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诗学_敬文东_9787506394833

一本极具价值的当代诗歌批评、研究专著。作者以感叹来切入当代诗歌，但感叹并不仅仅是感叹或咏叹，而是上溯至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的“兴”。在此基础上，全书论及了当代诗歌的抒情、经验与形式、现代性等关键性题目，讨论了诸多诗歌个案，为当代诗歌的新路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行为宏阔，语词丰赡，因而全书又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随笔。

后记
唯有将写作视为种地，将写作者的身份等同于农民的身份，也许才更有可能是诚实的。农民只有付出艰辛和汗水，土地才愿意给他好收成、好回报，也就是说，好脸色。又是一年将尽，我终于写完了几年来念兹在兹的这本小书。在雾霾横生的京城，我居然暗自怀揣着一个农人的喜悦。像农人抚摸、清点自己的收成那般，我检视着刚刚完成的粗糙文字。此刻，我唯一的自得也是农民式的：这些成果——假如它竟然算得上成果——确实是我用心血、汗水和劳作换来的，是诚实、诚恳的产物，不曾有过化肥、农药、添加剂和坏心眼。它是有机的、环保的，我敢担保它无毒、无害。又是一年将尽，我只将收成在质量上的好坏，在产量上的轻重、多寡，统统视作天意。如果它最终不如人意（以我的经验，在一般情况下，肯定不如人意），那是天不佑我，非写之罪也。
自1999年上半年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以后，因痛感自己知识欠缺、见识浅陋，遂花费了不少精力，囫囵吞枣地由西学而中学，大而化之地由哲学、史学而人类学和神话学，甚至考古学和海外汉学（假如“汉学”是单独的学科），补课超过十五个年头。十五年中，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老本行，采取的，竟是业余和玩票的态度；充当的，竟是走穴者的身份。此等古怪情形，多次招致朋友们“不务正业”的善意责怪，也多次招致旁观者们“自寻死路”的调笑——但也说不上多少恶意，因为此等行径根本不配获得像样的恶意。我当然知道，无论流浪多久，迟早要回归老本行；我也知道，无论怎样努力补课，知识都无穷得让人恐惧，自己的见识也不会高明到哪里去。岁月如水，我已经空有了一把年纪，不能再像此前那般晃荡下去了，遂于今年重回本行，将多年来锱铢必较后苦心积攒的散碎银子拿了出来——这就是本书的由来，希望各位看官不要调笑。当然，调笑也无妨，作者的老脸岂能有事？因为我不会无聊到奢望这本小书能给文学研究带去哪怕丝毫的贡献。
唯愿此书能表达我对文学的热爱。正是这种爱，才让我不惜代价，磕磕碰碰一路走到今天。在这个荒寒的世界，极端的年代，这本小书就是我取暖的伙伴。它从未背叛我，但我也在努力说服自己不要背叛它，还能给它冬天以温热，夏天以清凉。鲁迅写给瞿秋白的对联有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也是我想说给这本小书的话。但这样说，是不是酸得掉牙？
——打住。
感谢我的学生李大珊从台湾为我复印断版多年、难以查找的文献，以支持本书的写作；感谢我的学生张梦瑶、王辰龙为我写作本书购买、查阅和下载了很多资料。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张、王二人多次在我家附近多家不同型号的小酒馆里，谈论过构思和设想。其中的或甘或苦，也许感染了他们，并成为佐酒的调味品，度过了许多个因白天写作而疲惫的夜晚。
是为记。
2015年12月28日，北京魏公村。

兴与感叹
作为一种内爆型延伸的兴
在漫长的中国诗学史上，赋、比、兴是先贤时俊们颇多提及的概念，衡文论诗者对之青睐有加，积攒的文献更是车载斗量。现代学者普遍相信，早在与古人缘悭一面的甲骨文中，已有“兴”字出没，毫无躲闪、犹豫、恍惚之意，也无彷徨、羞涩、板滞之态。商承祚认为，甲骨文中的“兴字象四手各执盘之一角而兴起之”——在此，“兴起之”算得上点睛之笔。杨树达与商氏恰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却也“略”有差异。他认为，“兴”字更可能“象四手持帆之形”。在此基础上，兴的大多数现代研究者倾向于承认：“象四手”“执”物（无论“盘”还是“帆”）之“兴”，很可能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关系密切，甚至等同于，或者干脆就是祭祀。赵沛霖在详细考察过兴的发生、发展史后，很是明确地说：“兴的起源植根于原始宗教生活的土壤中，它的产生以对客观世界的神话为基础和前提。”种种功夫过硬的证据，还有肌肉发达的迹象足以表明：兴极有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中国人特有的原始宗教仪式，他们“群体性的举盘牲、旋游、呼叫构成‘兴’的初始涵义的基本内容，这正是上古时代乐舞用于祭礼活动的真切写照，因亦是‘兴’的内涵之所由来了……‘兴’起源于古代的乐舞祭祀活动，它标志着这一活动过程中的生命感发状态，并意图凭借这一感发的力量以沟通天人。”中国的上古先人们更愿意相信：兴依靠特有的“生命感发状态”，能够神人以和，能够天人相通，能够协调乾坤与阴阳，最终，能够抵御、调教或驯服命运，甚至能化命运中的厄运部分为可承受、可吸啜之物。
