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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安全蓝皮书：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6~2017） 
定 价：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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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对人类命运与人类安全的考量，深入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多源/元性外源性双源性与内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提出了具有中国视角中国范式和中国话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方略与路径，展现了中国学界建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论探索，强调了只有通过共商、共建、共创、共赢、共享的安全文明建设，才能消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安全困境。
序一 实现安全先要强身健体主权范畴再思考
王逸舟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各方面考虑，尤其从近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交往的实际需要出发，我认为，逐步培养和建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主权观，对于国人（不论是政治家、外交决策者还是媒体人士和普通百姓）是有必要的。这里，我愿借今年的《非传统安全蓝皮书》的宝贵篇幅，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就教于同行与读者。 众所周知，主权源于近代西欧，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观念，也是当代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准则之一。它的原初含义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自主决定涉及自身民族国家利益的重大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外国或国际组织都无权加以干涉。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主权观念的确定，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得以维系的根本条件。由此国家不管大小强弱才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各种国际条约和正常国家间交往才能相对顺利实现，出现在各国间的麻烦与问题才可以有共同的应对举措。没有主权观念，就不会有人们常说的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存在的只是野蛮无序、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中国人对主权观念的珍爱，更有特殊的理由：曾经是文明古国、至高无上的中华帝国，近代沦陷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被迫割地赔款、签署不平等条约、遭受百年屈辱；主权观念在传入中国后，反而更受重视、更深扎根，以至于从上到下人们普遍相信它的绝对性、完备性，任何对它的质疑及变通都不可接受。在主权依然是国际关系重要基石的当今世界，中国肯定将把捍卫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作为优先使命之一。 然而，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放开眼界，充实古典的主权观念。没有动态和开放的视野，主权及其维护就效果不彰，甚至适得其反。 原因之一是，中国国家利益正在向边界外的更大范围拓展，对它们的界定和照料需要主权概念具备更大的延展性、灵活性。举例来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外交和国防领域坚守的核心利益，主要是指国家领土疆界的完整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统一，特别是涉及应对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及各种分裂势力带来的挑战。而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海外利益的扩大，管辖治理维护的概念及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譬如说中国军方在东海宣布划出防空识别区，中国海警在黄海实施护渔区，南海与有关国家的争端被越来越多地强调关乎我国重大乃至核心利益，外交军事商务及各级政府单位协调在红海和地中海一带加大了护航、护侨力度，对外决策高层着眼于外部能源贸易利益而部署的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都具有类似特点。未来随着中国在诸如极地、外空、大洋洋底等高边疆的大量投入，会有更多新的利益生成，十数年以后甚或数十年之后核心利益、重大利益、次要利益、一般利益等将出现不同于今日的顺序，产生出不同以往的存在形态和管辖方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展示了丰富主权层次、发展主权形态的必要。 主权范畴的再定义，也是防止国强必霸国强必乱之历史怪圈重演的思想基础。近代世界历史的一大教训是，西方列强（很多时候的）和苏俄只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而不顾及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感受，仅仅要求维护自身的权益哪怕是霸道无理的要求而不向国际社会和邻国做出必要的让步和贡献，结果某些强国大国的崛起或受益，同时造成弱国小国的衰败或受损，还不时带来这样那样的对抗、战乱和失序。少数国家主权的荣耀强化，以多数国家主权的退化贬值为代价。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不应重演这样的情景。中国在扩展全球利益和好处的过程中须留意他人的感受，兼顾别国和国际社会的需要；我们须努力保持取与予的平衡，提供适当适量的国际公共产品，倡导智慧有效的国际治理方案，做出与中国地位相符的积极贡献（如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拉动国际经济复苏等方面的严肃承诺及具体措施）。从这层意义讲，新的主权观强调建立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的平衡，重视与大国地位相符合的责任（包括国民教育），把后者作为前者的必要前提。对于国人来说，这一点是过去讲得不够的，存在不少偏差与认识误区。举个例子：海洋强国是中国大众媒体和官方近年流行的一个热词，但很多人仅仅把它解释为更宽广的海洋边界、更大量的外部收获（如渔业或资源方面）或更强大的航母编队，却不太想到更智慧的主权纠纷难题的解决倡议、更有效的海洋争端调解能力或更吃重的国际水域执法义务这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新的主权观，还有一个要点，即对外事务上自主性的确定，与对内事务上的进步性，应当呈正比关系。国内政治制度的开明，国内社会氛围的宽松，国内公众权利的保障，国内人权状况的改进，直至国内生态环境的优化（而非恶劣退化），诸如此类的各种内部进步，是国际声望提升的基础。唯有如此，我国的海外权益才可获得他国的尊重，我国外交部门的倡议和斡旋才会奏效，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说法才能有真正的说服力。主权与人权不是分割的、对立的，而是彼此促进的、荣辱与共的。这是新旧主权观的最大分野所在。在旧时君主专制制度或各种国家垄断和强权体制下，主权的界定并没有考虑国内人权状况，甚至在践踏欺凌人民权利的过程中建立起来。早期的欧洲列强，不仅对外扩张带有血与火的野蛮色彩，其内部也曾经历马克思所抨击的两极分化；希特勒时期纳粹德国一方面向邻国索要更大面积的蔚蓝天空，另一方面在内部残害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波尔布特治下的柬埔寨，在国内杀戮无数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同时，向中国要求帮它维护受到越南威胁的国家主权。