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但《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作者认为：这一思潮最重要的社会学内涵之一就是试图否定作为全部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之基础的那种“给定实在论”传统，用一种多元主义的“话语建构论”立场来取代之。尽管这一立场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和诟病，但正如S．塞德曼、R.布朗、C.勒麦特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它并非只是为我们修改、完善旧有的那些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框架提供了若干这样或那样的启发，而是蕴涵着一种与各种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框架很不相同的社会分析模式，即《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作者所谓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从而有可能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路径。在《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中，作者试图通过理论与经验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具体论述来说明这一基本观点。
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到底可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后现代主义思潮到底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学意涵？毫无疑问，这将始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国内外的社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思考。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至少在中国学术界，这一问题依然是一个既富有重大理论与实际意义又具有宽广开拓空间的研究课题。
尽管对“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本书作者倾向于接受的一个看法是：这一思潮最重要的社会学内涵之一就是试图否定作为全部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之基础的那种“给定实在论”传统，用一种（多元主义的）“话语（或文本）建构论，，的立场来取代之；尽管这一立场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和诟病，但正如S.塞德曼、R.布朗、c.勒麦特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它并非只是为我们修改、完善旧有的那些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框架提供了若干这样或那样的启发，而是蕴涵着一种与各种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框架很不相同的社会分析框架，从而有可能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路径。
谢立中，男，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理论社会学分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主要著作有：《社会发展二重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06）等。
第一章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
一、现代主义社会学
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三、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
四、结语
第二章 实证、诠怒与话语：以自杀现象的分析为例
一、自杀现象的实证分析
二、自杀现象的诠释学分析
三、自杀现象的多元话语分析
四、结语
第三章 实证、诠释与话语：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
一、客观主义取向的社会分层模式
二、诠释（或现象学）社会学的社会分层模式
三、社会分层现象的多元话语分析
四、结语
第四章 实证、诠释与话语：以现代化研究为例
一、引言：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二、现代化研究的实证分析模式
三、现代化研究的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模式
四、现代化研究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
五、“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一个不可能有唯一答案的问题
第五章 “中国社会”：给定实在，还是话语建构？——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一个分歧为例
一、从一个问题开始：中国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
二、从给定实在论的立场出发寻求答案
三、从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寻求解决方案
四、作为一种话语性实在的“中国社会”
第六章 布鲁默的“符号互动主义”：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角度看
一、符号互动主义的基本观点
二、从符号互动主义立场看待各种社会现象
三、符号互动主义的方法论
四、简要评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角度看
第七章 结构一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一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
一、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
二、张静：对“结构一制度”分析的辩护
三、孰是孰非：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
四、作为一种话语的“过程一事件分析”：实例考察
第八章 话语或权力：福柯前后期话语分析理论之间的矛盾及其消解之道
一、福柯早期的话语分析：知识考古学
二、福柯后期的话语分析：权力谱系学
三、福柯前后期话语分析理论之间的对立及其消解之道
第九章 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代结语)
一、什么是多元话语分析
二、为什么在社会(学)研究中要进行多元话语分析
三、如何进行多元话语分析
四、多元话语分析对我们具有什么意义?
参考文献
第一章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
三、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
一种“精神错乱”，一种“巨大的无意义的虚空”，一种“心智死寂之时”——多伦多大学的J.奥尼尔（J.O’Neill）教授在其所著《后现代主义的贫困》一书中使用这样一些词来称呼后现代主义思潮。至于后现代主义者们，奥尼尔说，则“应该被理解为一些宗教狂热分子，或者被理解为打破上帝偶像的破坏者，而根本不能被视为现代科学和艺术的智者”。
如引言中所述，在社会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内，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加以拒斥是常见的一种反应。J.奥尼尔只不过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典范而已。人们常常批评后现代思潮与现代科学思维准则（如概念明确、表达清晰、逻辑严谨等）背道而驰，其论述常常自相矛盾（如一方面抨击大叙
事，另一方面自己又构造出一些新的大叙事等），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分析都缺乏有效的规范基础等等。因此，就像奥尼尔做出的那样，人们常常抱怨说：这样一些人及其思想为什么应该被我们所记住呢？
当然，在社会学家们当中，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持拒斥立场的人并不都像奥尼尔那样尖刻，持温和拒斥态度的也不乏其人。Z.鲍曼（Z.Bauman）和G.瑞泽尔（G.Ritzer）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人物。尽管他们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总体上看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东西，我们无须也不应该接受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研究程序和方法的“后现代主义”；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承认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而是包含着许多“对社会学理论非常有用”的观点③，对于这些“有用的”观点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思考和吸收，用来补充和修正我们现有的社会学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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