“好吧，等我的病好了，我就拜个师父。听说县委有个姓张的秘书，曾经赢过马晓春。”

　　她得了再障性贫血。我来这儿之前，她刚在北京紫竹潭医院做完入仓手术。据说她被关进无菌仓里待了二十八天。她身体里的白细胞都被杀死了，然后医生往她的血液里注入兔子的细胞，让它们形成新的抗体。她曾跟我说过在无菌仓里的事。她带了一本《心经》和一台收音机。《心经》是姑妈送她的。姑妈在她得病后就成了一名居士，每日烧香拜佛。和慧白天读经书，晚上听午夜谈心节目。她说她最喜欢一个叫马克的男主持人，他总是劝导那些丈夫出轨的女人学会忍耐，这是让她失望的地方，可是他的声音就像“春夜里的黄莺”，这样，马克又成了一个可以让她忍耐的男人。

　　“你的意思是，这个男主播的声音很娘？”

　　“嘁，”她白我一眼，“你怎么这么损啊？我是说，他的声音老让我想起云落镇的春天。河呀芦苇呀翠鸟呀什么的……还有七星瓢虫。”

　　“你……有没有喜欢上他？”

　　“怎么可能呢？本姑娘心静如水。佛曰，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哎，你这种没有慧根的人，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

　　下完五子棋，我们就都不知道要干些什么了。有时我们手挽手去街上逛逛。姑妈叮嘱过我，和慧最怕感冒。通常我们只从住所溜达到一家叫“司马川造型室”的理发店，然后开始返回。她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个病人，我们都相信，她体内真的形成一种全新的白细胞了：犹如上帝重新创造了万物。

　　“等我痊愈了，我就没空陪你了，”她总是怏怏地说，“我要去读高中了。可是你怎么办啊？谁来照顾你？”

　　大抵她把我当成了她的弟弟或者她未来的儿子。除了给我做早餐，还学会了用双桶洗衣机洗衣服。她最喜欢没事了，光着脚躺在客厅的地毯上晒太阳。那块地毯是我一个学生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带回来的，上面绣着紫葡萄和肥绿的叶子。她穿件绛紫色的毛衣蜷缩在上面，仿佛就是缠绕的枝蔓间一粒饱满的果实。她的脸在初春阳光下依然是没有任何血色的瓷白。有时我给睡着的她悄悄盖上块毛毯，然后抽着烟，凝望她嘴唇上面细细的绒毛。

　　“我都二十七八了，不用你这个小毛孩操心，”我安慰她，“况且，没准哪天我就撤了。”“去哪儿啊？”她急急地问，“还要回北京吗？我点点头。她撇着嘴说：“嘁，北京有什么好的？就是个巨大的坟场。”

　　我不清楚为什么北京在她眼里会是个巨大的坟场，我斟酌着说：“不一定回北京啊……我有个导演朋友，带着孩子老婆去湘西养鸡。他们的房子盖在一棵大榕树上，没有屋顶，晚上一睁眼，就能瞧到满天的萤火虫。”

　　她不吭声了。她的嘴唇若是抿起来，上帝都别想撬开。

　　见到那个男人时我跟和慧都有些吃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邻居。从搬到这儿开始，我对面的这家住户一直静悄悄的，仿佛他们从来都不用外出上班、采购和散步。只有深夜，我常常听到楼道里传来若有若无的脚步声，接着是窸窸窣窣用钥匙开门的声响。而这次，我跟和慧看到一个男人正扶着防盗门呕吐。楼道里很静，我俩默然地盯着他佝偻着腰起伏，每当他稍稍直起腰身，涌喷就无可抑制地重来一次。到了最后他不得不缓缓蹲蹴下去，两只青筋暴起的手颤抖着抵住防盗门。

　　“你没事吧？”我忍不住问，“你稍等，我去给你倒杯水。”

　　男人这才扭过头看我。这是张虽然痛苦却仍显英朗的脸。“不用，谢谢你。真的不用了。”他重重地摆摆手，刚想说什么马上又紧紧扼住喉咙，片刻才慢吞吞道：“这样蹲会儿……就好了，就好了……”他说的是纯正的云落方言，“真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他挤出一个微笑，然后自嘲似地说，“可是，谁没喝多的时候呢，对吧哥们？”

