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限度_汪丁丁_9787518206636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作品。本书中，汪丁丁教授将中国奇迹分为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中国经济近四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瞩目，完成了中国奇迹的*个维度。但在经济奇迹的背后，却是整个社会正义与道德感的缺失，腐败横行。要想让经济奇迹延续，必须同步社会改革，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三者并驾齐驱，才可能赢来真正的中国奇迹。

再谈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感谢徐晓和她的编辑团队至少两年来的不懈努力，这本文选（选自2010年以来我写的文章）终于出版。我撰写这篇序言时，有机会重温这组文稿，并惊讶地发现它们被编辑重新安排之后简直可说是焕然一新。这本新书的序，我认为，最合适的标题是再谈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我在以往三十多年里写了不少文章探讨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至少两篇以此为主题。其一是2014年我在杭州湖畔居与周濂的长篇对话，另一篇的标题是《复杂思维为何艰难》，也是2014年写的那一年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界受到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思想冲击，为此，我写了一组文章，收入张进主编的《中国改革》。张进在财新网发表的评论中特别列出他理解的我这组文章的关键词：中国奇迹收入正义资本财富复杂思维。读者不难在这本书里找到以这些关键词为标题的文章《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收入分配与正义诉求》《资本与财富》，以及上述两篇关于复杂性的文章。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是这本书里其他文章的主题，例如我为阿瑟《技术的本质》2014年中译本撰写的序言，在财新网发表时的标题是《锁死的路径》。又例如《互联与深思》《人类创造性的两大前提》《互替与互补》《竞争与合作》《自由与自律》。逐渐地，读者不难理解这组文章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借着探究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经济学理论或许能够超越以往的局限性。例如，这本书里有两篇这样的文章：《美食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核心议题是稀缺性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因为稀缺所以竞争，或者，当我们观测到竞争时，我们可以推断稀缺。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或产权学派经济学，核心议题是竞争稀缺资源时不可避免要有的各种歧视标准的孰优孰劣之分析。于是，经济学关于稀缺与竞争的理论，从个体的理性选择扩展至群体的决策行为。如果群体人数很少，那么，经济学家更愿意运用博弈论方法于群体行为。不过，当群体人数众多时，博弈论并不是好用的分析方法。例如，当我们分析中国转型期各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时候，由于群体人数众多，群体成员相互之间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成为任何理性选择模型的主导因素。注意，这里出现的是奈特在百年前考察的那种不确定性特指那些不可重复从而不可预期事件，它们当中意义重大的，现在被称为黑天鹅事件。这种不确定性无法被假设信息完备或信息完全的博弈理论容纳，尤其是，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模型不再可能如以往的博弈分析那样是逆向推演的。取而代之的是，例如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也称为基于以往经验之间相似性的非贝叶斯决策理论），又例如来自统计物理学的随机过程分析方法（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里的版本是动态随机过程一般均衡方法）。但是经济学家在引入这两种新方法之后，几乎立即意识到伴随新方法的核心议题复杂性，或任何复杂系统的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典型的各态历经，就是布朗运动的特征假以时日，空间内的简单布朗运动可以达到任一位置。可是，复杂系统的特征在于，它以往的演化改变着它现在的结构于是很可能永远无法达到某些位置，所谓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在这样的演化社会理论视角下，如果这些永远无法达到的位置的集合包含着各种被称为均衡的状态，那么，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社会演化可能达到另外一些状态，例如崩溃或解体。
其实，我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问题意识当中始终有上述复杂性的牵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和乘客攀谈，而且喜欢发表政经评论。在以往五年里，我遇到至少三位这样的司机，非常不满意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化改革。他们的不满，我这样概括：当初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些富起来的人却为富不仁（当然还要官商勾结）垄断了全部经济资源，致使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我的这一概括，可追溯至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公认的老师奈特在1930年代为学生们讲授微观经济学时的开场白，他提醒学生们，首先，不要以为世界上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其次，完全不受社会制约的自由竞争很可能导致财富积累和权力垄断到完全消灭自由的程度。阿罗是奈特的学生，以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以及相关的理论贡献而获诺奖。但是我认为诺奖委员会忽视了阿罗的另一个不可能性定理，这一定理可以表述为：不可能有包含全部社会系统在内的自由市场。换句话说，只能有嵌入于既定社会之内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有嵌入于市场经济的良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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