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_(荷)弗雷德·斯皮尔著_9787543227408

什么是“大历史”？“大历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把人类历史置于生命、地球和宇宙历史的框架之中，审视从宇宙形成之初直至现今地球上的生命。“大历史”就是研究物质复杂性多种形式的产生与消亡的历史，从宇宙中最大的星系团到最小的亚原子粒子。作者在关注流经生成复杂性的物质和环境中的能量的同时，追踪了所有复杂性的主要形式的产生与消亡，其中包括了人类社会。作者认为在整个地球的演变过程中，人类历史其实很短暂、很渺小。

　　本书是关于大历史的。这种大历史研究方法把人类历史置于宇宙历史的框架之中，从宇宙形成之初直至现今地球上的生命。该书为大历史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我希望这种方法不仅对人类过去、而且对人类不久未来即将面临的重大挑战，都能够给予更好的诠释。
　　我对于大历史理论基础的探究，源自深切关注人类如何对待我们地球上的生存环境。而对于环境的专注，又直接源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阿波罗登月飞行。这次飞行发生在1968年12月，给人们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当时，阿波罗8号首次登陆月球，并且在环绕我们的天体同伴10圈之后回到了地球。我在荷兰观看了这些来自太空的激动人心的黑白实况转播，同时把照相机安置在电视机前的三脚架上，用来捕捉精彩瞬间。这是拥有家用录像机或者任何其他能够记录电视画面设备之前的日子。我感觉自已正在目睹无比重要的事件，尽管不确定这些画面能否保存下来或者能否对我有所价值。我拍摄了发射的画面、首次直播的画面（包括地球的第一张原始画面）、以及从月球轨道看到的月球表面的画面。在我们家电视机上，太空中的地球似乎是一个白色的圆点，这是阿波罗登月电视摄像机曝光过度的结果。我十分好奇地想要知道，宇航员真正看到的是什么？从太空中看到的“大地”（the good Earth）是什么样？阿波罗8号指挥官弗兰克�6�1博尔曼（Frank Borman），在来自月球轨道的著名平安夜广播中，把我们的地球称为“大地”。
　　我没有等待太久。很快，我家就收到了1969年1月10日出版的《时代》（Time Magazine）杂志，它展示了一组精选的宇航员拍摄画面。对于这组“月球专辑”的首幅画面——著名的地出（Earthrise），该期杂志封面用以下标题进行描绘：来自阿波罗8号的独特视角。当我注视这幅画面时，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憾，并且以后再也没有过这种感受。数秒之内，它彻底颠覆了我对地球的看法。我极其小心地把它撕下来，粘贴在我房间的墙上，欣赏了好多年。直到现在，我依然非常珍惜它。
　　我所接受的教育没有为这种看待地球的全新观点奠定基础。在学校里，我接受的是传统的荷兰教育，也许是传统的西欧教育。它包括拉丁语、古希腊语；诸如英语、法语和德语的现代语言；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历史。然而，这些独立的知识内容从未彼此相联，它们呈现的都是单一的视角。这让我完全没有为我们蓝白色星球的非凡景象做好准备：它周围一片漆黑，在令人生畏的灰色月表上空升起。这些画面第一次展示了宇宙背景下的地球是多么与从不同。它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想要知道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宇宙中的家园。这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环保意识浪潮，包括在1970年设立第一个地球日。
　　那时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出版物，是1970年一群独立知识分子委托进行的研究，他们因为在罗马这座古老的城市发起会议，自称罗马俱乐部。该研究由丹尼斯�6�1梅多斯（Dennis Meadows）领导下的麻省理工学院具体操作、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出资赞助，最终报告的名称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它以多种语言出版刊发，包括荷兰语。重点关注五个重要的变量：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生产、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和不可避免的污染。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因素无论如何结合，都会中断人类不久将来的福祉。这项研究特别在荷兰获得了极大的关注，销量很好。根据罗马俱乐部一位荷兰成员弗里茨�6�1波特希（Frits B ttcher）所言，荷兰的情况即将如此，因为荷兰在世界上每公顷收入最高，结果是许多讨论过的问题每天都在发生。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周围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到过太空中的地球画面所产生的深刻视角转变，这也包括我的中学老师和后来的大学老师，他们更加愿意坚持既定的教育方案。鉴于此，我没有透露自己的大多数想法和感受。然而，我开始觉得我现在描述的是一个最令人痛心的割裂。我不仅日益担心着环境问题，而且也想要了解人类如何陷入这种困境。荷兰文版《增长的极限》导论中一段文字，激发了我对人类历史的好奇之心。这段文字表明：如果我们了解当前状况不同于那些较早历史时期的状况（它们在生物和文化方面塑造着人类），我们便能行之有效地让现状变得更加美好。4那时，学术环境史尚不存在，我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世界历史叙述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因此，我开始了长期的学术探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当我逐渐熟知大历史后，这项探究达到了顶点。