　　我跟和慧进屋，和慧去拿纸巾，我去倒水。等我们出来男人已然不见了。楼道里除了那堆难闻的呕吐物空无一人，只有阳光从北面的窗棱隐约着筛进，温吞地覆着爆皮的、酱紫色的楼梯扶手。“为什么男人喝酒非得要喝吐？”和慧躺在沙发里喝着橙汁，“我爸有时也这样，恨不得连心肝肺都吐出来。”她把橘子皮撕成一小绺一小绺，随机扔在沙发靠背上、电视柜旁的角落，要么将橘子皮汁水挤泚到书页上。她说，这样的话房间的每个缝隙就全是橘子味儿，毫无疑问，天然的橘子味儿是世上最迷人的气味，在这样的气味里躺在床上看一本同样散发着橘子味的书，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

　　这孩子喜欢使用诸如“世界”、“人生”、“美好”等一干词，仿佛这些词汇一旦从她嘴里说出来，她就真的享受到了美好的世界和人生。

　　“哥，你喝醉过吗？”和慧问，“你喝醉了是不是也这样丢人？”

　　我盯着这个女孩。她的瞳孔是浅棕色的，瞳孔与眼白的边界有些模糊，像是海与天没有清晰的、大刀阔斧的界限。这让她看上去总是副混沌、茫然甚至蔑视的神情。“我当然喝多过。每个男人都喝多过，”我一本正经地说，“没醉过的男人，是没有梦想的男人。”

　　和慧“咯咯”地笑，连肩胛骨都抖起来。

　　这个晚上，我接到了仲春的电话。说实话，我未曾料到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她下个月要结婚了，结婚前她想见我一面。我告诉她，我离开北京有段时间了。她沉默了会儿，然后问我到底在哪儿？当我犹豫着告诉她在一个叫云落的县城时，她马上以惯常那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把地址发过来。这个礼拜六我去看你。”

　　我和仲春是去年秋天分的手。我们分得很干脆，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分手的原因也简单：她坚信我有了外遇。我极力辩驳，但屁事不管。她是那种认死理的人，光认死理也罢，问题在于她自以为智商比朱迪·福斯特还高。也许真的是吧？从合肥一家娱乐小报跳槽到上海某家大媒体，她只花了四年时间就混成新闻部主任。我们见面是在一次酒会上。我曾经的导师、现在的系主任经常带我参加这种文化人的酒会。在酒会上你会遇到很多这辈子你再也遇不到的人。我总是保持着一个年轻人应有的礼貌和谦卑，只有离开时才有种冲完马桶的快感。那天我一直感觉有人盯着我，可我不清楚那人是谁。这让我很不舒服，也让我有点小小的得意。

　　七天后我的导师告诉我，他的挚友，某国驻华使馆夫人想给我介绍女友。“你也老大不小了，”他说话时并没瞅我，而是盯着墙上的一幅海报，“伍迪·艾伦不是说过嘛，善是一种被动的美德。结婚也一样。”我知道这句话肯定不是伍迪·艾伦说的。我的导师喜欢杜撰名人名言。他喜欢把自己腐朽的人生箴言套上华美的外衣，就像蔡明亮总喜欢用那种乏味的、粘稠的长镜头一样。

　　这个女人就是仲春。我们谈婚论嫁是两个月之后的事。矛盾也出在这儿：她想结婚，而我不想结婚。她可能是这辈子最适合我的女人。她把工作从上海调到了北京，甘愿从新闻部主任退居驻京记者站的记者。对她而言这是不小的牺牲。她总认为自己走的每一步都是最好的那一步。她先劝导我，不能再拍纪录片了，拍纪录片的过程就是一个破产的过程。那时我拍了四部纪录片，有一部是关于卫星发射残骸的问题。因为这部片子，我被某部门请喝过下午茶。新拍的这部《恋曲》是我用了一年时间，跟踪拍摄的夜总会“公主”的私生活。“你过了愤怒的年龄了，”她看着我，“我们马上就老了。现在的人，不是闲得像宠物，就是忙得跟牲口一样。我们要争取当牲口。不是有个赞助商，请你拍一部关于密室的电影吗？你干嘛不接啊？”

　　她说的没错。独立纪录片打娘胎里就开始赔本，都是导演自己掏腰包。整个行业处于一种单打独斗、散兵游勇的状态。片子拍完了，只能参加国内外的独立影展，或者到咖啡馆、书店、高校去点映，然后被专业研究机构研讨收藏……这就是独立纪录片的命。可是，我喜欢纪录片，我喜欢这样的命。去年我从阿姆斯特丹回北京后，就跟她分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琢磨着是否给仲春回短信，以及用如何的口气来劝阻她的云落之行，门铃响了。我知道不是和慧。清晨时她给我打过电话，说有点感冒，不能给我做早餐了。那么不是收水费的就是收物业费的了。我打开门。是个陌生男人，穿件板正的白衬衣，恍惚哪里见过。

