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了不起的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调查手记_钱振文_9787534760525

作者以调查手记的形式记录南京长江大桥的文化价值，并提出了应对它保护的急迫性。

　　序
　　2007年4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20多年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遗产摸底工作。这2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变革，而我们也付出了自然环境恶化和文化遗产大面积消失的代价。通过普查，摸清家底，有助于决策层和广大民众认清形势，采取正当的应对措施，正如梁思成所说：“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少。”文物普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宣传工作。普查登记是向全社会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知识的好机会。因此，伴随着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宣传工作也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北京鲁迅博物馆接受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的委托，成立了项目组，组织作家和媒体工作者奔赴普查一线采风，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成果。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文物工作者的风采和文物普查的工作细节。
　　在这项工作进行过程中，项目组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对晚近的20世纪文化遗产上。20世纪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概念和新领域，也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着重点之一。过去，我们理解的文化遗产往往指的是那些久远的时代遗留下来的沾满灰尘的古物，20世纪，在一般人的意识中，还是当代生活的一部分。由于认识上的滞后和对之价值的低估，20世纪文化遗产面临着比古代文物更大的风险，它们随时有可能被城市规划者的铅笔和建筑工人的铲车葬送掉。近年来，国家文化遗产行政管理部门对20世纪遗产给予高度重视，召开多次会议，对20世纪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了全面部署。项目组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奔赴革命遗址、新中国工农业重大建设项目、历史人文标志性建筑等较为知名的20世纪文化遗产地，做了较为深入的报道。
　　与古代文化遗产不同，20世纪文化遗产发生的时间并不长，遗产生产的参与者很多都还健在，通过对这些参与者的访谈，可以获得有关这些文化遗产生产过程的鲜活信息。项目组充分利用了这些优势，掌握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同时，我们也更明确地意识到，随着这些当事者们的逐渐离世，这个特有优势也将逐渐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20世纪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是带有“抢救”性质的。
　　现在，项目组对20世纪文化遗产的关注产生了第一批成果，并以“中国20世纪文化遗产聚焦”丛书的名目陆续出版。从已有的成果看，这些图文并茂的著作富有特色，作者们不是去静态地观察一件孤立的文物，而是通过实地勘察和访谈，寻找文物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这件文物与社会发展、人们命运的广泛关联。而且，这些文字注重探究文物的当下生存状态一这是20世纪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这些文化遗产，并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悬置”出来的孤立物件，而是正在使用当中的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这种实用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面对它们时的审美感受，但并不减少我们对这些人类杰作的敬畏之情。
　　孙郁黄乔生2010年8月于北京

