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安德森·布劳尔(Kate Andersen Brower),曾为彭博新闻社报道过四年奥巴马政府。此前,她曾在CBS新闻台纽约分部和Fox新闻台华盛顿特区分部工作过,还为《华盛顿邮报》《彭博商业周刊》《华盛顿人杂志》等撰写过稿件。她与丈夫及两个子女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郊外。除本书外,布劳尔的新书《第一夫人》也即将由未读推出。
引子
住在白宫,就像生活在舞台上,悲剧与喜剧交替上演。而我们这些白宫的仆人,便是配角阵容。
——莉莉安·罗杰斯·帕克斯,1929—1961年间担任白宫女佣和裁缝,《白宫为仆三十载》
一天,普莱斯顿·布鲁斯正和妻子坐在他们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厨房里,边听广播,边吃午饭——这顿饭他们每天都要一起吃——突然,播音员插播了一条紧急消息:总统遭到了枪击。
他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膝盖撞到了桌子上,盘子也咔嚓碎了一地。一分钟之后,又传来了一条播报,这次声音更尖利:总统遭到了枪击。已经证实,总统遭到了枪击。他的情况目前未知。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布鲁斯心想。他赶紧穿上衣服,在11月的清冷日子里,连帽子都没戴,便跳上车绝尘而去了。留下他的妻子弗吉尼亚一个人在厨房里,目瞪口呆地站在地板上的碎盘子中间。
向来沉着镇定的布鲁斯,这时却在市中心的车流里迅速穿梭,车速达到了每小时八十八千米——他后来说:“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得有多快。”——突然,布鲁斯听到车后响起了警笛,于是不得不将车停在了第十六街和哥伦比亚路交叉口的路边上。一位摩托骑警在他边上停住,跳下车,径直走到了司机那边的车门。
“开那么快干什么?”他显然没心情听布鲁斯找借口。
“警官,我在白宫工作,”布鲁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总统遭到了枪击。”
骑警愣在了那里。这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得知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赶紧,”吃惊的骑警跳回到摩托车上说,“跟我走!”那天,布鲁斯一直被警察护送到白宫的西南门。
大多数经历过1963年的美国人,都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听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时,自己正在干什么。不过,对布鲁斯而言,这个消息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肯尼迪不仅是总统,也是他的老板,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朋友。普莱斯顿·布鲁斯是白宫的门卫,也是一位备受爱戴的白宫雇员。就在前一天早上,他还护送肯尼迪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及他们的儿子约翰-约翰登上了停在南草坪的海军直升机,准备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换乘“空军一号”。肯尼迪夫妇将从那里启程,开始他们对得克萨斯州五个城市为期两天的“致命性”访问。(当时还差四天就要过三岁生日的约翰-约翰非常喜欢和父母坐直升机。但他最远只到了安德鲁空军基地。在被告知不能陪同父母去达拉斯之后,约翰-约翰哭了起来。这将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我把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直升机的引擎在南草坪上轰轰作响,肯尼迪总统大声对布鲁斯喊道,“事情你自己看着安排。”
布鲁斯的祖辈曾是奴隶,他的父亲也只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佃农,但他却成了肯尼迪家族的荣誉成员。他会和这家人在白宫的剧院里看电影,会站在一旁看总统和孩子们快乐地玩闹。当肯尼迪在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里追着蹒跚学步又吵闹不停的约翰-约翰玩耍,却不小心把头撞到桌子上时,布鲁斯在一旁也似乎疼得皱起眉来。(肯尼迪总统的办公桌是约翰-约翰最喜欢的躲藏地点之一。布鲁斯经常要在重要会议之前,把他从桌子下面拽出来。)高高瘦瘦的布鲁斯现在已到天命之年,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一撮亮白的胡子,每天上班都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白色的领结。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协助紧张兮兮的宾客在国宴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完成这项任务需要非常周全小心,于是,对工作十分投入的布鲁斯还为此设计了一张桌面倾斜的桌子,极大地方便了席次卡的排列。后来,这个被昵称为“布鲁斯桌”的发明,一直沿用了几十年。