　　“我是你邻居，不认识了？”他笑着说，“昨个……昨个……谢谢你啊……”

　　我才想起，他就是昨天扶着门框呕吐的男人。

　　“有事儿吗？”对于这位邻居，我并没有交往的热忱。

　　“哦。我是来谢谢你的。”他提了提手中的塑料袋，“我给你买了些美国大樱桃。”

　　“很贵的，你太客气了。”

　　“你不是本地的吧？”他把袋子放到门口，随手递给我一支香烟，“在这里做什么生意？”

　　“哦，我……”我不知该如何介绍自己，“我嘛，无业游民，从北京来的，瞎混。”

　　“无业游民？我看你倒像是搞艺术的，”他突然有板有眼地说起了普通话。他的普通话说得跟云落方言一样流畅自然。他觑着眼瞄我两下，烟圈从苍白的嘴唇里慢悠悠地飘出，“搞音乐的吗？我知道北京有很多搞地下音乐的。你们啊，确实不容易。”

　　也许，他以为所有梳辫子的男人都是摇滚歌手？我没有辩解也没有否认。他将烟扔掉，搓搓手，然后直愣愣地伸出来。我这才意识到他要跟我握手。“我叫苏恪以，在‘郝大夫门诊’上班。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不过，那种地方和火葬场一样，最好一辈子别去。”

　　我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同时闻到了他指间淡淡的酒精味儿。他下楼的速度很快，转眼间就在迂回的楼梯间消失了。这个走路猫一样的男人仿佛脚上长了肉垫，没有一点声息。

　　那天中午我考虑再三还是没有给仲春回短信。她来云落干嘛？这个当口她该忙着布置婚房，去颐和园拍结婚照，或去婚庆公司试穿华美的婚纱……我迷迷糊糊地啃着冷馒头，接到了姑妈的电话。姑妈说和慧有些发烧，而且烧得越来越厉害……我听得出她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和慧做完入仓手术后第一次发烧。也就是说，入仓手术其实并没有彻底成功，或者说，入仓手术失败了……姑父去市里培训，她让我一起送和慧去县医院。

　　和慧的各项指标都很糟，医生建议输血。姑妈跑前跑后地办理各种手续，我就在病床前守护着她。她平躺在床上，双眼紧闭，眼球突兀地鼓出来。我就说和慧啊，没想到你还长了双金鱼眼。和慧“扑哧”声笑了。她还能笑出来。她睁开眼直勾勾盯着房顶：“世界上有本姑娘这么漂亮的金鱼吗？”我说有，你没看过宫崎骏的《悬崖上的金鱼姬》吗？她探出左手掐我的胳膊，气呼呼地说：“不许侮辱本姑娘的绝世美貌。”

　　“我是由衷地赞美啊，本姑娘。”

　　她不吭声了，过了好久才睁开眼，喃喃自语道：“候麦的电影里，为什么人们总是不停地说话呢？”

　　“他们……心里不想藏着太多秘密。”

　　“他们走路时说，上床时说；跟朋友说，跟陌生人说；在地上说，在飞机上也说。”

　　“他们只有不停地说话，才有安全感。”

　　“你发现没有？他的每部电影，都有书和书架出现，女人们无聊时拿出本书看，几个人谈话冷场时，其中的一个人就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读。不同的房间里更是放着或大或小的书架。在《春天的故事》里，几乎每个场景都有书。”

　　“书和书架……是候麦电影的一种‘姿势’，这姿势就像一个人拍照时，手没处放，只好插在兜里或抱在胸前。你可以去考我导师的研究生了。”

　　她终于闭嘴了。她的嘴唇比曝光的底片还模糊。

　　后来，我盯着血一滴一滴流进她的身体。她睡着了。她不饶舌的时候，真的比金鱼姬好看多了。

　　和慧三天后出的院。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这儿看电影。这次她迷上了大卫·林奇。我觉得对一个刚出院的虚弱女孩来说，大卫·林奇实在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有什么办法？她先看了《象人》，然后快进看《我心狂野》。她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更适合看《绯闻女孩》、《真爱如血》之类的美剧。当她拆《穆赫兰道》的封皮时我一把攥住了她的手。我说我饿了，你想吃什么？她懒洋洋地说，听说捷克街新开了家羊汤馆，里面的牛肉饼据说是世界上最香的。

