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研究_吴雅思_9787300205182

　　本书旨在从伦理思想史和经济学史的视域，以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为背景，结合与同时代英国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比较，探讨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中的人性论、义利观、“习行”修养方式、“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内容，揭示其在中国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学术兴衰的缘由和在现代的理论价值

　　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本书主要包括七个部分：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理论基础、社会价值取向、实践方式、**目标、历史命运及价值启示。

　　本书的选题思路

　　明清之际，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充斥着严重的矛盾。这些矛盾冲突是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产生的学术土壤，造就了其思想的实践特性。

　　在政治上，农民起义伴随着民族纷争，社会处于改朝换代的动荡之中。其中，土地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清两朝统治者。明末急剧的土地兼并带来严重的社会恶果，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致使明王朝政权风雨飘摇。同样，在清初时期，土地兼并也达到令人咋舌的严重程度，影响了社会正常的农业生产。这些矛盾不断升级，致使思想家们开始质疑宋明理学的官学地位，希望能够改变社会现状，这促进了经世思想的发展。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封建经济的母体中生长。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为国家带来了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商业的规模、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大大地超越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水平。”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然而封建经济体系仍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寻求自身利益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一状况反映在思想领域，特别是在义利观方面，就是肯定利益，注重实效理念的出现，并促进了实学中致用思想的形成。

　　在思想上，西学的传入为当时的思想领域增添了新的学术力量，拓展了国人关于自然科学的新视野。实学思想家们将学术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自然、天文、地理、兵革、医学等方面。并且，长期重农抑商的传统得到改善，工商与农业并重的新观念得以传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实学思想家们饱含着对民族、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意识，开始对宋明理学进行反思批判，形成了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

　　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以反宋明理学为己任，颜李学派是其中最彻底的一支。该派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驳程朱理学的伦理思想上。这一学派伦理思想主要以人性一元论为理论基础，主张人性无恶的观点，阐述了“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社会价值取向，并以具有实践精神的“习行”作为人才培养和道德教育的方式，始终以“经世致用”作为学派伦理思想的旨归，其理论具有极强的社会指导作用。

　　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有学派创立者颜元，弟子李塨、王源以及再传弟子程廷祚等人。其中以颜元和李塨为主要代表，因此取此二人姓氏，称为颜李学派。颜元弟子们的思想各有独特魅力，并承袭了颜元的人性一元论，认可人性为善的“气质之性”，主张“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以及“经世致用”的理论目标，使该学派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现今所存学派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习斋先生年谱》、《颜习斋先生辟异录》、《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恕谷先生年谱》、《大学辨业》、《瘳忘编》、《恕谷后集》、《平书订》、《拟太平策》、《兵论》、《前筹一得录》、《兵法要略》、《读书通易》、《礼乐论》、《居业堂文集》、《青溪文集》等。

　　简要介绍一下颜李学派的四位代表人物。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直隶博野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因其主张“习行”理念，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习斋”，后世多称其为“习斋先生”。颜元一生饱尝生活艰难。他的父亲颜昶，是河北蠡县刘村朱九祚的养子，后改名朱昶。在颜元3岁的时候，由于清兵入关，父亲被掳，母亲也因此改嫁。在颜元幼年及少年时期，朱家尚属殷实人家。但后来因诉讼导致家道中落，颜元也因此在20岁左右开始了耕地劳作行医的生活。颜元在39岁养祖父过世后，才回归博野本宗。清朝初年，由于三藩之乱，他在51岁时出关寻父，56岁时一度到达河南，62岁时到肥乡亲设漳南书院。除此之外，颜元一生都在河北家乡度过，鲜有外出。颜元交往的名士有刁包（蒙吉）和王余佑（介祺），他还同孙奇逢（夏峰）、李颙（二曲）、陆世仪（桴亭）通过信，但都未谋面。