在不少时刻，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见解总是值得期待：“嗓音在把空气和空间塑造成言语模式的功能出现之前，完全可能有一种不大专门化的用叫喊、咕哝、体姿和指令等表情达意的方式，一种以歌舞表情达意的方式。”中国先民们早在鸿蒙初辟之际，在“言语模式”将生而未全生、“将飞而未翔”的临界点上，就“群体性地举盘牲、旋游、呼叫”，正与麦克卢汉嘉许、推崇的那种“表情达意的方式”遥相呼应，只因为“口头传统突出的是说话像身势语，身势语像‘寒暄’（phatic communion）”。和其他更复杂、更理性的方式比起来（比如成熟、缜密、整饬和谨严的语言文字），原始“乐舞”很可能更贴近先民们较为粗糙、较为本能，也有几分任性和执拗的小心田；文辞简约的“歌”与动作简易的“舞”两相搭配，则和先民们尚未充分“人化”的内心世界振幅相同，并且比邻而居，却又算不得“诗意地栖居”（用“羲皇上人”等语汇去描写古人的生存状态，大致上出自于不满世事的后人的刻意杜撰，“虽颂皆刺也”。）。由此，拥有“生命感发状态”和“感发力量”的宗教-祭祀之兴，抢在“言语模式”完全固定、成型之前，跃迁为上古先民们的内心的外化形式，突变为中国古人的心愿的外部造型，并且在“举盘牲、旋游、呼叫”的过程中，为内心和心愿下了一个形象化、动态化，但最终是声音化的“转语”，具有强烈的视听效应（尤其是听觉效应），感动、感染了神灵，让神灵乐于吐露生存的谜底，泄露命运的代码。此等风度昭示的情形，可比成千上万年后的现代人幸运得多——
啊，你终于如预言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何其芳：《预言》）
作为概念的“内爆”（implosion）和“外爆”（explosion），是麦克卢汉著名的观念发明物，在为其学说看家护院、保驾护航那方面，非常管用和得力，但又常常令“头脑”糊涂的人，一时半会儿摸不着“头脑”。饶是如此，麦氏的中国研究者还是就内爆和外爆的含义，做出过准确、清晰的解读：
麦克卢汉将媒介对人体的延伸划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延伸：在倚重动力机器的机械时代，人类完成了运动器官和身体本身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这是一种人体动力学体系的“外爆”型延伸，而实现人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不断延伸的机器，就是人类世代创造的“体能机”；在倚重电子媒介的电子时代，人类完成了感觉器官和中枢神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这是一种智能体系的“内爆”型延伸，而实现人的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瞬态化延伸的机器，就是人类在19世纪中叶以来创造的“智能机”。
即使是严格依照这样的解读，即使是对这种解读方式猴学人样般亦步亦趋，仍有理由将兴看作内爆型延伸和外爆型延伸的统一体。这样讲，从表面上看，很可能是吃了豹子胆，或恶向胆边生，事实上并无攀附麦氏之嫌，更未不解风情地误解麦氏。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人的特殊延伸，兴似乎更倾向于自己的内爆特性，无须乎苦苦挨到“19世纪中叶以来”。虽然兴没能让中国的先民们完成“感觉器官和中枢神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却让他们的感觉器官，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延伸至整个宇宙洪荒。并且，绝对是在一个猝不及防、电光石火般的“瞬态化”之间，就到达了神灵的居所，和神灵接上了关系，获取了命运的信息，还有生存的遗传密码——又何止“小小”一个可以“让苍蝇碰壁”的“寰球”呢。同兴的内爆特性相比，它更显而易见的体力性外爆特征因为过于原始和粗糙，反倒不值一提，更无须考量。
