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马有圣彼得大教堂、波波洛广场、罗马斗兽场等的文化古迹,更有但丁、卡瓦尔、坎蒂(Cavalcanti)、彼特拉克(Petrarch)、塔索(Tasso)、阿里奥斯托(Ariosto)、莱奥帕尔迪(Leopardi)、曼佐尼(Manzoni)、蒙塔莱(Montale)等文学大家的文艺风景。
2、由著名文学批评家美国哈罗德?布鲁姆主编。(耶鲁大学人文讲座教授,1973年出版《影响的焦虑》,被喻为“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1994年出版《西方正典》,在世界上也引起巨大反响。)
3、既是一本城市旅行手册,又是一部意大利文学史。
第五章 人才荟萃:文艺复兴早期及全盛时期的罗马
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在自己的考古学著作《重建罗马》(Rome Restored ,1446)中赞扬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Eugenius Ⅳ)修复了罗马城中心一座现已为人所熟知的标志性纪念建筑物:
哦,尤金尼乌斯教皇,通过您的协调,由您出资修复的万神殿拱顶已完工。这个构造华丽的拱顶原本在古代地震中撕裂,面临塌陷的危险……万神殿气势宏伟,其壮观的程度远在所有其他庙宇之上。许多个世纪以来,那些高耸的圆柱支撑起整座神殿,但神殿四周令人厌恶的小商店却遮去了它们的光芒。现在,这些小店已被完全清除,圆柱的柱底和柱顶显露了出来,这座建筑的神奇之美得以展现。(3.65—66)
比昂多称赞翻修历史遗迹这一独特的方法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身为教皇秘书,比昂多也是一场新人文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人物。这场运动向社会呼吁,让长期深埋在地下的古典罗马世界恢复原貌,重见天日。在清理那些遮挡万神殿圆柱的“令人厌恶的小商店”过程中,我们能够听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似乎一句话就犹如一阵疾风,将中世纪罗马一千年来的堆积之物统统卷走。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见证了罗马城恢复昔日辉煌的过程,那种景象自帝国时代以来就从未出现过。这一时期,教皇的权力达到了崭新的高度。在历史剧变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天才,包括学者、建筑师、画家、诗人,还有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与你在本章见面。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也不缺乏观察敏锐、善于表达的居民和游客。他们用文字记录下这座城市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描绘出它的希望所在。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在了城内的许多建筑身上,以及那一本本名著之中。
当时,就在几年以前,罗马还挣扎在自己漫长历史时期中最为低迷的阶段。公元14 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力已经转移到法国人手中。随后,法国和意大利相互竞争,各自指定人选担任教皇。这导致了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一段短暂而又动荡的岁月之后,教会会议推举出了第三位教皇。1420 年,在康斯坦茨会议上,这些分歧得以解决,并推选马丁五世(Martin Ⅴ)任新教皇。从时间上计算,这位罗马教皇早于尤金尼乌斯。他首先对这座荒凉的城市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因为1413 年那不勒斯国王才刚刚将它洗劫一空。尤金尼乌斯四世在放弃罗马十年之后,于1443 年入主该城。这标志着重新统一的教会又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园,从此再没有离开。尤金尼乌斯四世是第一位认识到新时代到来的教皇。他在积极推动其发展的同时,也着手塑造一座崭新的罗马城——他整修城墙和桥梁;清理街道、拆除乱建的木质小屋;禁止哄抢罗马椭圆形竞技场及其他纪念碑上的大理石;邀请佛罗伦萨的艺术家菲拉雷特(Filarete)为圣彼得大教堂筑起青铜大门。研究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权威人士查尔斯?L.史丁格将罗马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世界”的发展归功于多种因素:教皇权力的复兴、不断“罗马化的”天主教会,以及文艺复兴本身的广泛影响。文艺复兴承载着帝国的诸多理想,重新燃起了对罗马的现实和历史的兴趣。人文主义运动成为传播这种影响力的媒介,其代表人物是比昂多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受到尤金尼乌斯四世及继任教皇的扶持与资助。这些罗马人文主义者应该好好感谢先前一位热爱罗马的人,即伟大的诗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