　　颜元一生的学术思想经历过多次变化。最先颜元学习陆王心学，之后转好程朱理学，后又放弃程朱思想，反对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最终自成一家。此后颜元在人性论上，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主张“理气合一”，倡导“气质”一元论，认为“气质”无恶，“恶由引蔽习染”；在义利观上，颜元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此句在后来的伦理思想史上亦被表述为“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在中国古代义利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修养论上，颜元重视实践的意义，提出“习行”的修养方式，着力培养圣贤人才。并且，颜元还在其《存治编》中分九个方面论述了如何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经世致用。颜元的伦理思想，针对当时的社会时弊，以强国济民、经世致用为最终目的。颜元晚年曾主持漳南书院，传授并实践其学说理论。众弟子中颜元最为得意者当推李塨。

　　李塨，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曹家蕞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卒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他是颜元伦理思想学说最有力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李塨一生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帝王统治，生逢由乱而治的过程，他对颜元强国济民、经世致用的理想甚为推崇，是颜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同其老师颜元一样，李塨也有感于明亡的教训，认为是程朱理学的空疏导致了“兵专而弱”，人才无用的结果。

　　在哲学方面，他继续坚持颜元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念，明确提出“理气不二”的论断。在认识论上，李塨继承了颜元有关认识论的主张，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其“习行”观点：颜元主张习行，反对死读书；李塨在此基础上提出只重读书或者只重实践都是片面的，书中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皆不可缺少。在道德修养上，李塨和颜元一样，极力反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玄谈静坐”式的教育方法。李塨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经邦济世的人才，为此沿袭颜元的教育内容，制定了具体的学习内容和选士制度，反对八股取士，他将颜元的教育思想和学院授课扩展到政治实践领域。另外，李塨在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方面的主张也受到颜元思想，特别是颜元主张发展商业的思想的影响。因此，李塨秉持重农不抑商的观念，主张改革土地制度，给予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颜元的思想能够在当时得到广泛传播，与李塨密切相关。李塨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赴京参加乡试、两次南下浙江交游以及晚年至陕西辅政之时，都极力传播颜元思想，使颜元思想走出了中原地域，在中国南北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李塨的门人所著的《李塨年谱》中可以看到，李塨不仅传播了颜元的思想，还将之改进发展：“四海之内，久沉溺于宋、明之虚浮，以致议论多，躬行少，而纯法孔孟，践履笃实者，惟见于习斋先生一人。恐其信之犹未坚也，今再见次模范，以为恕谷学行与习斋若合符节，而其修明礼乐，谋画经济，更有以补习斋所未及为者，则豁然悟，崛然起矣。”（清）冯辰、刘调赞撰，陈祖武点校：《李塨年谱》，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王源，字昆绳，别字或庵，清顺天府大兴人，生于顺治五年（1648），卒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作为颜元门下的第二大弟子，王源也极力反对空疏的程朱理学，甚至以儒者这个称呼为耻。

　　在哲学上，王源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认可世界的物质性，提出运动无尽头。因此王源反对迷信，主张无神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人应该遵循自然，但同时也需要发挥人的作用去改造自然，否则就不能够成为人。王源伦理思想最重要的建树在经济伦理领域。他明确提出“惟农为有田，士工商皆不得有田”的理论，实质上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其革新精神之强为历代思想家所不可企及。虽然这一想法有难以实现的时代因素，却是后来孙中山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理论之源起。同李塨相似，王源也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主张积极发展经济，保护工商业，希望改革中央机构，减免赋税。他提出了一种类似现代所得税的制度，比欧美国家要早近300年。这一思想是颜李学派经世致用取向最为明显的体现。王源伦理思想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其军事思想极大地反映了颜李学派讲求实践习行、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他明确指出，宋明时期的理学主张玄谈，鲜有涉及兵武之道，这是最终导致亡国的直接原因之一。他结合经世致用的思想，反对坐谈兵戎，提出“自制之道”和“制敌之道”，对于将帅的道德情操以及军队赏罚制度有创新性的见解，体现了颜李学派经世致用理论在军事方面的建树。