11月22日,正在拼命赶往白宫的布鲁斯满脑子的难以置信。“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击中全身的震惊。”他后来回忆道。
来到总统官邸后,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我要等着肯尼迪夫人回来。”他和其他工作人员围坐在电视机前,把招待员办公室挤了个水泄不通。电视上的新闻证实了每一位白宫工作人员的恐惧。多年后,他写道:“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脑子里,一直都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任何离开这块7.3万平方米土地的总统,都有可能会像肯尼迪总统那样回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凌晨4点时,杰奎琳·肯尼迪才最终回到白宫。她穿着那件溅满了血点的标志性粉色羊毛套裙,紧紧抓着小叔子罗伯特·肯尼迪,面色像鬼魅一样苍白。不过,她却出奇地冷静。“布鲁斯,你一直等到我们回来啊。”她轻轻地说,仿佛是在安慰布鲁斯。“是的,夫人,你知道我会一直待在这儿的。”他回答。
在东大厅(East Room)稍事休息后,他领着第一夫人和司法部长来到了二层的私人住宅区。在乘电梯上楼的安静片刻里,站在这两个与肯尼迪总统最为亲密的人身边,布鲁斯终于失声痛哭起来。杰奎琳和罗伯特也开始哭泣,三个人互相拥抱在一起,一直到电梯抵达二楼。杰奎琳到了卧室后,和她的贴身女佣兼知心密友普罗维登西亚·普雷迪斯说:“我以为他们会把我也杀掉。”然后,她才脱下了沾满丈夫鲜血的套裙,走进了浴室。
那天晚上,筋疲力尽的布鲁斯在三楼一间小卧室的椅子上,一直坐到了天亮。他脱掉了夹克,解下了领结,松开了笔挺的白衬衫领口的纽扣,但却不允许自己向疲惫缴械投降。“我不想躺下来,万一肯尼迪夫人有什么事需要我呢?”他的忠诚得到了回报。葬礼之后,第一夫人把丈夫在前往达拉斯的飞机上所系的领带送给了他,并说:“总统会想要你留着这个的。”(在车队巡游开始前,肯尼迪换了一条领带,遇刺时,旧的那条就在他的西服口袋里。)罗伯特·肯尼迪则摘下了自己的手套,送给了这位痛苦万分的友人,然后对他说:“留着这副手套吧,记得我在参加哥哥的葬礼时戴的就是它们。”
这位白宫门卫一直拒绝离开工作岗位。直到11月26日,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四天之后,他才回到家与妻子团聚。布鲁斯对工作、对第一家庭的忠诚似乎令人惊叹,但对那些在白宫工作的人而言,这其实是对他们最基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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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外界对美国的第一家庭知之甚少。他们的隐私受到了白宫西翼(West Wing)的幕僚和近百名白宫工作人员的严格保护。这些官邸的服务人员会有意躲开人们的视线,大多数时候都在这座5100平方米的大楼的二三楼工作。正是在这里,第一家庭才有机会躲开总统办公室那种让人窒息的压力——即便有时只是他们吃晚饭或者看电视这几个小时的珍贵时间。当游客们在一楼往来如织,业余摄影师聚在围栏附近用手机拍照时,楼上的一家人可以在私密的环境里,自由地过他们的日常生活。
与那一干从白宫卸任后热衷于接受访问和出版传记的政府雇员不同,这些打理着全美最著名府邸的女佣、男仆、厨师、招待、维修工、电工、水暖工、木匠和花匠们,很大程度上更愿意保持默默无闻的状态。有位员工告诉我,他的同事们“对低调无名有一种激情”。也正因如此,白宫工作人员的隐秘世界才至今都令外界好奇不已。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世界,是在米歇尔·奥巴马为一众记者举办的午宴上,因为作为白宫记者团的成员之一,我也在受邀之列。宴会的地点是白宫一层的国事楼(State Floor)里一间非常私密的餐厅。这个餐厅被称作“老家庭餐厅”(Old Family Dining Room),因为自杰奎琳·肯尼迪在二楼改造出一间新的餐厅后,现在的第一家庭通常都在那里用餐。老家庭餐厅隐蔽在举办正式活动的国宴厅(State Dining Room)对面,我曾在那里报道过很多活动,但从来没见识过白宫的私密一面,事实上,我压根就不知道还有个老家庭餐厅存在。在白宫内,很多区域的通行都会受到严格限制,记者和摄影师在报道正式活动时,如东大厅的招待会和国宴(现在经常在南草坪上一顶很气派的白色大帐篷里举办),会被隔离开,无法靠近白宫的宾客。这类的大型聚会需要雇用兼职男仆和服务员,所以白宫工作人员的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
在第一夫人举办午宴的当天,当一名导引员领着我们到了相对较小但却温馨舒适的老家庭餐厅,一位穿着讲究的男士还托着银光闪闪的托盘为我们提供香槟时,我真的非常惊讶。午宴的菜包括了沙拉和烤条纹鲈,做沙拉的蔬菜都是白宫的花园里种的,而烤鱼则被讲究地盛在杜鲁门总统专门定制的盘子里端了上来,而且每道菜都是由一位显然和第一夫人关系很融洽的男仆呈上。真的太“唐顿庄园”了,我心想。这次经历开始让我好奇:这些人到底是谁呢,竟然可以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第一家庭如此亲近?
