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第十一辑_陈恒_9787534777950

以“职业历史学家与大众历史学家”为主题，下设“新文化史”、“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研究”、“评论”、“讲坛”和“文献与史料”六个栏目，刊载了斯坦凡•贝格尔的《职业历史学家与大众历史学家，1800-1900-2000》、李根、周巩固的《卡罗•金兹堡的文化史研究评述》以及梁艳春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叙述史学》等主题文章，以及古埃及塞得节、斯巴达政制等专题研究文章

　　《新史学（第11辑）：职业历史学家与大众历史学家》：
　　莫妮卡·巴尔（Monika Baar，1972—）在其讨论中东欧历史编纂学的精彩论文中，便强调指出，这种多面手正是该地区19世纪民族历史学家们的关键特征。当然，这一点不仅仅是中东欧的特性。人们只要想一想德国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挪威的彼得·安德里亚斯·蒙克（Peter Andreas Munch，1810—1863）或芬兰的约里奥·科斯基勒恩（ YrjoKoskinen，1830—1903），便会明白，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职业历史学家协会与流行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在不列颠岛上，从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和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勒基（ WilliamEdward Hartpole Lecky， 1838—1903）到约翰·罗伯特·希利（John Robert Seeley，1834—1895），一直到20世纪的屈威廉（G.M.Trevelyan，1876—1962），这些历史学家都拒绝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职业市场。相反，他们宁愿投身于一个为大众而撰写的、市场化的历史学中。直到最近，正如诺曼·戴维斯（ NormanDavies，1939—）在其爆炸性作品《群岛》（ The IsLes）中所言，许多英国历史学家们都在他们的前言中想让自己的作品进入到最广大的读者群中，并且表示这些作品是为人民写的，而不仅仅献给他们的同行与学生们。不过，当约翰·巴格内尔·柏雷（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在其1903年就任剑桥大学钦定历史教授，以“历史的科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为名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说时，他便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需要由职业人士来实践的这种观念。该观念后来变成英国历史思想的主流。科学的历史学已经描述过自己的领地，它是针对大众史学而来的自我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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