　　程廷祚，初名默，廷祚为其后所改，字启生，号绵庄，晚年号青溪居士。他原为徽州人，曾祖父为明朝遗老，曾迁至南京经商，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卒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程廷祚是颜李学派的再传弟子，在22岁左右，因受岳父的影响而倾心颜李学，成为颜李学说的信徒。其后与李塨接触，往来书信以谈学问。

　　他继承理气一元的理论，是颜李学派中最彻底的朴素唯物主义者，并对颜元的有神论进行了修正。程廷祚认为天地是运动辩证的，而生活在其间的人具有独特的认识能力，肯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在人性论问题上，程廷祚坚持人性本善，主张气质之外无性。他扩大了颜李学关于人欲的观点，将人的需要分成三类，即饮食、男女、生死。与程朱理学不同，程廷祚认为这三类需要并不是罪恶的来源，不会导致人性堕落，相反是人性之善的体现。这一观点之大胆，体现出程廷祚真情至性的学术态度，为明末清初反对宋明理学的实学思潮增添了力量。程廷祚对程朱理学的批驳同样体现在道德修养论上。他继承了颜元、李塨的观点，援用先秦孔子六艺的内容，赞同“习行”为圣人之道的观点。程廷祚的学术观点同样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对戴震的致知进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深厚。

　　然而，尽管程廷祚在转信颜李学后，反对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玄虚不实，站在实学角度阐明其观点，但其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态度却有所改变。清初的实学思潮并没有完全取代宋明理学，伴随着清廷思想控制的加紧和文字狱的兴起，宋明理学再度成为官学，颜李学派的境遇开始变得艰难。雍正七年（1729），御史谢济世因谤程朱而获罪，李塨门生被诬私藏禁书而家破人亡，程廷祚也险遭株连，这都迫使程廷祚改变了对程朱理学的激进反对态度。大多数说法认为程廷祚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放弃了颜李学说，但是胡适认为程廷祚仅仅是改变了传播颜李学的方式，并未背弃师门。虽然颜李学派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时弊，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需求，但仍然因为清廷的政治取向而渐渐湮没于历史中。在程廷祚之后，颜李学派的学说鲜有传播与发展。

　　总体来说，颜李学派思想的主旨是经世致用，经邦治国。围绕于此，颜李学派思想家结合明末清初的时局，认识到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思想的空疏和弊端，将经世致用作为其伦理思想的主体，从“气质无恶”的人性论基础出发，遵循“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价值取向，通过“习行”的个人修养方式来培养圣贤人才，最后达到经邦治国的目的。其理论思想在明清之际颇有前瞻性，能够看到社会的时弊，也顺应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却因为清廷的政治取向而湮没不传。满人入主中原，为了消除统治障碍，清政府推行了文字狱，并且其“西学东源”的自大观念以及保守的经济政策，都使得颜李学说的发展在清初时期步履维艰。

　　但是颜李学派学术思想的先进性没有被时间磨灭，研究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

　　其一，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具有启蒙和复兴古代儒学的色彩，其“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对于打破清初宋明理学的桎梏，为民众打开理性天窗，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这一思想，对于革除空疏、伪善和唱高调之风，确立正视物质利益、肯定并满足合理的个人利益，进而保障个体的实际幸福的义利观，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颜李学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习行”的修养方式，其理论的实践性为当世思想家所不及，对后世学者如戴震、章太炎、梁启超、毛泽东的理论思想以及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政治态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研究颜李学派的“习行”思想，对于建构现代道德实践理论，使道德培养从玄虚的书本里走到实际社会中去，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颜李学派所倡导的教育方式，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该学派创始人颜元亲设的漳南书院可谓是现代教育的雏形。学派在个人修养方面不仅重视个人的道德素质，同时也重视个人的身体素质，如学派代表人物颜元是个武艺高超之人，他将孔子之六艺作为教学内容。这一学派发展体育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颇为深远，毛泽东曾于1917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颜李学派重视体育的思想表示了深切的敬意。研究颜李学派的教育理念和道德修养理论，对于改进现代教育，特别是改进现代道德教育理论不无裨益。