在彼特拉克一生相当多的时间里,教皇并不在罗马行使职权,而是在阿维尼翁。实际上,彼特拉克年轻时就为阿维尼翁城著名的科隆纳家族效劳。他热爱拉丁文学,对古文物研究的兴趣不断增强,在文学领域也雄心勃勃。所有这些都促使他对罗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写给后世子孙的信》(Letter to Posterity )中,他回忆道:“自幼年时代,罗马就是我渴望游历的地方。”彼特拉克第一次到罗马是在1337 年。尽管有朋友提醒他,这座当时残破不堪的城市会令其倍感失望,但彼特拉克写道,在罗马的经历“增进了自己对罗马各个方面的了解”。“罗马比我想象的要大,它的那些历史遗迹亦是如此。”不久之后,彼特拉克又和上面提到的那位友人乔万尼?科隆纳(Giovanni Colonna)一起实地考察了罗马城的标志性建筑。后来,他又给这位朋友写了一封有名的信件,信中再现了他们的那次旅行经历:“这儿是伊万德城堡,那儿是卡门塔神庙(temple to Carmenta); ……这儿是朱庇特神殿……,恺撒在这里获得胜利,在这里死亡…… ;在这儿,基督曾向正在逃跑的牧师现身;在这儿,彼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儿,保罗被砍头……”彼特拉克引导人们从历史角度重新仔细审视了罗马的遗址。他一度成功纠正他朋友的错误判断,即七节楼[1] (Septizonium) (彼特拉克曾证实过)是太阳神庙。尽管在给科隆纳的信中彼特拉克重点强调了地理位置(“这儿……这儿……”),但实际上,他的旅行是按照遗址年代的先后顺序展开的。这反映出维吉尔、李维以及其他古代作家留下的文字记载对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彼特拉克也提到一些基督教遗址,认识到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他很可能参观了多米内?库奥?巴蒂斯教堂(Domine Quo Vadis)。传说,基督在这座教堂里向他“正在逃跑的使徒”彼得现身。彼特拉克对这个地方的好奇不亚于那些位于阿庇亚大道的古典遗址。随着年龄的增长,彼特拉克越来越欣赏罗马基督教留下的遗产。他在写给同伴、作家薄伽丘的一封感人信件中就表现出这个倾向。这封信写于1350 年,颇为神圣的一年:
此时,我正第五次游历罗马;谁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一次应该比其他几次更加神圣,因为关怀人的灵魂比关心他的身体更为高尚,永世的救赎比凡尘的荣誉更受追捧。
(Epistolae Familiares 11.1)
然而,彼特拉克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他对罗马的古典成就及其正继续创造的——可能暂时会被忽视的——荣耀与辉煌有了全新的理解。这种认识建立在他深厚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
他说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比在罗马对罗马了解得更多。” 评论家雷纳德?巴肯(Leonard Barkan)在《发掘逝去的岁月》(Unearthing the Past)一书中解释了上面这句前后矛盾的话:“他说,罗马城的居民根本不了解罗马,想必是因为只有以历史的眼光,并且通过喻义丰富的联想才能勾勒出罗马的形象。单靠几件破碎的东西则不可能体会到罗马的魅力。”14 世纪70 年代,当彼特拉克恳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法国的几位教皇重新行使他们该有的职权时,他向他们阐述了自己这一观点。如果罗马重获一位“真正的领袖”,它将会再次成为“世界帝国”。即便她现在破败不堪,她的“名字却因昔日的荣耀而流芳百世”。他在诗歌《崇高的精神》(Spirto gentil... )中表现了罗马潜在、朦胧的英雄气质,值得我们记忆:
那些古城墙,全世界依然敬畏,
爱戴、为之战栗,
每一次它想回顾那些过去的岁月,
这些人不会就这样毫无声息,
在我们的宇宙消失之前,
以及包含在这一灭亡之中的所有一切,
通过你,他们希望弥补所有的过失。
哦,伟大的希皮奥尼(Scipioni),哦,忠诚的布鲁特斯,
如果你听到这一消息,现在一定会多么的欣喜
你在那下面,那里安排这个房间是多么的合适!