作为彭博新闻社的白宫记者,我在那里的工作地点不但非常狭小,还没有窗户,而这样的工作间在詹姆斯·布雷迪新闻发布厅下面有很多。拥挤的地下室空间里,永远都是一片繁忙,记者们来回跑动着,报道活动、采访消息人士,然后飞奔回电脑前发送新闻稿。在报道白宫的那段时间里,我曾乘坐“空军一号”和“空军二号”(副总统专机)到过世界各地,从蒙古、日本、波兰、法国、葡萄牙、中国和哥伦比亚发回报道,但却从没想到,原来最引人入胜的故事每天就发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那就是这些照料第一家庭、对美国总统制度忠心耿耿的男人和女人们。每一位曾在白宫服务过的员工,都是历史的见证者,都有着不可思议的故事要分享。
白宫,是美国总统制度最有力和不朽的象征。132个房间、147扇窗户、28个壁炉、8座楼梯、3架电梯,分布在6个楼层里——以及2个隐蔽的夹楼层——所有这一切,都被塞在了这座从外面看起来似乎只有三层的大楼里。白宫每次只有一个著名家庭入住,但它的服务人员却是这里的永久房客。
官邸的工作人员,为世界上最著名的7.3万平方米土地带来了一丝人性和旧世界的价值观。天一亮就起床的他们,牺牲了个人生活,用无声又令人敬畏的庄重感服务着第一家庭。对他们而言,在白宫工作,无论职位是什么,都是一种伟大的荣誉。选举或许会带来新的面孔,但他们却一直留在这里,小心翼翼地不去彰显自己的政治理念,经历着一届又一届的政府。他们的工作只有一项:让美国的第一家庭在全国最公开的私人住宅里过得舒适。
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很多人都亲历了总统及其家人极为脆弱的时刻,但只有少数官邸员工出版过讲述他们白宫岁月的回忆录。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第一次有如此多的人分享了全身心投入到照顾第一家庭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他们的回忆,从小小的善举,到勃然大怒和个人的绝望,从私人怪癖和毛病,到超越了他们日常工作的举国胜利和悲剧的时刻,应有尽有。
从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与肯尼迪的孩子们玩耍,到亲眼见证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抵达白宫;从被南希·里根要求在打扫干净后把她的二十五个利摩日瓷盒子放回原处,到在丈夫性丑闻缠身和遭遇弹劾期间给希拉里·克林顿片刻的隐私,官邸的工作人员见识了第一家庭身上别人无法窥探到的那一面。
虽然他们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但是近期曾在或现在仍在白宫工作的员工,却遵循着一套建立已久的职业道德准则,而这套准则最看重的便是谨言慎行,尽力保护第一家庭的隐私。华盛顿特区有很多迷恋权力的人,往往还没自报姓名,便会先告诉对方自己在哪里工作。但白宫的工作人员不一样,他们会极力避免提及自己所做了不起的工作。他们从前辈人那里继承了这套荣誉守则,就如之前的那些白宫工作人员那样,为了不叫外人注意罗斯福总统的瘫痪,会在总统落座、轮椅被推走后,才领着客人们进来享用国宴。也正是这群人,确保了肯尼迪总统拈花惹草的事情没有传到白宫的大门外。
官邸员工拥有着外人难以比拟的便利,以至于现在的白宫幕僚们根本不希望他们和我有所接触。一名前任员工在邮件里告诉我:“我觉得你会发现,任何在任的员工都不想和你说话,因为他们怕丢了自己的工作——是的,这就是现实。我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让白宫里面发生的事情,留在白宫里。”
不过,虽然起初有些人并不太愿意分享他们在“宫里”——他们的叫法——工作的经历,但所有人都非常亲切和蔼。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厨师、电工、女佣们,一共有几十位退休的员工邀请我坐到了他们的厨房餐桌对面,或在他们客厅的沙发上与他们交谈。(我当时怀了第二个孩子,所以还引来了很多关切,询问我感觉如何,要不要吃点什么。)很快,他们就开始愉快地回顾起几十年来为多位总统和他们家人服务的经历。很多人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生有多么不可思议,可以坐在最前排亲历历史。不过,他们的回忆也并不总是一致,虽然不少员工都对自己服务过的家庭有着美好的回忆,但另一些人讲的故事就没有那么好听了。
让他们打开话匣子并非易事。有些人在我提及他们已经被我采访过的同事之后,才开始对我知无不言。有些人则是在见到我本人之后,才放下戒备,比如电工长威廉·“比尔”·克莱伯,他向我讲述的理查德·尼克松在白宫最后几日的故事非常有意思,还有行政管家克里斯汀·利默里克,她谈到了自己因为受不了某位第一夫人的刻薄而暂时离职的痛苦决定。