作为兴的表达形式，原始乐舞更愿意与不“掺”杂质的激情“掺”和在一起，所谓“乐舞兴情”。虽然“激情是理性的一个对冲，用以释放人类不能以理性语言说出的各种无意识”，但它似乎更应该成为兴的营养，或更应当被看作兴的肠胃：对于宗教-祭祀之兴，激情意味着能量，意味着爆发力。不用说，只有深陷于“生命的感发状态”，兴才有力气成为人的内爆型延伸（物），才能因为自己的激情（这奇特并且奇妙的中枢神经系统），而感化神灵，而感动宇宙洪荒。这种内爆型延伸方式的关键要领，就是要在一个“瞬态化”之间，依靠不掺杂质的激情，而非奥·帕斯（Octavio Paz）所谓“批判的激情（critical passion）”，将神灵整体性地纳于自身。李泽厚从哲学-人类学（而非科学实证）的角度，十分笃定地认为：以乐舞为基本形式的巫术祭祀“不是某种被动的请求、祈愿，而是充满主动精神（从行为动作到心理意识）的活动成了关键……它是身心一体而非灵肉两分，它重活动过程而非重客观对象。因为‘神明’只出现在这不可言说不可限定的身心并举的狂热的巫术活动本身中……‘神’的存在与人的活动不可分，‘神’没有独立自足的超越或超验性质”。看起来，简陋、粗糙、原始，但棱角分明的宗教-祭祀之兴，比“19世纪中叶以来”的“智能机”反倒更进一步，更胜一筹。依麦克卢汉之见，“智能机”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其“内容”（当然是所谓的）为信息，而信息快速、迅捷，眨眼即至，以至于完全取消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不由分说间，便将“小小寰球”微缩为更加渺小的村落（global village）——至少在人的心理感觉上就是这样。依麦克卢汉惯常的思路，宗教-祭祀之兴同样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却又不仅仅以“神”（或“神明”）为其“内容”，还部分性地参与了对“神明”（或“神”）的创造——李泽厚的哲学-人类学描述，正与麦氏的传播学观点遥相呼应。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宗教-祭祀之兴自作主张，创造了“神明”理当秘藏的底牌，进而得陇望蜀，不可思议地变秘藏为谜底。变秘藏为谜底更有可能是兴的目的之所在，是激情渴望达致的目标，但又不是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所谓的“押韵咒语”。谜底不似信息那般眨眼即至，而是从一开始，就与中枢神经系统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以至于从根本上，取消了“眨眼”所表征的那瞬刻的光阴，比电光石火间的“瞬态化”更胜一筹，恰如一首藏族民谣所唱：
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跟你在一起。
在看不见你的地方，我的心跟你在一起。
对麦克卢汉有过良多启示的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说得既实在，又富有诗意：“延伸物的进化却比生物体身体的进化快得多。汽车和飞机是从人脑中的梦想演化而来，经过许多简单而不完备的形态以后，它们演化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复杂的机器。”作为人的精神性延伸，兴的演化与纯粹物质性延伸物（比如汽车、飞机）的演化同中有异：兴自诞生以来，也许在其形式和程序等方面，会变得复杂、精致，甚或考究，但就宗教仪式自身的角度或意义而言，就其内爆型延伸（物）的性质来说，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演化和改进。事实上也不需要任何演化与改进，因为“起源即目标”，因为只有人的需要，才是一切技术进化的施精者，或助产士。汽车、飞机被复杂化后，除了性能更稳定、可靠，最起码还能增进速度，继而神话速度，以至于唆使现代人依赖速度，有瘾于速度；兴即使被无限复杂化后，也不可能提高人神以和的效率，更遑论波及到天人相通的速度，因为兴本来就意味着对“眨眼”的否定，意味着心与“神”（或“神明”）零距离相处——被一“心”念叨着的东西，一定会时时刻刻零距离存乎于念叨者的“心”头，比“眼睛跟你在一起”还要直接与坦率。所谓“瞬态化”，不过是谦虚、客气或保守的说法而已。零距离不依赖、不需要任何机制上的改变，也根本无所谓是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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