　　对我而言，大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解释我个人、我周围一切如何产生的极好方式。在大历史范畴内，任何问题都可以表述为当下的某些方面如何以及为何成为其现有模式。与其他任何学科不一样的是，大历史把所有过往研究整合成一种新颖的连贯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中，大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最令人满意的联系。从每年自愿学习大历史课程的众多学生来看，它或许也为他们提供一种类似的联系。我的大多数学生刚好在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束后出生。对于他们来说，登月飞行是纵深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许多大学课程并没有很大的改观，尤其是人文学科。因此，许多学生可能依然面对着类似的割裂。
　　由于地出画面的启发，我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借助于理论观点为实现超然的历史概述努力奋斗。虽然这种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极为常见——自然科学家不知道用其他任何方式进行科学研究——但是即使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依然倾向于关注细节而忽略整体。我的历史研究方法引导对这颗行星上人类事件进行叙述，因此，它与更多既定的历史叙述颇为不同。
　　我在相当多元化的学术生涯中获得的知识，为大历史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将在第二章进行阐释。我首先从事的是生物化学，致力于当时称为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这种研究有助于提高世界粮食生产。但是我却一直担心它可能不足以解决《增长的极限》提到的问题。因此，在完成生物化学研究之后，我决定不在这个领域寻求职业发展，即使已经取得了几个博士生资格。相反，我开始转变方向，试图为人类如何陷入当前困境找出解决方案。
　　我曾经在一家名为Gaiapolis的荷兰生态企业工作一年左右。这份工作既教会我许多荷兰生态运动的知识，也教会我许多生活的知识。我也开始在欧洲、中东和非洲旅行，这让我更加熟悉世界贫困地区的生活。1979年，在苏丹中部一次乘火车旅行期间，我遇到了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尤阿希姆�6�1泰斯（Joachim Theis）。他关于当地苏丹人状况的客观分析，把我引向研究文化人类学的道路。我阅读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是马文�6�1哈里斯（Marvin Harris）撰写的入门教材《文化�6�1人�6�1自然》（Culture, People, Nature）。我发现它是令人着迷的一本书。1988年，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这位有趣的人类学家。
　　感谢我父母的慷慨支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在荷兰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在此期间，我对秘鲁已知历史上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长期研究，重点关注位于古老印加首都库斯科（Cusco）附近苏里特区（Zurite）的农村。这项研究的中心思想是要发现，一个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社区如何与自然相处？它的历史看起来如何？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如何受外部世界影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外部世界影响？由于荷兰还没有环境研究，我决定关注安第斯山区的当地宗教，希望能够呈现众多的环境思想和环境实践（结果也是如此）。
　　在此期间，曾经指导我在秘鲁研究工作的荷兰文化人类学家马特�6�1巴克斯（Mart Bax），向我介绍面向过程（the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的历史研究方法，该方法由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6�1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发展而来，同时还向我介绍他自己对这一理论在宗教、政治领域的阐释。后来，我又得到了荷兰社会学家约翰�6�1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同等重要的支持，他是我第二个博士学位的指生老师。那段时期，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我一直研究的秘鲁安第斯山区农村的大部分历史与人类历史的重大进程密不可分。我把研究成果总结成了两本著作。然而，直到现在，在完善本书阐释的理论模型之后，我才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秘鲁农民是多么合理地利用其周围的自然环境。