传统的主权观在时代的进步中越来越多暴露其局限。随着冷战格局的终结，20世纪９０年代初以降，一种新的认知及其规范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多数成员中逐渐成形，那就是：没能在内部履行保护人民之责任的政府，这个国家（及其统治者）就不配享有国际上主权国家通常具备的代表性及合法权利。仔细辨识自此以后出台的各种国际法和条约，包括一些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审判，很多都属于这类认知的内化。中国不是当今世界的孤岛，更不是革命造反派，而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负责任大国（习近平语），我们更应在主权观的学习和再出发时，加上这方面的新内涵、新实践。 尤其当看到一些媒体和网络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渲染，我个人深感忧虑，意识到改造有缺失的主权观、防止大国沙文主义的紧迫性。与改革开放初期虚心向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氛围不一样，今天的不少国人似乎不太愿意承认自身的缺失与落后，却整天嚷嚷收拾这个教训那个对手，嘲弄规模体量或发展速度不如我们的各式国家，语气也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平和，而产生了更多的虚骄之气。真正先进或渴望进步的地方，不该是成天秀肌肉的样子，不该是到处有脾气见长的屌人，不该是总有筑墙封路断网的现象。旧时的主权观容易滋生争强好胜、你死我活、攻城略地的零和博弈心态，而孕育人类未来的主权观重视学习过程、始终具备开放性、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做出有分寸的谅解妥协。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追求实力霸权和主权至上的国家越来越少，而且其政策结果多半是损人不利己，或占他人一时便宜、折本国长久根本利益。理解和借用新的主权观，我们会更加清醒认识自身发展的不足（无论器物、体制或观念层面均如此），会更加自觉在外交的作为与内政的改革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会更加精准地评估世界政治的双重性（丛林法则的循环再现与国际规范的进步演化），会更加理性和适度地运用手中的工具（如外交军事商务的各种杠杆），会更加大度加审慎地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和引导全球治理。 近年我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思想，可以视作上述新主权观的一个理论注脚。它的主要线索，是中国作为行为者（主权载体）与外部世界（主权者关系网络）的互动关系，即一个快速变化的、渴望进步的、逐渐崛起的新兴大国，如何恰当看待所处的时代环境，如何准确地定位自身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不断改革自身，更多维护海外利益和扮演全球角色。第一，创造性介入思想确认，世界政治处于逐渐进化的过程，国际规范和法律的网络通过技术和贸易连通整个世界；全球化虽然有利有弊，但总体上增加了各国交流、合作、提升的机会，加入而不是规避这一过程是大势所趋，是主权国家提升自我的良机。另起炉灶既无可能，也没必要。第二，这一理论强调，中国虽然取得了世界公认的进步，但总体衡量仍处于不高的层次，我们的优势和长项至今主要表现在一些经济数据上，如基本脱贫和解决温饱问题、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拓展贸易和市场、持续增加外汇储备和国家经济总量等；但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内部指标上，如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人权的法制保障，社会组织的活跃及参与度，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优化，以及一些重要的对外关系指标上，如整个国家的风范精神和国民的乐于助人心态，外交和军事部门处理国际争端的水平，全球话语权和公共产品供应能力，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政体之类对他国民众的吸引力，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所谓的创造性，不只是外交家和政治人物的智慧或魄力发扬光大，更应有国民精神和社会气象的昂扬向上。第三，以新主权观为参照，这一理论看重中国对外交往的和平发展承诺，赞赏近年来展示大国善意的积极作为（包括中国外交特使的斡旋努力），期待外交的更多智慧之旅和国际安全领域的更大贡献。它在明确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优先性的同时，提示了外交主导、经济开发援助跟进、军事力量和武力手段殿后的多管并用及顺序，强调了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意义（可参见书中有关中国维和部队在非洲部署的讨论）。须牢记内政与外交的互动逻辑，即国内进步是国际影响的基石，政治开明与人权保障是进步的核心；在整体主权的考量中，国际利益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外部形象与经济收益同样重要。 上面这些话，我近年来在不同场合讲过，也体现在本人的一些著述里，但愿它们不是毫无意义的判断。期待包括非传统安全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思想，能够重视塑造新主权观的倡议，推动我们的安全研究更上层楼。 是为序。序二非传统安全研究：从行动自发到理论自觉 序二 非传统安全研究：从行动自发到理论自觉 罗中枢 罗中枢，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喜马拉雅文化及宗教研究中心理事长。 自古以来，安全是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永恒话题，是人民福祉的最基本保障，追求安全是人类的永恒目标与梦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关头，国家的崛起、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和谐，都需要以安全为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以安全梦为前提。2016年以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各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核扩散、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网络病毒攻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发生。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波诡云谲。大国博弈、教派冲突、毒品泛滥，热点地区的冲突与对抗更加激烈，地区局势动荡不安。传统安全面临诸多困境，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严重威胁人类安全。 在中国周边，各种不安全因素始终存在，充满变数。一是东北不稳定风险剧增。朝鲜的核武器试验、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安倍政权为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目标而加快军事化进程，给中国东北边疆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二是南海争端再起。美国继续以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为幌子，其军舰多次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挑战中国领海主权；日本在东盟国家搬弄是非，挑拨与中国的关系，积极插手南海问题；越南在南海与中国有争议地区强行进行油气开采前的勘探工作，直接挑衅中国的领海主权。三是中亚、南亚安全形势日趋紧张。域外大国向中亚渗透，三股势力蠢蠢欲动；阿富汗政府军和国际联军与基地塔利班之间冲突不断；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多国围剿下加快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及其他地区逃窜、渗透；印巴严重对立，双方摩擦极易走火；印度边防军队非法越过中印边界进入中国境内，中印边境激烈对峙。