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生,应该每十年对自己有个小结。
从2005年春到上海工作,至今十年有余了。
这十年,有五次重大的身份转换:第一次,从一个省(市)的人民日报社驻当地的首席记者,转换成了报社直属新闻单位的业务领导。第二次,年满六十岁,从新闻工作者转换成了年老退休者。第三次,被侨资企业聘用,当起了一家大型粮油集团的顾问,又从退休者转成了打工仔。第四次,发挥余热,修编《上海地方志·报业卷》。第五次,回归自我,继续码字。
变化,不可谓不大。唯有变,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生,才有所感,才有了这些文字。这期间虽然各地奔波,琐事众多,但搜集删节后,还有十来万的文字累积。敝帚自珍,就结集出书吧。对自己,是交代;对朋友,是践诺;对旁人,或有助益,也是文字的结缘。
按所写的内容,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家国情怀,写的是对亲友的怀想和生活中的思悟。第二辑:激浊扬清,搜集了这些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记者博客”等媒体上的评论文字。第三辑是:风花雪月,可以说是自己的心情笔记。当然,这中间的界限只是相对而言。
书名《海上语丝》,也没有太大的讲究。“海上”,也即上海之谓。自己这些文字在当下信息的急风狂雨之中,不过就如几条雨丝一样。又记得,鲁迅等先辈早年办过文学刊物《语丝》,所载的杂感、随笔、小品都很有影响。用“语丝”一词,以附骥尾。
出书,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年轻时在农村插队落户,趁夏夜凉快,生产队隔三岔五就要青壮劳力们挑百多斤重的谷担,去五六里路开外的公社粮站交售“爱国粮”。刚去时,挑不动,常常落单。归来时,有月光还好,明晃晃的看得到路。如是月末或阴天,远处或有飘忽的灯火,这路就只是手电筒前的小小一圈了,只能凭着记忆摸索方向。四周一片浑黑,蛙声倒是喧嚣,这时只好唱歌给自己壮胆,想些开心的事情给自己打气。现在这些结集出版的文字,我觉得,如同当年在黑夜里唱给自己听的歌声,为自己的人生旅途壮胆打气!
集中有篇文字《不可为而为之》这样说:人人都知道,生命终将结束,赤条条来,撒开手去,不带走一丝一毫。然而,生命之花既然开了,就让它恣情怒放吧,就让它千姿百态吧,就让它绚丽多彩吧。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短暂中保留永恒,在飞逝中定格片刻,在追求中体现价值。这种刀锋上的舞蹈,这种极限中的努力,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吧。
是为序。
范伟国
2016年06月30日
家国情怀
范先生
范先生,我的外公,离世已有30多载了。
我小时候,弄堂里上点年纪的人都叫他“范先生”。我外公从没在学校里教过书,小巷子也不是讲究客套的上流社会。邻居们这样称呼,自然是带着一种尊敬。
想写一写我外公,是我多年的心愿,却因为疏懒,总是没动笔。去年十月起,来过几次北京,因为心情与事务的诸多因素,总没去看看表弟,终于在阳历年底前抽了个空。
细一想,俩人竟也有三四年没见了,真不知在干些什么,一转眼自己都退休了。早几年看过韦君宜的一篇散文,说是早就有个长篇小说的构思,工作时想等退休时写,退休了又忙这忙那的,忙得脑溢血了,写个小文章都很吃力了,最终遗憾离世。
说是表弟,我与他可比亲兄弟还亲。我从小没见过父亲,一直生活在外公家中。他呢,打小离开父母,也到了外公家中。于是,俩人在一个锅里吃了二十余年的饭,你说能不跟亲兄弟一样?
岁末年初,就容易聊到往事。表弟很感慨:知道我家根底的人说,你跟你哥哥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能到现在这样子真不容易!
《浓荫》作者:赵钲
我说,是呀。我单亲抚养,没有父教;你远离父母,缺少亲情,都很容易形成脆弱孤僻的个性脾气,甚至会走向极端。如今,我们各自还有些作为(他是北大教授),这主要是靠了外公啊!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是他默默教了我们怎么做一个大写的人!
久久沉浸在追忆中,我们眼角都有了些晶莹。也就是这次会面,触动了我写外公的文思。
外公范先生,可谓仪表堂堂。个子挺拔,在当年有1米70多身高,是很有回头率的;双眼大而有神,总是透出几分和善。哪怕是穿一件旧衣衫,也很有点范儿。
其实,他很辛苦。每每他都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天不亮就出去扫巷子了。外公早先在上海做徒工学生意,临解放时百业凋零,他只好回到宁波老家。在老家同样没有工作,就靠扫街来贴补家用。
我记不得这报酬的具体数目了,好像也从来没问过他。
当时学徒工的一个月工钿是人民币13元6角,他扫地大概也就这个数吧。虽然所得极为菲薄,但他扫得十分认真,角角落落的地方都找不到果皮纸屑,卫生先进的小红旗始终插在巷口。现在回想,感慨无限,人要活个精气神,看来外公做到了。
等我们起床时,外公早已扫完巷子回来了,常常挂着满脑门的汗珠。如果在冬天,他已经谢顶的头就会像下面点着火的蒸笼一样热气腾腾。常常累成这样,他自己仍舍不得喝碗豆浆什么的,却必给我俩买来早点。
没钱买蛋糕、粢饭、金团这类价钱贵的糕点,早点也就是一副大饼油条吧。当时不懂体恤老人,也从没问过他吃了没有,往往一把抓来咬在口中,背起书包风也似地上学去了。这大饼哪怕在冬天都是温热的,恐是外公捂在怀里带回来的吧!
三年“天灾人祸”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头三年),粮站连早稻米(南方种两季稻,早稻米质量差不抵饿。在丰年时,粮站每月会有三五公斤晚稻米的供应配额)都不能保证足额供应了。一人每月的24斤定粮中,记得有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是番薯干或番薯粉。
这黑不溜秋的番薯粉散淘淘的,得掺入好多面粉才能捏成团。我家经济条件还算好的,妈妈在邮电局工作,工资稍高些,能买点黑市商品(黑市,就是政府不允许公开买卖的物品,百姓却在私下交易的地方)。这自然也有外公每天的汗马功劳!于是,就从黑市里买些面粉,将番薯粉掺入后做成饼吃。蒸熟后,这饼倒甜丝丝的还有点糯性,年少不知愁滋味,吃一二个还觉得蛮好吃。
麻烦的是番薯干。乡亲们在刨削的时候哪有工夫去皮呀,可能也舍不得去皮(粮食紧张,有皮分量重呀)。天闹灾,这番薯个头也长得小,短短的一根中,两头都是皮还沾着泥,直接去煮还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