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庄学史_高深, 王德龙著_9787030538239

本书以历代安徽学者的庄学著述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历史为线索，考察了庄子学在安徽这一地域上产生、发展、流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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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庄学史》：

　　三、从“薄周孔”到“非汤武”

　　“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对自己批评时政的概括，是对庄子“剽剥儒墨”“绝圣弃智”的继承与发展。作为儒墨显学的唯一劲敌，庄子对儒墨仁义说教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司马迁在概括庄子学说思想倾向时曾说：“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史记》）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和“礼”，并以之为治世良方而积极宣传和推广。庄子认为，儒家仁义礼乐等的教化治标不治本，往往为大盗所资，贻害无穷。“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胠箧》）、“儒以诗礼发冢”（《外物》）等即是庄子对儒教虚伪的揭露。庄子对儒教的批评成为历代批判虚伪政治的武器。

　　生活在玄学笼罩下的嵇康，自然地认同了庄子思想，接受了庄子思想，也正是庄子言论擦亮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了统治阶级的残暴，看清了以名教相标榜，而大肆屠杀异己、为夺权制造舆论的司马氏集团的卑鄙伎俩。不满现实的嵇康便以庄子的“自然”与之对抗，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自言“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天下名士为了躲避司马氏集团的威逼利诱，纷纷归隐山林，嵇康即是“竹林七贤”之一。虽然“竹林七贤”后来有所分化，如山涛、王戎转而投靠司马氏集团，成为朝中的重臣，嵇康却表达了不合作的决绝态度。当山涛举荐他出来做官时，他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予以回绝。据《三国志》记载“大将军尝欲辟康……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①，终于以不孝不忠之罪名杀害了嵇康，嵇康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面对黑暗的社会，嵇康和庄子都充满着愤懑不满之情，都采取了与官场决绝的态度，也都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然而二人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嵇康所处的时代变了。庄子生活的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诸侯争相养士，“得士则兴，失士则亡”，士人可以为王者师，举足轻重，故庄子可以直斥魏王“昏上乱相”（《山木》）而无碍。庄子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不合作只是一家之言，没有威胁到某国政权的稳固，故没有招致杀身之祸。嵇康生活的魏晋之际则不同，司马氏已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另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作为曹魏姻亲、当时名士的嵇康的不合作就给司马氏政权的稳固造成威胁，因而成为反抗的典型而被处以极刑。正如罗宗强在《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文中所说：“从思想上说，嵇康的被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为名教所不容；从政治上说，他却是不知不觉代表着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的不满情绪，他的被杀是司马氏在权利争夺中的需要，借一个有甚大声望的名士的生命，以弹压名士们不臣服的桀骜。”

　　客观环境对人的命运是有影响的，但决定人物命运的是人的主观态度。在应对险恶环境方面，嵇康再一次偏离了庄子的处世原则。庄子顺其自然，不刻意行事。面对无道暴君时，庄子主张“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反对作螳臂挡车式的无谓牺牲。在高压、恐怖的政治气氛中，真正的道家学人就该非常谨慎，虚与委蛇，方可保全性命。嵇康的做法正好相反，轻肆直言，锋芒毕露，公开自己不合作的立场，最终导致杀身之祸，而背离了全身远祸的初衷。正是嵇康学庄不化、背离庄子哲学的精髓，使他走向了断头台。北朝颜之推曾敏锐地指出嵇康悲剧的原因：“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养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勉学》）所论极是。嵇康以崇尚庄子精神相标举，而其行为又偏离庄子宗旨，他对庄子思想的片面接受，既是时代风气使然，又是个性所致，皆是没有真正理解、践履庄子“自然无为”的真意所致。庄子思想只是他发泄不满情绪的载体和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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