想一想法布里丘斯(Fabricius)该是多么欢喜
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
他说:“我的罗马,你将再次变得美丽可爱。”
(Mark Musa 29—42)
彼特拉克对罗马的认识以及它已被修正的命运在新时代又重新显现,深深影响着后面几代人文主义者、艺术家和作家。
5.1 人文主义来到罗马
拜占廷人文主义者曼纽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为了给君士坦丁堡寻求军事帮助,在罗马停留了两年,但毫无结果。然而他却在另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介绍到了希腊语的文本当中。公元1441 年,他创作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新旧罗马之比较》(Comparison of Old and New Rome ,即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之间的对比)。书中描绘了罗马这座城市,并且加入了一些文艺批评。在此阶段,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还写过一封信,信件从一开始就肯定会震惊收信人:“你能相信我漫步于罗马城,像个乡巴佬一般不停转动眼珠四处打量,攀爬高高的宫殿围墙,甚至趴在宫殿的窗户外面以求看到里面的绝妙之物。”他很快主动揭开“谜底”来补救自己的名声——他所探寻的“不是宫中的绝妙佳人,而是那些美丽的石头、大理石雕刻品以及各种画作”。另外两位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和多纳泰罗(Donatello)——显然对罗马的历史遗迹也做过类似深入的研究。有些历史学家曾质疑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早前的传记作者安东尼奥?马内蒂(Antonio Manetti)手中的资料是否可靠,但是,如果这两位艺术家在现实中并没有到过罗马,那么就会引发另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为什么马内蒂会如此煞费苦心编造他们游历过罗马?在罗马的经历又如何能证明他的论述准确无误?不管怎么说,马内蒂讲了一个很不错的故事。布鲁内莱斯基对佛罗伦萨颇感失望。不久之后,他
来到罗马。当时,在罗马的公共场所可以欣赏到美妙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仍摆放在原地,尽管数量不多;还有一些已被罗马及其他国家的多个教皇和红衣主教转移、抢走,或运至海外。在观察一尊雕像的过程中,他以一种眼光独到、理解力强且留意每一个细节的方式研究了古代建筑的构造方法以及如何设计对称结构。他好像能非常准确地识别身体上的一些部位及组织结构,就好像上帝曾在这方面点拨过他似的。由于创造这尊雕像所使用的手法与当时通用的做法截然不同,他对这件作品的印象极为深刻。……他在罗马停留期间,雕塑家多纳泰罗几乎一直伴其左右。他们一同来到罗马的最初原因是双方对严谨的雕塑作品有着相似的看法,而他们也始终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这些方面。可多纳泰罗对建筑风格却丝毫不感兴趣。菲利波也不告知其自己的想法。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多纳泰罗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象,或许他还没有十足把握能够战胜每一分钟都要面对的诸多困难。然而,他们一起绘制出许多草图,几乎囊括了罗马所有的建筑,以及位于罗马城墙以外许多地方的建筑,并且尽其所能精确地估算出这些物体的长宽高和其他方面的尺寸。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开凿了洞穴,以便看清建筑物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处,分辨它们的造型种类——到底是正方形、多边形、圆形、椭圆形还是其他形状。(50—52)
无论是纯属虚构,还是确有其事,这些人开创了14 世纪早期游历罗马的先河;当时大多数游客还是以朝圣者的身份来到罗马,瞻仰基督教遗迹和那些神圣的地方。在一些同时期的英语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例如,《马格丽?肯普之书》(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 )中记载了1414 年参观圣使徒教堂(Santi Apostoli church)和圣布里奇特礼拜堂(St. Bridget’s chapel)的过程。而约翰?卡普格雷夫(John Capgrave)的《朝圣者的慰藉》(Solace of Pilgrims )则完整记叙了1450 年大赦年期间罗马城的情景,只是语言太过单调、乏味。就在同一年,一位名叫乔万尼?鲁彻莱(Giovanni Rucellai)的佛罗伦萨商人怀着两个目的好奇地来到罗马。早上去瞻仰教堂,下午则游览经典的历史标志性建筑。
