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注》是作为研究北宋汴梁的重要资料而收入《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的。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鄧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到目前为止，是这部书唯一的注本，它提供了不少可以和原著相互印证的参考资料，因此，《选刊》决定采用鄧注本。在印行前，除对鄧注的个别条目作了删除以外，其它皆未改动。
中日法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古代日本律令制是在学习、借鉴隋唐律令制的基础上建立和逐步完善起来的。而近代中国法律的革新和改造，则深受“脱亚入欧”、继受欧陆法系的日本法的影响。两国如此密切的法文化关系，形成了日本学界在研究本国法制史的同时也很注重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传统。
日本学者以现代法学观点和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始于19世纪末叶。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探索，他们在法制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学术成果丰硕而富有创见，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代有人出，成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镇。
中国自清末起百余年来，也有诸如沈家本等多位前辈学者热衷于用现代法学观点研究中国法制史，并创造了令人敬慕的学术业绩。然而，在中国未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之前，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这门学科一直缺乏充分发展的学术环境。中国法律史学的兴盛，应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相对于日本法史学界而言，在此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大陆的法史研究处于滞后状态。
在中国大陆法律史学振兴之初，我于1989年、1991年和1995年三次赴日学术访问，有机会查阅大量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法制史的论著目录，并与日本同仁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近四个月的东瀛之行，收获颇丰，其感受之深，片言难尽。尽快让国内同仁了解日本学者已有的学术成果和见解，扩大学术视野，是我当时最深切的感受之一。
1997年5月，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法制史考证》（15册，分为甲、乙、丙编）立项不久，便致函寺田浩明教授，提议从日本学者已发表的考证中国法制史的成果中，精选若干篇代表性论文收入《考证》丙编出版。寺田浩明教授欣然允诺，他约请冈野诚、籾山明、川村康三位教授一起，历时半年之久，阅读比较，从2200余篇已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50篇。我们把这些论文分为“通代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宋辽西夏元卷”、“明清卷”4册编辑，中国学者徐世虹、程维荣、姚荣涛、郑民钦四位教授热情地承担起各负责翻译1册的重任。2003年，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这50篇论文作为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的精华，其富有理据的扎实考证，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见解，不仅为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所重视，也引起了很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因《中国法制史考证》甲、乙、丙三编合编为一套丛书出版，定价颇高，不少学者写信给我，建议以《考证》丙编为基础，再增收一些日本学者近期发表的考证类论文，单独成书出版。
得益于各论文作者、各册编者和译者的通力合作，也承蒙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得以问世。收入本书的59篇论文，有50篇曾收入《考证》丙编，这次出版时对译文作了较大的修订。新收入的9篇，除1篇是已故的法史巨擘仁井田陞教授的旧作外，其他8篇均系日本学者近年新作。另外，根据各分册所收论文的内容，把全书4册的原卷名依次调整为“先秦秦汉卷”、“魏晋隋唐卷”、“宋辽金元卷”和“明清卷”。
在审校书稿过程中，我有幸反复拜读了收入本书的日本学者的论文。从论文的选题看，涉及中国法制史的诸多研究领域，包括律、令、格、式、例等形式表述的法律和法典编纂史、法律思想、律学、刑罚制度、审判制度、案例判牍、职官制度、土地及其他经济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就史料的运用而言，日本学者不仅重视传统法律原典的精细解读，而且很重视金文、简牍、敦煌和吐鲁番法律文书、契约及实地调查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就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而论，注重微观研究，注重基础史料，注重考证，论证缜密，善于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是日本学者论文的基本特色。这些论文都是作者在力图穷尽史料、反复钻研推敲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严谨求实的学风值得称道。
值《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论著选》付梓之际，谨向为本书付出艰辛劳动的各位同仁表示致谢。寺田浩明和冈野诚、籾山明、川村康教授，从精选论文到联系作者校对译稿，花费了大量精力。这次在增收日本学者新作时，得到辻正博、青木敦、铃木秀光三位教授和石冈浩先生（2014年逝世）的热情帮助。寺田浩明教授作为本书的主编，不仅承担了组织工作和编译的很多繁琐事务。徐世虹、程维荣、姚荣涛、郑民钦教授教学和科研工作繁忙，他们挤出时间翻译文稿，反复修改，这次又重新修订，力求做到译文忠实原著，准确无误。所有这些，都令我感念难忘。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及时了解各国学者的学术建树，并在此基础上克难攻关，是攀登新的科学高峰的必由之路。中国法律史学前进路径亦是如此。在中国大陆，法律史学经过三十多年持续繁荣发展，无论是学术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较前有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出土法律资料的增多和大批法律古籍整理成果的出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仍是当代中外法律史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期盼本书的问世，能够为推动法律史学进一步走向科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杨一凡
二○一五年八月二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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