　　1992年我完成博士项目之后，由于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荷兰几乎所有研究拉丁美洲的兴趣突然消失了。西欧政府突然开始提供基金，支持把中欧融入欧盟，而不是支持冷战战场国家的研究和发展援助。这让我几乎不可能继续秘鲁的进一步研究。幸运的是，同时约翰�6�1古德斯布洛姆逐渐熟知大卫�6�1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首创的大历史课程，这要感谢他在1992年对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访问。在这门课程上，从天文学家到社会科学家的所有演讲者，都讲授他们所知的宏大故事的一部分内容。这种首创精神对我也有很大吸引力，因为它能准确提供那种我一直试图寻找的历史概述。1993年，古德斯布洛姆和我效仿克里斯蒂安的研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准备大历史课程。1994年，大历史课程首次开课，自此以后，每年均有设立。
　　1992年11月，我在阿姆斯特丹非常幸运地见到美国世界历史学家威廉�6�1麦克尼尔。自此以后，他给予我最为重要、最为慷慨的支持。他的支持之所以最为重要，不仅在于它帮助我明确观点，包括本书的写作（他曾多次以他独特的最积极的方式要求我做得更好），还在于如果我没有确立大历史的研究方向，就不可能在变幻莫测的学术界坚持下来，因为学术界没有任何安全的避风港湾。我谨将此书献给麦克尼尔，向他所做的一切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1994年，我在构建首次大历史课程时，意识到这么做的同时也是在构建大历史本身。这一最激动人心的顿悟，催生了《大历史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1996）一书。该书提出了所有历史的总体结构。1996年10月，我拜访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向他们介绍我的新书，结果这次访问把我引向了复杂性研究。尽管在随后几年里，这一主题变得愈来愈宽泛，但是我却无法用它实现大历史方面比较好的综合。2000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艾瑞克�6�1蔡森（Eric Chaisson）参观我们的课程，并做了精彩的演讲。然后，他把应我们请求正在准备中的评论原稿给了我份副本，同时向我介绍了他那颠覆传统的有关能量和复杂性的观点。这便为我提供了好几年的思想给养。
　　我目前研究方法的突破发生在2003年2月。当时，一年一度的阿姆斯特丹大历史课程如期进行。一次上完课回家后，我的美国妻子吉娜（Gina）正在准备美味的意大利晚餐，她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何大历史以其发生方式进行下去？当我试图尽可能清晰简洁地回答时，我突然意识到从未有人以这样的方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知道答案可能既简洁又优雅。本书正好回答了吉娜的问题。2005年，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初概要，发表在英语发行的俄罗斯杂志《社会的演变与历史》（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上，题目是：《大历史如何运行：能量流与复杂性的兴衰》。本书即是上述文章论点的详细阐释和进一步升华。
　　我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科学知识不断发展。既使在我讲授大历史课程的15年时间里，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诸如宇宙学中暗能量的异军突起。因此，大历史的故事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使得本书呈现的许多“事实”会在未来某时显得落后。然而，我希望我的新颖历史理论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如果这一愿望没有实现，我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励大家，试图寻找更好的方法取而代之。
　　在大历史范畴内，显然不可能亲自阅读所有的现存资料。除了尽可能多的阅读，我的方法是把我的观点提交给从天文学家到社会科学家的各领域专家。他们中许多人已经给我提供了最宝贵的反馈意见。尽管这让我尽可能拥有各相关领域最前沿的知识，但是我无法确保本书总能呈现科学领域内最新的和最好的观点。在我开始撰写本书之前，许多人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思想了。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一定会是另一番面貌。此外，许多学者对于该项目倾囊相助。因此，我要在许多方面感激他们，令人难过的是，其中一些人已经和我们永远诀别了。
　　这里，我按字母顺序列出他们的名字：Walter Alvarez、Mart Bax、 Craig Benjamin、Charles Bishop、 Maurice Blessing、Svetlana Borinskaya、Julián Cconucuyca F.、Ernst Collenteur、Lennart Dek、Carsten Dominik、Randy van Duuren、Dennis Flynn、André Gunder Frank、Adriana Galijasevi?、Tom Gehrels、Mr. & Mrs. Louis Giandomenico、Arturo Giráldez、Leonid Grinin、Huib Henrichs、Ed van den Heuvel、Henry Hooghiemstra、Teije de Jong、Machiel Keestra、Bram Knegt、Marcel Koonen、L. W. Labordus、Alexander Malkov、Koen Martens、John R. McNeill、Akop Nazaretyan、Juan Victor Nú?ez del Prado、Don Ostrowski、Maarten Pieterson、Robert Pirsig、Nikolai Poddubny、Harry Priem、Esther Quaedackers、Lucas Reijnders、Richard Saunders、GertJan Savonije、André Schram、Vaclav Smil、M. Estellie Smith、Graeme Snooks、Jan Spier、Paul Storm、Egbert Tellegen、Joachim Theis、Machiel van der Torre、Bart Tromp、Antonio Vélez、Erik Verbeeck、John de Vos、Jan Weerdenburg、Jos Werkhoven、Peter Westbroek和Ralph Wijers。
