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_杨凡_9787300190327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巨大变革-人口转变。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着相似的过程，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显得与众不同。

　　《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和中国人口政策发展过程的整理、组织与分析，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的阶段划分、影响因素、特点和结果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主要内容、探索过程、基本经验和演变规律进行了概括与总结，最后从丰富和发展世界人口转变理论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殊模式与特殊规律，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人类的增长一直处在“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状态。其间虽然有过因为战争和灾害出现的人口减少，也有过因为太平盛世出现的人口较快的增加，但总体而言，人类在几千年间的增长极其缓慢。直到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经济、社会以及卫生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的死亡率从持续千年的很高的水平上，终于开始趋势性的下降，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人口转变大幕。死亡率的下降首先出现在北欧和西欧，然后扩散到整个欧洲。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到20世纪才开始人口转变的进程。在死亡率开始下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育率依旧在高水平上维持不动，导致了人口迅猛增长。欧洲率先迎来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人口爆炸”时代，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人口转变现象的理论回应。19世纪末，欧洲和北美洲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发展中国家则从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开始生育率的下降过程。目前，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或者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或者正处于人口转变的进程之中，人口转变已经成为各国或迟或早都必然要经历的历史过程。人口转变是人类群体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口再生产的模式，塑造了全新的人口形态，并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家庭的所有方面。正因为如此，欧洲的很多学者甚至把人口转变称为“人口革命”。也正因为如此，关于欧洲和北美人口转变的研究，包括对转变原因、过程、结果、经济社会影响等的研究，一时成为重大的热点选题，所形成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都不过分。

　　占世界总人口1/5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自己的人口转变过程。它同样是从死亡率下降开始，而后是生育率下降；它也同样是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传统再生产模式最终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再生产模式。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仅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就跨越了人口再生产模式的两个时代，平均预期寿命从30多岁提高到70多岁，总和生育率从7左右迅速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一两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历史过程。中国人口转变之快、之彻底，曾让很多人瞠目结舌。一些学者甚至把人口转变与经济起飞并列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最深刻变化，称之为两个“中国奇迹”。

　　虽然人口转变的起点和结果与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变并无二致，但是，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方式、动力、环境背景等，却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差别。中国的人口转变，特别是其中的生育率转变，是一场极其深刻和浩瀚的社会动员及社会工程。中国人口转变的道路，既符合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又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充满辉煌，也历经悲壮；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艰难、曲折、探索、开创，几乎成了中国人口转变领域的主题词。虽然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人口转变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影响越来越凸显，但对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人口革命”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对波澜壮阔的中国人口转变道路与规律的总结，对这场有亿万人民参加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提升，似乎做得还很不足。比起对欧洲和北美人口转变的研究，我们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更是显得薄弱。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伟大的实践催生伟大的理论。中国人口转变的丰富实践，为人口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持久的源泉和得天独厚的沃土。这是机会，这是平台，这更是前沿。

　　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题目。杨凡博士知难而进，历经数年，呕心沥血，终于完成这本研究专著。这本专著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纵深历史感，既有丰富翔实的数据，又有人木三分的剖析。在研究内容上囊括了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在、政府与个人、宏观与微观等多个方位和多种层次，在研究视角上体现出“宽视野”与“长焦距”的结合。而“夹叙夹议、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写作风格使得这样一个庞大主题的研究重点突出，挥洒自如，脉络清晰。

　　关于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认识和理论总结，虽然还需要继续做大量的工作，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但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特别是对中国人口转变理论和道路研究的一个重大补充和空白填补。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前沿性的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成果问世。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们被接踵而至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成了战无不胜的法宝，许多人认为只要制定高指标，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这种全国上下表现出的冒进倾向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大跃进”运动的发生。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事实表明，这条总路线执行到最后只剩下了“多”和“快”两个字。“大跃进”运动中盲目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指标，并一再缩短目标的完成期限。实现这种远远超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目标是再怎样发动群众也无济于事的，它只能通过追加投资、牺牲质量，甚至是欺骗才能完成。为了符合高目标的要求，人们不惜用谎言和夸大来弥补目标与现实的差距，被夸大的成绩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相信，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更高的目标。在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中，人们被虚假的胜利蒙蔽了双眼，失去了冷静理智的头脑与客观的分析判断能力，对人口发展的形势也做出了错误的论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彻底推翻了人多妨碍积累”的论断，在六次会议上甚至提出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表明，只要通过种种努力就能获得高额丰产，到那时“人口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彭珮云，1997）。

　　1957年开始，作为“民主新路”的整风运动转变成了“反右”斗争，最后酿成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为国家发展献言献策、秉笔直书、畅所欲言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击。《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一文拉开了人口领域大批判的序幕，学术问题上的分歧被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原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利用人口问题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进攻（李普，1957）。从此以后，学术“探讨”成了政治“讨伐”，包括马寅初、吴景超、陈长蘅等在内的一大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遭到猛烈的公开点名批评，铺天盖地的文章从政治角度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定性，甚至扩大到对学者本人进行评价、定性和攻击。一时间，鼓励创新和求同存异的、热烈的、多元化的学术文化被追求绝对和统一服从的、冰冷冷的、单一化的政治文化所取代。昔日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人口领域也成了无人敢问津的禁区，对中国人口理论的研究一停就是二十年。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以这样一种看似令人错愕的方式收场，其实也并非偶然，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是对人口发展规律探索过程中特定社会经济背景的体现。当时，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到十年，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无论是经济规律还是人口规律）的认识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反复和失误。复杂、紧张的国内外形势导致了政治斗争的泛滥化，人口这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领域自然不能避免被风暴席卷，而虚高的经济发展指标又助长了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掩盖了人口众多和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甚至成为这场批判的“事实”依据。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形成对人口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这种错误所带来的代价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

　　党和政府对人口发展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受到禁锢，鼓励人口增长的思想占据上风，经济状况的恶化和政治环境的动荡打乱了政府各项正常工作的秩序，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避孕节育工作的实施。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刚刚开展起来的避孕节育工作未及在全国普遍就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

　　历史是在曲折和反复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亦是如此。“大跃进”时期的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是名副其实的全面倒退，在人口形势方面的判断发生了方向性的错误，在人口理论方面的研究骤然中止，长期无法恢复，在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方面的工作停滞不前。但是，也正是经历了这些反复和失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后，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才在摸索中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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