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主动选择丧失为人的资格
感谢您在不知凡几的太宰治译作中选择了这一本。下文会有少量剧透，可能妨碍阅读体验，因此建议您读完小说再回头来看这篇序言。
面对太宰治的著作，大部分疑问会围绕他是怎样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阴郁黑暗才会塑造出一个人间失格，即丧失了为人资格的男主人公？为何要阅读太宰治？应
如何解读他人生最后一部代表作？等展开。
我的回答是，请放弃对过去的好奇。关于太宰治的过去，既包含曾客观存在的事实（即经历），也容纳着人对这些事实的主观修饰和编译，是某种意义上的干扰信息。
一方面，在文学研究中，有所谓的写作背景时代背景等概念，如同无形的绳索，将对作品原有价值的理解封锁于一座容量有限的幻境。一位作家的经历确与时代息息相关，然而他作品所能抵达的深度，却未必会受时代、受过去制约。有大智慧的作家，往往先时代而行。另一方面，小说是虚构的，作家笔下的过去可以由他重塑，由阅读者赋予五光十色的诠释，这就意味着小说中不存在客观既定的作家的过去。想要从过去解读作品这一认知本身，即会让自己陷入原因论的局限与障碍。邂逅一部小说，重要的是读者如何解读它说了什么，而非它为什么要这样说。
当然，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读者不应当了解作家的基本信息。适度的信息量有助于消解初次阅读带来的距离感。对太宰治较为陌生的读者，不妨看看下面一段文字。
小说家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日本东北地区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现五所川原市）的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贵族院议员，母亲体弱多病。自1929年起，太宰治先后经历过至少四次自杀未遂，有两次分别是与当时的情人和当时的妻子。他的人生终结于《人间失格》完稿一个月后的最后那次自杀。在他并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文学、酒精、药物、女人是将他与世间连接起来的主要介质，这让他受到的非议与褒奖几乎等量。比如致力于弘扬日本传统美、凭小说《雪国》《古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明确表达过对太宰治其人其作的不满；几年后又因太宰治的一部短篇小说《女生徒》，而对他大加赞赏。
太宰治以薄薄一部《人间失格》为日本与中国读者所熟知。据统计，仅日本新潮文库便累计发行超过600万部《人间失格》，可与夏目漱石代表作《心》几十年来的累计发行量媲
美。在现代日本，《人间失格》依然拥有大量读者，并被改编、再创作为电影和动画作品，如电影《人间失格》 、动画《青之文学》 等。
一直以来，都有人将《人间失格》视为半自传体小说，将男主人公大庭叶藏遭遇的痛苦归咎于过去、他人、世道和时代；同时结合太宰治本人的生平，认为太宰治在借叶藏之口完成弱者的自白。这不失为一种大众式的解读方式。而这里我想提供一条不同的触碰路径。
需要借助的是阿德勒心理学 的几个概念：
第一，目的论。阿德勒认为人会采取何种行为，不是根据过往得出的经验，也不是由于曾经遭受的创伤，而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自主进行的选择。这一理论彻底否定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潜意识论。
第二，课题分离。比如，学习走路是孩子的课题，教会孩子走路是父母的课题。理想的状态是，孩子学习走路，父母从旁守护、提供支援，这是明确的课题分离；倘若父母在孩子走路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孩子摔跤而剥夺其走路的权利，则属于擅自揽过孩子的课题。
第三，自我接纳。与自暴自弃的根本区别在于，自我接纳意味着正确审视、评价自我的优缺点，包含坚定向上的意愿，即人具备追求优越的基本动力。
第四，lifestyle，即生活方式、生存之道。人能基于主观意愿改变原有生活方式，改变自我与人生。这一理论在极大程度上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内驱力，否定人会被过往经历、情绪、经验绝对支配。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来具体看看。对一个作家来说，在书写的那一刻，他本身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他的所思所写均始于那一刻，既不是过去，也绝非未来。在那个当下，过去是不存在的，更不会对他造成束缚与支配。他会这样写、那样想，则来自他此刻拥有与这样写那样想所匹配的目的。因此我以为，整部《人间失格》展示的便是太宰治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而让叶藏择取的某种生存之道。他的痛苦并非来自过去、他人、世道和时代，而是来自他对它们的诠释、对自我的定位。所谓的丧失为人的资格，是叶藏主动选择了活得不像个人样，是他自发贯彻了绝对向下的人生观，其目的在于保护自己，消解源于人际关系网的烦恼和伤害。