　　我们就去吃牛肉饼。如果没记错，那天她总共吃了三块。当她用餐巾纸擦拭着油腻的嘴唇时，我突然很难受。她这次总共输了六袋血。

　　“如果不是我的胃太小了，我还想吃一块，”她伸了个懒腰嘟囔着说，“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香的牛肉饼啊？让本姑娘如此失态。”

　　“你妈不是嘱咐过你吗？要吃清淡的。比如菠菜啊、芥蓝啊、空心菜啊、木耳菜啊……”

　　“本姑娘老老实实做了这么多年尼姑，偶尔粘点腥吃点荤，也不是什么大罪过。”

　　“尼姑，你的牙缝里有根韭菜。”

　　她就卷了团餐巾纸扔过来。

　　我们回家时，楼梯口停着辆红色跑车，在跑车旁边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女人穿着件柔软的咖啡色长裙，嘴唇猩红，发髻高高挽起，鼻翼两侧粘着几粒细小的沙粒。云落的春天总是迂回刮舞着从遥远的内蒙吹来的黄沙，这里的女人们总是裹着黑白相间的碎花纱巾和臃肿的风衣，看上去就像一群哺乳期的奶牛。她定定地看着我，半晌才叹息道：“张文博啊张文博，小日子过得不错嘛，都成相扑运动员了。”

　　这是我跟仲春分手后第一次见到她。有那么片刻我恍惚起来，仿佛我还住在回龙观，我们正要坐13号线地铁去中国大剧院看演出。她最喜欢王晓鹰导演的《哥本哈根》。这是部奇怪的戏，没有正常逻辑的时空概念，只是三位鬼魂科学家在破碎、颠倒、重复的时空里絮叨着清谈。他们谈一九四一年的战争，谈哥本哈根九月的雨夜，谈挪威滑雪场的比赛，还谈纳粹德国的核反应堆；他们谈量子、粒子、铀裂变和测不准原理，还谈贝多芬、巴赫的钢琴曲……我记得我们在小剧场看了五遍。仲春总是喟叹说，有时她真的想不清这世界是否真的有绝对的对与错。对她这样轻微的不自信我倒有些莫名的窃喜。

　　“你哑巴了？”仲春笑着说，“我还没吃饭呢。我特想吃重庆火锅。”

　　这样，我们又吃了第二顿晚餐。仲春像条饥饿的豺狗，很快将三盘肥牛一扫而光，我只好又给她点了两份五花肉、一盘基围虾和半份黑鱼滑。我很想问问她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可是看着她略显疲惫而又饕餮恶食的模样，我想我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后来，她放下手中的筷子，用纸巾将手指和嘴巴擦了又擦，从包里掏出一管口红不慌不忙涂抹起来。当她把葱绿色的围裙解下来时她叹了口气，木木地凝视着我，心不在焉地说：“这里的火锅真难吃啊。”

　　和慧一直默视着她，就像母亲怜惜地注视着自己的女儿。也许仲春留意到了，她笑着朝和慧晃了晃手，说：“和慧长得真好看呢。像俄罗斯套盒里的姑娘。”

　　和慧羞涩地笑了，缩头缩脑地问：“你是谁呢？哥哥的同事吗？”仲春瞥了我一眼，又瞥了和慧一眼，朝我眨了眨眼睛说：“我是谁呢？这个问题我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那天晚上，送和慧回家的路上，三个人谁都没怎么说话。我和仲春回返时，仲春说：“你这个小表妹，真是精灵古怪呢。”我“嗯”了声，对她说：“走吧，我陪你去旅馆办手续。带身份证了吧？”我记得我们当时站在一棵西府海棠下。仲春向前跨了一步犹豫着抱住我。她身上的香水味道很淡。我闭上眼大口大口呼吸着她脖颈间熟悉的香水味，一双臂膀始终没将她揽入怀中。如果有路人经过，会看到一个女人紧紧拥搂着一个男人，而男人的手臂却弯曲着举向空中，犹如不得不缴械投降的俘虏。后来她猛地推开我，用一种极度厌恶的眼神剜着我，似乎要把我所有的骨肉剔下来。“我想喝酒，”她不耐烦地说，“我真的想喝酒！”“这里没有卖二锅头的。”“放心好了，我自己带了！带了一箱扁二。”“……你还带了什么？”