　　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颇具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发扬经世爱国的传统，增强社会责任感。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旨归是“经世致用”。这是在总结明王朝国力衰微、国家灭亡的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思想饱含了颜李学派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兴亡和民族命运的情怀，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美好体现。这也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

　　第二，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将“义”“利”对立就是否定了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就是否定了人性，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颜李学派的义利观可以为我们提供清醒的参考：该学派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及利益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主张用正确的方式追求合理利益，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可以说，颜李学派的义利观为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重视发展国家经济，强国富民的主张体现在其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制度制定之中，这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强国复兴之路提供了理论参考。

　　第四，颜李学派重视实践、讲求“习行”的伦理思想更是将道德教化同个体的具体生活实践结合了起来，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之一，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五，颜李学派重视教育，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反思。颜李学派在德育领域的贡献在同时代思想家中首屈一指：他们将人才培养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其“习行”的教育理念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弊端，具有革新精神。颜李学派的伦理教育体系，其学科的设置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不仅重视传统德育的教化，还将自然科学及军事国防等科目纳入教育体系之中，是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雏形。教育关乎国家命运，在当代，我国更应该继续推行科教兴国的战略，颜李学派的理论为这一战略提供了理论参考。

　　研究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势必要涉及前人对于颜李学派的研究。几百年来，颜李学派的学术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高潮时期：颜元在世之时，其弟子李塨、王源、程廷祚大力宣扬颜李学派的学术思想，引起学术界和政治界的重视，不少文人权贵转信颜李学；清末民初，戴望的《颜氏学记》再次掀起颜李学的热潮，宋恕、章太炎、张之洞、刘师培、梁启超、康有为、孙宝瑄、李石曾、胡适、钱穆、冯友兰、毛泽东等人对颜李学派皆推崇有加，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也亲自筹备《四存学刊》；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伴随着河北省颜李学相关会议的召开，国内学术界又掀起一股研究颜李学派思想的高潮。

　　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伴随着颜元学术思想传扬的过程展开。颜元在世的时候，其弟子李塨撰写的《瘳忘编》、《存治编序》，张文升撰写的《存治翼编》，郭金成撰写的《存学编序》等等，都是对颜元思想的继承与发扬。特别是其弟子李塨，在应邀讲学交游的过程中，将颜元的伦理思想传扬于大江南北，受到学术界和政界的极大关注。就连当时的清廷也希望能够聘请李塨为其皇储讲学，将李塨列为太子傅的候选人。虽然当时颜元的思想得到弟子们的传扬，但是就颜元本人而言，他非常反感著述，一生中也鲜有交游。即便如此，后人仍然可以从李塨编纂的《颜习斋先生年谱》、钟錂编纂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中了解颜李学派思想的发端。这两部著述都是在整理颜元《日谱》的基础上完成的。虽然颜元反对著述，但他仍然保持了记录“日谱”的习惯。这一习惯从30岁开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后世保存、研习其伦理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钟錂编纂了《颜习斋先生辟异录》，并在李塨修改的基础上，将颜元本人所著之《习斋记余》加以修订。另外，根据《日谱》编纂的《四书正误》以及《朱子语类评》等资料，连同长达40年的日谱记录，以及颜元生前与学界同人的往来书札，都是研究颜李学派思想的重要资料。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颜元生前，得以刊印的著述只有《存学编》和《三字书》。在其过世后，经过李塨的努力，《存性编》、《存人编》、《存治编》也得以刊印。另外，恽鹤生也在颜李学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恽鹤生在同李塨交流后，转信颜李学，使颜李学在南方得以广泛传播。可以说，在清初时期，颜李学派的思想研究及其传播离不开李塨、王源、钟錂和恽鹤生的努力。这个时期，是实学迅速发展的阶段，也是传播、研究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第一个高潮阶段。