大庭叶藏从小对世俗生活、周遭环境与他人（包括家人、仆从、老师、同学以及去东京后结识的所有人）怀着强烈的不信赖和被害意识。然而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个体，他很明白自己不可能置身世外。无论走到哪里，世间（人际关系）都包围着他，他也无法对他们彻底死心。苦恼于面对世间的他，发现了一个办法，即扮演小丑，哗众取宠，以此缓和甚至消除他人对自己的敌意，用他的话说，是总之绝不能碍他们的眼。而实质上，这是一种使他和他人关系得到某种和解的手段，能让自己从他人不怀好意的注视中解脱出来。比如，尽管根本不想要狮子舞面具，他还是接受了这个礼物。他的理解是，这是父亲希望他要的，只有接受，才能实现不激怒父亲、免于被父亲惩罚的目的。又比如，面对家里仆人对他身体的侵犯，他选择沉默地忍让，出发点是为避免在此种人际关系中，自己得不偿失，反被玩弄。
那么，这样一种处理外界与自我关系的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对讨厌的事物不敢说讨厌，对喜欢的事物，却如同行窃般偷偷地喜欢，到头来只能品尝到个中苦涩，以及难以言喻的恐惧感。也就是说，他变成了一个不敢自由表达自我意志，一味迎合他人、满足他人意愿的人。他的人生不再是大庭叶藏的人生，而是父亲的人生、他人的人生。
无论在老家还是在东京，他的一切行为指向在于逗他人发笑，最终目的还是保护自己免受人际关系中他所定义的伤害。哪怕多次被女人们心怀善意地收留，隐约感受到她们毫无算计之心的温柔，他依然紧抱被害意识，缺乏信赖对方（比如静子）的勇气，更缺乏即便受挫，即便颠覆从小到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要坚定向上的勇气，转而使用让人生向下的廉价手段，如嫖妓、酗酒、与女人纵情声色、装模作样地参加左翼运动、沉湎于药物……比起坚定向上，这些手段要来得唾手可得得多。借由它们，他觉得同样可以维系现有的人际关系，保护自己立足于相对安全的境地。
长期以来，他置身在满足了他人意愿的假象之中，逐渐模糊本来应有的自我，而一旦失去他人意愿作为指引，便完全不知如何安置这个人生。比如小说最后，长兄告诉他父亲病逝，他成了这样一种状态：自从得知父亲病故后，我变得越发萎靡不振……我觉得自己那装满苦恼的器皿仿佛变得空荡荡的。我甚至想着，那个苦恼的器皿之所以格外沉重，完全是那位严厉的父亲造成的。
说起来，这个苦恼的器皿真的是由父亲造成的吗？难道不是他为了保护自己、说服自己，而刻意制造出来以求得心安的一种责任转嫁行为吗？事实上，父亲是怎么想的、父亲是如何看待他的，那是父亲的课题，不是他需要在意的。诚然，在文明社会，一个独立个体与他人存在着千丝万缕不可切断的联系，然而即便扮演儿子这一角色，也不应干涉父亲的意志；同样作为父亲，亦无须干涉儿子的意志。但是，叶藏妄自揣摩父亲的意图，认为父亲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把他人的人生背负在肩上，以此替换掉大庭叶藏的人生，将自身定位为获得他人认可的滑稽道具，也难怪入目皆是敌意与冲突。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中篇小说《斜阳》女主人公和子的弟弟直治身上。
这部小说分四回连载于《新潮》1947年7月至10月号。故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昭和二十年（1945）为起点，讲述了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和子，先后遭遇父亲病逝、离婚、产下死婴等一系列挫折后，与母亲搬离东京，去往伊豆乡间生活。不久，弟弟直治复员回家。母亲患上肺结核，身心俱疲地离世。而被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姐弟二人，面对翻覆的天地，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小说发表后，和子与弟弟直治备受读者关注，很快引发了不同阶层的声音。日文辞典甚至为斜阳一词添加了新的注释：斜阳即没落，斜阳族即没落的上流阶层的代称。在太宰的故乡青森，修建于明治时期的津岛家老宅亦被辟作太宰治纪念馆斜阳馆，并被指定为国家级保护建筑。