还有些人,比如小布什最喜欢的男仆詹姆斯·拉姆齐,只愿意谈那些正面的经历。拉姆齐甚至还说,他担心自己如果讲什么负面的事情,政府会把他一辈子赚来的养老金没收掉(不过,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事情会发生)。他对自己服务过的第一家庭充满了诚挚的爱意。拉姆齐在2014年去世了,不过我感到很幸运,可以有机会结识他,以及其他那些还未看到他们的故事出版便已过世的员工们。
和我聊过的人中,有的曾在所谓的卡米洛时期在白宫服务过——包括第一位得知肯尼迪遇刺的官邸员工——有的则是为奥巴马一家服务过的男仆、门卫和花匠。我还聆听了总统的子女们讲述他们在白宫的成长经历,也和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芭芭拉·布什、劳拉·布什以及很多白宫高层幕僚,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真诚地希望可以帮助公众了解这些默默在幕后勤恳工作的员工。
虽然他们牺牲很大,工作很辛苦,但官邸的员工却极力避免暴露在镁光灯下——这里不只是比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能让人注意到我们。如果有照相机的话,我们总是会躲开、绕开它。”男仆斯基普·艾伦说道。但是,被我采访过的员工,都兼具智慧和个性,使我想进一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很多人都有一种顽皮甚至是挖苦式的幽默感。一次采访结束后,退休男仆詹姆斯·豪尔坚持要送我出去,并领着我非常缓慢地走过了他所在的养老院熙熙攘攘的大堂。他承认说,这不只是出于礼貌,而是他想让所有人都看到他和一位年轻女士在一起。他笑着说:“这里就跟《冷暖人间》似的。”
我的研究还带着我去了华盛顿及其近郊以外的地方。艾伦退休后,搬到了宾夕法尼亚州贝德福德镇外一个连绵占地550多平方米的农场住宅里。我们坐在池塘边上,在蒙蒙细雨中边吃鸡肉沙拉三明治,边听他讲述总统与官邸员工亲密无间的关系(“总统向某人祝贺生日这种事情再平常不过了”)和当总统的压力(“随便一个总统都是。没有哪个会在离职前比入主白宫前看起来还年轻”)。
虽然他们在总统活动和国事访问的盛大排场中常常会被忽略,但对于美国总统的公共和私人生活而言,白宫的员工却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一家人和我一直都认为他们和总统、第一夫人一样,是白宫共同的主人。”尼克松总统两个女儿中的大女儿特蕾西亚·尼克松·考克斯告诉我,“他们把一切都弄得又漂亮又温暖。”
有时,他们甚至还要帮助世界上最著名的夫妇躲避风雨的侵袭,恢复正常生活——即便可能只是几个小时。好几位员工告诉我,在莫妮卡·莱温斯基性丑闻闹得最凶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看着非常憔悴、沮丧。他们说自己非常替她难过,明白她十分需要但却无法获得的,便是不被打扰的权利。招待沃辛顿·怀特回忆说,他曾把游客从白宫清走,让特工们离得远远的,好让第一夫人能在泳池边享受几个小时的独处。怀特说,能有机会帮助克林顿夫人,“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官邸的员工有时还有机会见证新当选的总统在抵达美国政治顶峰时那种纯粹而彻底的快乐。2009年,在就职舞会终于结束后,奥巴马夫妇才回到白宫,开始享受他们在这里的第一晚。但是当怀特在深夜上来送一些文件时,他们俩还没有准备睡觉。上到二楼的台阶后,怀特听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声音。
“突然,我听到奥巴马总统说:‘我来弄,我来弄。我现在知道怎么弄了。’然后突然间,音乐响了起来,是灵魂音乐天后玛丽·布莱姬的歌曲。”这两位新住客已经换下了正装,总统穿着衬衣,第一夫人穿着T恤和运动裤。怀特回忆道,总统突然一把将第一夫人抱过来,在布莱姬的热门歌曲《真爱》(Real Love)的伴奏下,“他们跳起了舞”,讲到这里,这位招待突然顿了一会儿,然后才继续说:“那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完美、温馨的场面。”
“我敢说在这个房子里,你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吧?对不对?”奥巴马边和夫人跳舞,边问。
“坦白地说,我从来没听到这层楼上放过任何玛丽·布莱姬的歌曲。”怀特回答。
他不太确定奥巴马夫妇到底在那儿跳了多久的舞,不过很显然,夫妇二人打算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