　　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传播、研究的第二个高潮阶段是在清末民初。在第一个高潮时期过后，伴随着清廷借助程朱理学摆脱政治困境，与其对立的颜李学派逐渐受到打压排挤，其间鲜有对颜李学派的推崇与研究，甚至连学派再传弟子程廷祚也不敢再宣扬颜李学说。到了清朝末期同治年间，戴望编纂《颜氏学记》，宣扬了颜李学派的学术思想，才又逐渐引起学人对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兴趣和重视。颜李学派受到程朱理学排挤的局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得到改善。1893年，清廷准奏重修《清史?儒林传》，颜元从“附传”上升到“专传”，可见其地位的回升。国学大师章太炎将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尊崇为“大儒”，在研究中强调颜李学派的尚武精神；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颜李学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颜李学派是“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在《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中将颜元和杜威相提并论，认为颜李学派的教育理论比杜威更早更彻底。

　　颜李学派的思想不仅在学术界再次受到重视，在政界亦是如此，颜李学派的思想备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推崇。1920年，徐世昌于前清太仆寺旧址创设了“四存学会”并创办了《四存学刊》，宣讲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四存学会”的会员更是整理搜集颜李学派的著作，编纂并刊印了《颜李丛书》，其中包括颜李学派著作共40余部。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特级研究员，金陵大学教授陈登原先生著书《颜习斋哲学思想述》，认为颜元的伦理思想是救国良策。更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颜李学派思想也颇有研究，并很是赞赏。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颜李学派文武合一，提倡“习行”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可以说，颜李学派注重实践、倡导“习行”的思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中华传统文化渊源。

　　这一时期颜李学不仅在国内成为显学，也开始走向国际学界。1906年，日本东京铅印出版了戴望的《颜氏学记》，这是国外关注颜李学派学术成就的发端。1926年，曼斯菲尔德?弗里曼(Mansfield Freeman)在英文杂志《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华北分会学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6年第17期上发表了学术论文《颜习斋：17世纪的哲学家》(“Yen HsiCHai,A 17th Century Philosopher”)。可见当时颜李学派已经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出现过研究颜李学派思想的热潮，这是研究的第三个高潮时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颜元的代表作《四存编》，李国均撰写了《颜元教育思想简论》，姜广辉撰写了《颜李学派》，这些都是颜李学派研究极具代表性的成果。

　　近二三十年来，颜李学派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以单独研究颜元的伦理教育思想为最盛，而研究整个学派思想的甚少。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研究成果在颜元的生平细节上出现了遗漏和失误，一些期刊文章将颜元划归为地主阶级，或者认为颜元走的是孔孟复古之道。这些同前辈思想家梁启超、侯外庐所提出的颜李学派是用“复古的形式表达了新兴的思想”的论断相比较，是研究的倒退。

　　2004年和2005年是颜元学术思想研究的高峰时期。2004年是颜元逝世三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河北思想家，河北师范大学承办了“颜元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开辟“习斋研究”专栏。此后几年，有关颜李学派的书籍出版较多：葛荣晋著《中国实学文化导论》、陈山榜著《颜元评传》、朱义禄著《颜元李塨评传》、傅济锋著《习行经济：建基于“气质性善论”的习斋哲学研究》、高青莲著《解释的转向与儒学重建：颜李学派对四书的解读》、王春阳著《颜李学的形成与传播研究》等等。他们都在深入挖掘颜元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颜元的实学思想、教育思想和军事思想做了系统的论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阶段研究颜元的论文成果也很丰厚，达数百篇。这些文章多是对颜元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探析，突出其“实”的教育哲学理念与方法。将颜元的思想同墨子、朱熹、洛克等人相比较的文章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探寻颜李学派，特别是颜元思想的成果，是这一时期较为显著的特征。

　　回顾颜李学传播和研究的三个高潮时期，可以发现政界和学界都对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时光流转，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仍然保持了理论的光辉，散发出学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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