所有这些都严重威胁到中国边疆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边疆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拓展和延伸，成为包含政治、经济、民族、社会、文化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概念，涉及国家形态、历史演变、族群关系、文化形貌、治理理念等多种因素。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边疆不仅是对外开放的前沿，而且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以及对内、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边疆安全研究关涉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局部与全局、地方与中央交汇的宏大领域，不仅要关注陆疆、海疆和空疆等硬边疆安全，而且要关注随时代发展变化而出现的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软边疆安全，以及硬边疆和软边疆相互渗透交叉的交织边疆安全，所以，边疆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中心地位，无论是传统安全研究还是非传统安全研究其许多研究议题，都与边疆安全研究的议题不断交叉和交融。 2017年1月8～9日，由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首届非传统安全研究前沿与趋势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和学者就非传统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研究对象与范畴、研究方法与范式、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专家们的发言涉及边疆安全、跨境区域经济合作、亚太安全秩序、气候变化、环境政治与能源安全、反恐司法实践、非法移民、宗教渗透、人道主义救援、印巴水争端、反贫困等诸多方面。这次会议为编撰高质量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6～2017）》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推进具有中国视角、中国范式、中国语境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历史经验表明，治国必治边，同样，治国必治安。研究边疆安全，既要深化对边疆的研究，又必须深化对安全的研究。面对人类社会和中国包括边疆地区面临的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理应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同仁一起，承担起时代和社会的使命，急国家之所急，应时代之所需，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关键性、前沿性、前瞻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边疆安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聚焦涉藏、涉疆、涉边、涉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面临的诸多安全威胁和挑战，探究新范式、新方略与新路径，共同协力推动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由行动自发向理论自觉的转变。
余潇枫，男，1957年7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八届理事、中共中央外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公共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自治区突发事件应对专家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大学客座教授、塔里木大学首位昆仑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非传统安全管理。
罗中枢，四川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喜马拉雅文化及宗教研究中心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志江，男，1962年8月生，汉族，江苏省淮阴市人。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2000年10月加入农工党。现任农工党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农工党广东省委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基层委员会副主委，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韩国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9月至1983年6月在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88年9月至1991年7月在四川大学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在南京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学位。1997年8月至1999年7月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于1998年3-6月在台湾大学进行访问研究）1999年8月至2009年6月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2004年9月至2005年8月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区长助理，2009年6月至今任中山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5月至今任农工党广东省委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2008年12月至今任农工党中山大学基层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委。此外，还担任中国朝鲜半岛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理事、亚洲政治与历史协会理事、日本亚洲政经学会海外研究员、日本环日本海研究所海外研究员、广东省台湾事务办公室特约研究员等，并独立完成或合作完成省级以上科研项目5个，完成学术论文80多篇，2010年被评为农工党中山大学基层委员会优秀党员。研究特长为中韩关系与朝鲜半岛问题及台湾问题。
谢贵平，男，汉族，1972年3月出生，安徽无为人。曾就读于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历史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新疆历史学会理事、新疆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塔里木大学重点学科民族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边疆非传统安全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出版专著《非传统安全视阈下防止东突文化渗透与文化安全研究》和《新疆社会问题治理与和谐环境建设研究》，执行主编《非传统安全研究》（第3期）、参与编写《非传统安全概论》（第2版）教材，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主持和参与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等60多篇，有多篇内参获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批示，论文《认同建构：新疆安全治理新路径》曾获新疆自治区青年学者论坛一等奖。
Ⅰ 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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