　　她沉默了。我听说她找了个雕塑家。我知道这个雕塑家。他在798挺红的。他最有名的一组作品叫《时光的种子》：所有人，无论男女，都长了一尾蝌蚪般的圆润头颅，胸部犹如得了巨乳症般耸然隆起，而他们的双手总是漫不经心地护住私部，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时光从来就没有流逝，而是被人类秘密储藏在精囊或者子宫里。他很有钱，据说在昌平有几套带温泉的房子。看来，那个使馆夫人真如我导师所言，是个“有着原子弹般爆破力”的女人。

　　那天晚上我和仲春在客厅里喝酒。她没带一箱红星二锅头，而是带了两箱。我们先就着鸭脖子喝了一个。喝完后她久久地看着我。她的瞳孔在嗡嗡的静电流动声中变成了幽碧色。“再来一个吧！”她随手扔给我一瓶，“我记得你能一口气喝五个来着。”我拧开瓶盖灌了一小口，解释说，自从搬到这里我就很少喝酒了。一个人喝酒很傻逼。“你干嘛来这儿呢？”仲春恍惚着说，“连直达的公共汽车都没有。”我没有回答她。我确实不知该如何作答。等我们把第二瓶喝完，我踉跄着站起来走到她跟前。她仍在沙发上偏腿坐着，这样，我只能把她的脑袋紧紧搂在日渐隆起的小腹上。她的身体开始被电击般抖动，如果没猜错，她一定在嘤嘤着抽泣。我将她搂得更紧，像搂着自己的影子。她挣扎着直起腰身将灯灭了。她一向不喜欢在明亮的光线下做爱。

　　那天晚上她比任何时候都疯狂。当我们从咿咿呀呀的木床滚落到地板上，我发现快要下雨了。耀眼的闪电在污秽的白色墙壁上劈开一朵又一朵诡艳的波斯菊。我流着汗顺手将棉被抻到潮湿的地上。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中，我们仿佛两条垂死的鲶鱼纠缠厮打在一起。日后想起那个夜晚，我唯一的感觉是她是一个男人而我是一个女人。当我试图将她压倒在身下时她猛地扑倒我，重又稳稳坐上我黏糊糊的身体。她最喜欢我的六块腹肌。当另一簇闪电在漆黑的房间瞬息盛放时，我看到她睁着眼死死俯视着我。我闷哼一声，将仿佛不再属于我的身体挺动得更勇猛……最后几秒来临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已从卧室滚到了厨房。在一波一波地痉挛中，我凝望着餐桌上黑魆魆的面板、刀具、电磁炉和半盆吃剩下的萝卜牛肉汤。

　　她一声不吭地从我身上爬起，半晌方才商量着问：“不如……我们再喝点？”我疲惫地说好吧。她拿了两瓶二锅头。这样，我们坐在冰凉的地板上裸露着身子继续喝酒。窗外的雨点也终于落下来。我们听到劈里啪啦的雨滴嘹亮急促地击打着屋顶。夏天就要到了。

　　翌日醒来时我的头还在眩晕，只要一睁眼世界就急速地旋转，同时喉咙里异物上涌。等我终于镇定下来大声喊着“仲春仲春”时，突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哎，终于醒了啊？”我耸身而起。一张方正的脸淡淡扫视着我。除了那个叫苏恪以的邻居还能是谁呢？“你怎么进来的？”我愣愣地乜斜他一眼，随后大声喊着仲春的名字。

　　苏恪以搓着手说：“我上楼时，你的门敞着，等我浇完花去上班，你的门还敞着。我怕你家来了小偷，就进来瞧瞧。结果瞧到你在沙发上裸睡。”

　　我慌乱地拽了条被单盖住下身，磕磕巴巴问道：“你没有看到……那谁吗？”

　　“没有啊，”苏恪以说，“你这儿经常来女人吗？”

　　我支吾着说我女友从北京来看我。“很高，很瘦，”我用手比划了一下，“像根甘蔗。”

　　苏恪以摇摇头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要去上班了。喏，给你瓶云南白药喷雾剂吧。”看我狐疑地盯着他，他咧嘴笑了，说：“你去照照镜子吧。”

　　我这才感觉浑身疼痛。镜子里的男人还是把我吓到了。浑身淤青，尤其是胸脯上有条渍着血痕的印记。我极力回忆昨晚的每一处细节，然后忧伤犹如河水漫过干旱的荒地。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找到仲春。往楼下观瞧，她那辆红色跑车不见了。打她电话，关机。于是我知道，这个做事从来不出差错的女人，已经回北京了。我茫然地盯着墙上的钟表。时针和分针正好指向十二点。

　　我颓坐在沙发上，直到和慧按响门铃。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