　　不断生产历史的南京
2009年6月初，我们计划到江苏省南京市考察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计划考察的重点是南京的民国文'化遗产。南京是有帝王之气的六朝古都，同时南京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建都的王朝总是不能长寿，而且前朝的古物总是遭到后来者的残暴洗劫，能够留到今天的实物据说并不多。国民政府是南京历史上最后一个在此建都的政权，所以可以想象，可供挖掘的民国遗产，即“20世纪文物”，定然不少。但我们过去对南京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建设成果知之甚少，除了中山陵外，只有一个半开放的总统府，介绍南京城市史的著作一般是写到孙中山1912年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为止，而把此后差不多40年的历史略而不谈，最多是概括一句：“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践踏下，南京变成一个满布旧社会风尘的破烂不堪的城市。”（《名城史话》，中华书局1984年版）去之前，打电话和南京市文物局普查办公室的吴会泽女士商量这次南京之行的考察目标，当说起我们对这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一个重点目标——20世纪文化遗产的关注和兴趣时，吴女士马上变得很兴奋。她说：“这方面南京的东西很多，主要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老工厂和老建筑。”在电话中她比较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几个老工厂比如“和记洋行”、“首都水厂”等的情况，然后补充说：“除了这些，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遗产也很重要，比如南京长江大桥和金陵饭店。”南京长江大桥进入这次文物普查的视野一点儿都不令人吃惊，由于几十年的传播和灌输，大桥的形象早已深深地镌刻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不管是否到过南京长江大桥，每个中国人都能勾勒出一幅准确清晰的大桥图像。在大桥建成后的40年，起码有20年它是一个几乎和北京天安门同样重要的文化符号，如果说后者代表着国家主权的尊严，那么前者则一度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主要象征物。金陵饭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并不陌生，起码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金陵饭店还是“高楼大厦”的象征，去南京旅游的外地游客，在到夫子庙和雨花台的路途上经过南京的商业中心新街口时，往往不会忘记抬头仰视一下这座在当时显得鹤立鸡群的“高楼”。但即使如此，把它作为这次文物普查的对象还是多少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吴女士解释说：“金陵饭店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酒店，也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6月11日上午11时，我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黄乔生副馆长在北京南站乘坐D31次火车出发去南京。坐这趟车有个好处，就是能在天黑前到达南京，这样就能顺便观赏长江大桥，以前去南京都在晚上到达，去的时候也想着路上要看看长江大桥，但总是到了南京站才知道早已经不知不觉地过了大桥，所以也就总是不能看到。
　　从北京到上海的铁路线历来是贯通中国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连接着有连续几百年皇都传统与古老文明的北京和与西洋文明最为接近的河口型海港城市上海。自从1843年“开埠”以后，短短几十年，上海在西方资本的刺激下迅速发展并成为整个东亚近代化转型的枢纽和样板，在经济和市政迅速发展的同时，上海在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一种以商业资本为动力、以市民消费为目标的大众文化形式，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海派”文化；与之相对应，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则以“大学城”和在它的精英小圈子中酝酿发酵的“京派”文化而著称。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由此，南京作为特别市取代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以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为顾问的“首都建设委员会”，1929年年底推出了雄心勃勃的《首都计划》。也是在1927年，80多年前就被辟为开放口岸、与西方文明最为接近的城市上海也被确定为特别市，提出一个以“大上海市中心计划”为主的“大上海都市计划”。这样，北京既非政治中心，亦非商业中心，所剩下的就只有沧桑的城墙和城墙内满城的古建筑，这些建筑物的使用功能被废弃之后，就“脱出”了它原来的语境，不再是政权运行的权力空间，而成为供人观看的“风景”。对于南京和北京在这个时代的功能与角色变化，林语堂说：“南京（1938年以前）和东京一样，代表了现代化的，代表进步，和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象征；而北平呢，却代表旧中国的灵魂，文化和平静；代表和顺安适的生活，代表了生活的协调……”（《北京乎》，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第507页）通过1911年就全线贯通的铁路线（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贯通，而仅是三段铁路宁沪铁路、津浦铁路、京奉铁路的连接），南京和上海的文化人在享受西方物质文明之余，可以方便地到达北京，游览前朝的宫殿楼阁，感受代表中国性的古都文明。这些人当中，著名的人物如郁达夫、郑振铎、钱歌川、唐驶等。不管是谁要从上海到北京，由于长江的阻隔，都要在南京停留中转。这时，连通北京和上海的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成为连接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政治中心南京和文化中心北京的黄金要道。1949年lO月1日，中国的首都再次回到北京。和22年前的北京一样，南京成为人们游览观光的目标。旅行社为游客设计的“华东五市游”，其核心城市往往是南京。南京的旅游吸引物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内容，但是中山陵、总统府、美龄宫这些民国建筑的吸引力却长盛不衰，就像到北京必看故宫一样，人们对曾经和老百姓距离遥远的神秘宫殿总是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但一般外地游客能够看得见的民国建筑也就只有这么几个，虽然人人心里都觉得，不会只是这么几个。
　　确实不只是这么几个。
　　在南京的第一天晚上，同行的老黄要去他读过研究生的南京大学故地重游，要我陪他同去。在黑魃魃的校园，老黄急切地前行，目标是并非文物却胜似文物的当年他住过的学生宿舍和念过书的教室。看到当年新盖的宿舍楼如今变得很是破败，老黄直念叨：“旧了，旧了。”虽然这几个陈旧的老楼并非文物，但我们很快就走到一幢四周树木蓊郁、墙面爬满青藤的很是相貌堂堂的大屋顶建筑物跟前。老黄说，这是南京大学北楼，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老建筑。但南京大学校园里的灯光很是暗淡，不能尽情地浏览。老黄说：“这里边还有不少老楼，还有赛珍珠住过的房子。”从另一个大门口出了南大，沿中山路返回我们下榻的中心大酒店，没走几步，就瞥见路边的一个大门边上有块牌子，写着“国民政府司法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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