故事中，直治展现出与叶藏相似的苦恼，将自己定位为像细草一样无能。在他的主观认知里，身边大部分贵族徒有其名，只有纯粹美丽又优雅的母亲是真正的贵族。怀有重度劣等情结的他，将母亲的形象等价于一种理想人格绝无仅有，更不可模仿。母亲以外的世界对自己充满敌意。同那些与我出身截然不同、阶级截然不同的同学交往，他们就像顽强的野草。我被他们的强势所压制，不愿屈服，映现在他眼中的外界和他人从来缺乏善意，生来劣等的自己要想融入其中，唯有采取更加粗暴向下的手段，就像他在遗书中提到的游手好闲、懒惰好色、贪图享受等。这样做才能变成一个下流的人，变成一个强悍，不，一个强暴之徒。我想这才是成为所谓的民众之友的唯一途径。同时，这些粗暴手段还拥有附加效应，即利用它们，可以最直接迅速地完成对野草的反抗与报复。
然而，四肢健全、爱好文学、具备洞察力的直治（即便复员后可能罹患了战后心理综合征）果真是个一无是处的无能之人吗？民众果真像他在意自己一样在意、挑剔他，并从一开始就只想赏赐给他一张恶意满满又中规中矩的旁听席吗？他所处的世界果真处处伪善险恶吗？反过来思考，倘若直治没有怀抱这种劣等情结，选择善意地看待民众，选择与原来相反的生存方式，坚定往上，颠覆自己的一切惯性思维，他的人生会不会走向迥然不同的境地？我的判断是会，毕竟一个人除了自己，还有哪个他人完全握有开启其人生每一条支路的钥匙呢？
在我看来，直治在进入世间的最起初，已主动放弃了靠自我赋予人生色彩的觉悟，而选择将人生的色彩赋予权交由民众，交由他人，选择了一种看似轻松简便、风险系数相对较低的生存之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他所以为的民众的需求。他所说的我连对着人敲诈勒索的本事都没有，也不是他的无能造成的，而是他为在民众阶层求得没有摩擦的一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为什么？因为与人相争必然产生摩擦，有摩擦便可能导致自己被排挤于他人之外。而被排挤于他人之外，则会进一步加剧他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敌意，让他双足悬空，连已经习惯的现有的生活方式都无法维系。总的来说，就是他的无能并非过去的经历所导致，而是为了延续至今为止的生活方式，他判断自己需要变得这样无能。
太宰治在小说中曾分别为叶藏和直治的行为做出过某种注解：
我不明白，越是努力思考越是不明白，仿佛只有自己是异类，继而被巨大的恐惧和不安笼罩。我几乎不再同别人讲话，不知道说什么，更不知道怎么说。
《人间失格》
不论做什么都感觉难为情，感觉无尽的不安。终日惴惴，丧失了容身之所。
《斜阳》
曾经我认为，正是由于叶藏和直治从小经历着这些不安，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才总是不计后果、如履薄冰，永远站在世俗的对立面；在世俗不允许后退、放弃的地方，干脆而坚决地松手，被视作软弱无用、不合时宜的异类。但是现在，我想要推翻这一结论。
所有的不安，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叶藏和直治基于自身价值观进行解读、定义的泡影，作为生存之道的具体表现方式被他们挑中，并不断强化。他们生活在一个变形的主观世界中，无法接纳劣等的自己，却希望他人承认自己，让自己在其中寻到归属感。
我想，倘若叶藏和直治能够重新选择生存之道，不曲解、不在意他人的视线，不擅自闯入他人的领域，不背负他人的课题，转而恰当正视自我以及自我的能力，充实地用当下的一秒构筑人生，赋予自己改变现状的勇气，最终切实踏出改变自我的第一步，那么他们原本怀抱的不安，也会从这一步开始逐渐消散。当然，这并不等于如此实践得来的未来不再存有任何阻碍或摩擦。有了阻碍或摩擦，去解决就好了。重要的不是阻碍或摩擦的存在，而是人如何看待阻碍或摩擦，以及从中重拾坚定向上的勇气与方法。
假如您对这一说法存疑，那么请对照看看故事中直治的姐姐和子所贯彻的生存之道，那是基于与直治迥异的价值观而进行的道德革命，二者的底色与质地具有决定性的不同。
最后，我想说说书写这篇序言的初衷。一部作品的价值始于被他人阅读这一行为。也即是说，重要的是，阅读了作品的读者由此得出怎样的见解，在见解的作用下，如何重新思考，与他人交流作品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碰撞，而最终获得怎样的坚定向上的力量。这篇序言里写到的种种，包括借助阿德勒心理学进行的理解，仅是我的个人看法与思考，并非导读，也不是太宰治作品唯一的解读方式。
同时，要说明的一点是，阅读行为的障碍在于时空本身对文字的阻隔、沉淀和净化，在于一个独立个体无法对另一个独立个体完完全全地感同身受。为此，必须抛开表面的概念、技巧、主义，抛开纠结于作家过去与本意的妄念，在此时此刻坦率地感受思考。
感谢为本书出版工作予以耐心指导的编辑，感谢每一位阅读至此并愿意继续阅读下去的读者。
廖雯雯
2017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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