　　我同样感激上述未能提及的所有其他授课者，还要感激许多学生和其他人，他们以我可能没有确切记住或者我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帮助过我。
　　我特别感激大卫�6�1克里斯蒂安多次精彩刺激的讨论；感激威廉�6�1麦克尼尔始终如一的支持和总是明智的批评；感激鲍伯�6�1摩尔（Bob Moore）富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及（所有章节里）出色的英语修正和对于本书出版的重要支持；感激艾瑞克�6�1蔡森给予重要建议和指出关键错误；感激卡雷尔�6�1范�6�1达姆（Karel van Dam）和吉斯�6�1卡尔斯贝克（Gijs Kalsbeek）对于原稿的细致评论；感激弗兰克�6�1尼尔（Frank Niele）的尖锐批评，从而大大改善我对能量的看法；感激巴里�6�1罗德里格（Barry Rodrigue）的不懈努力，他在剔除格式上错误的同时给予最刺激的评论和支持；感激珍妮�6�1米尔伯格（Jeanine Meerburg）对于该项目（和大历史）的鼎力支持；感激我父母的支持和兴趣；感激跨学科研究所为我写作本书提供机会；最后感激我妻子吉娜永无止境的兴趣、激发和支持，还有我们的孩子路易斯和朱莉娅的耐心和好奇。当然，上述所有人都不用以任何方式为本书表述的观点担负责任。

　　正如艾瑞克�6�1蔡森提到但没有详细阐述的那样，复杂性只在环境合适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环境合适，首先包括合适的构建模块以及合适的能量流的可用性，其次包括诸如温度、压力和辐射的许多限制条件。环境不合适时，复杂性不可能出现或者毁灭。复杂性的破坏，通常由于某类复杂性的能量流或能量等级过高或者过低引起。例如，诸如我们自身的生物有机体，如果一直处于10摄氏度以下或者4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且不受保护，生命体将不复存在。显然，一定的温度区间内，人类是可以生活的。这种温度区间不仅存在于所有生物物种，也存在于岩石、行星和恒星。换言之，所有相对稳定的物质体系，都具有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特性。根据一个脍炙人口的盎格鲁—撒克逊童话故事，我们称这一现象为“金凤花原理”（the Goldilocks Principle）。
　　对于那些不太熟悉金凤花姑娘故事的读者而言，金凤花姑娘是个小女孩，她偶然走进森林里的一处房子，这里住着小熊及其父母。然而，这时小熊一家不在家。金凤花姑娘感到非常饥饿，她大着胆子首先尝了尝放在柜台上的粥碗。她发现最大碗里的粥太烫，中号碗里的粥太冷，只有最小碗里的粥不烫不冷刚刚好。然后，她又试着坐了坐椅子，大椅子太硬，中椅子太软，只有小椅子不硬不软刚刚好。故事一直发展下去，直到小熊一家回来，他们不喜欢所看到的一切。最后，金凤花姑娘逃跑了。
　　我不是使用“金凤花原理”术语的第一人。在过去十年间，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术语，用以表示限制各种复杂性形式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环境。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金凤花原理或许显而易见，因为他们的所有分析都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就我所知，至今从未有人把这一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大历史阐述之中。
　　金凤花原理指出一个事实，即复杂性存在的环境，必须恰好合适。认识到复杂性出现以及复杂性持续存在的所需环境往往是不同的，也十分重要。例如，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支持最小粒子出现的金凤花环境，只存在宇宙历史最初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显然，这种条件非常严苛。然而，支持这些细小粒子、以及从银河系到人类的其他所有一切持续存在的金凤花环境，却出现于其后数十亿年间。有关这一普遍原理的许多案例，本书将会继续讨论。
　　金凤花原理所需要的条件不是自发生成的，它们总是取决于其对应的复杂性类型。比如，人类无法在特定温度之下或者特定温度之上生存，同时，我们的直接需求还包括足量的气压、氧气、食物和饮用水。与人类相反，恒星的所需条件差别极大。恒星需要大量紧密聚集在一起的、被寒冷真空包围的氢气。由于引力作用，这些巨大的主要包含氢与氦的球状物，在其内部极大压力下产生核聚变，从而将氢转化为更重（也更为复杂）的氦原子，同时以辐射方式释放能量。我们很难在地球上复制恒星的金凤花环境，这就解释了为何核聚变到现在尚未成为一种可行的发电方式。总之，所有的金凤花环境都有一定的上下限范围。在自然科学中，这种范围的上限和下限被称为边界条件。
　　与任何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创造了更多有助于生存的金凤花环境。这些环境可以具有社会属性和物质属性。物质属性的金凤花环境，包括衣物、住房、各种工具和道路；而交通规则，则是社会属性金凤花环境的一个典型案例。这种规则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让社会成员相对有效地到达目的地，同时努力保护所有参与者的复杂性。那些不能遵守交通规则、通常更快到达目的地的人，是以安全作为代价的。事实上，所有的社会规则都可以解释为，人类为了保护某种复杂性形式而创建的金凤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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