5.2 波焦?布拉乔利尼
许多作家在彼特拉克的带动下不仅参观了罗马,而且还在此地留居,这并不出人意料。这些人文主义者通常为罗马教会效力。他们有的是侍臣、图书管理员,或者是牧师,其中有一位甚至还成了教皇。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热衷于解读古典碑文,并且收藏了不少雕塑作品和书籍。在1431 年至1448 年间,他创作了充满伤感的作品《命运无常》
(Variability of Fortune)。书中,他通过对话的形式具体展现了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面对罗马支离破碎的过去和破旧不堪的现实所产生的失落感。他回想起如何与自己的朋友安东尼奥?勒斯科(Antonio Lusco)驻足于塔尔皮亚山(Tarpeian Mount), “遥想那些残损建筑昔日的辉煌,以及古城里大片废墟那风光无限的原貌。同时,他们也惊讶于伟大帝国的灭亡,悲痛于财富的变幻无常”。从历史的另一个角度看,波焦推翻了《埃涅阿斯纪》中关于“金罗马”的预言。他说,罗马“一度镶满黄金,而今荆棘丛生,石南遍地”。波焦还将古文物研究引向一个新的高度,即要求重视收集第一手资料。有时,他也会纠正彼特拉克认识上的错误。例如,他坚持认为新教徒公墓附近的大型金字塔是塞斯提伍斯的坟墓,而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埋藏着罗慕洛斯的弟弟瑞摩斯。他解释道,彼特拉克“顺从了大众的看法,认为查验隐藏在灌木丛中的题字并不重要”。他很快又在后记中不无敬意地补充说:“那些尾随其后来到这里的人们研读题字。他们并非学识过人,只不过是更加勤奋用功罢了。”彼特拉克同样也未注意到在圣天使大桥两边哈德良的名字,反而认为这座建筑由图拉真建造。更早期的作家通过阅读不同文稿来了解罗马城。若想接触到较晚些的标志性建筑,有时只能依赖于疑点重重的中世纪材料资源;因此,波焦将万神殿与一座古老的西布莉神殿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赞同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即尤里乌斯?恺撒的骨灰当时安放在梵蒂冈南边一座方尖塔顶端饰有十字架的宝球中。波焦的研究更加细致严谨,也更容易对一些现象产生质疑:他认为,从不同建筑的材料中可以更精确地鉴定出几个城门的年代。他也从许多重新发现的资源中获得益处,其中一些是他亲自揭示出来的。波焦将自己的专著献给教皇尼古拉五世(Nicolas Ⅴ)。这位教皇来自佛罗伦萨,于1447 年继承了尤金尼乌斯四世的职位。在二十年间,尼古拉五世和他的几位秘书一样,都是虔诚地道的人文主义者。
5.3 尼古拉五世
尼古拉五世和波焦一样,热衷于收集新发现的古典文本及那些早期教会神父的作品。这位教皇曾为梵蒂冈图书馆举行落成仪式,并向该馆捐赠了他个人的藏书达一千多册。梵蒂冈图书馆是梵蒂冈王宫改建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教皇官邸从拉特兰的宫殿移至梵蒂冈;自从圣约翰?拉特兰教堂成为罗马的官方大教堂以来,王宫位置的这一变动确保了在正常情况下行人队伍可以沿帕普利大道(Via Papale)穿越整座城市。王宫内部有尼古拉五世委托弗拉?安吉利科创作的作品,以湿壁画法绘制在一座私人礼拜堂的墙壁上。附近还有拉斐尔著名的《施坦茨》(Stanze)也值得一看。尼古拉还修缮了另外几座教堂,部分维修费用来自1450 年大赦年活动中的获利。如今的读者一旦了解近期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去世之后的情景,可能会对罗马的拥挤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位美联社的撰稿人描述了成群结队的民众如何像洪水一般涌进罗马城,只为观看教皇的葬礼:
罗马游客众多,不堪重负的城市在游人的脚下百般呻吟。在往常固定的行人高峰期,街边小巷里甚是拥挤,被困其中的多是身背书包的孩子。旅馆爆满,越来越多无处可居的人们只好在外面搭建帐篷作为临时营地。街边小贩哄抬各类商品的价格,包括瓶装矿泉水及各种与教皇相关的小饰品。
公元1450 年,类似的拥挤状况甚至酿成了可怕的悲剧:朝圣者首先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在那里,他们寄希望于瞻仰一处名叫韦罗妮卡(Veronica)的遗迹,或者见识一下基督面容的真实模样。走出圣彼得大教堂,他们一窝蜂拥入店铺林立的圣天使大桥及其两边的狭窄小道。恐慌突然爆发。最终,有近二百人或被踩踏致死,或是掉进下面的台伯河溺水而亡。为了避免灾难再次上演,尼古拉清理了桥上的商店,加宽其入口,并在台伯河东岸建造了圣赛尔索广场(Piazza San Celso)。广场上伫立起一对小教堂,用于纪念惨遭不幸的人们。教皇尼古拉为了加强监管圣天使城堡,又在河对岸增添了一个警卫室、几座棱堡、一套教皇专用房间,以及一尊青铜雕像,展现圣迈克尔(St.Michael)插剑入鞘时的模样。这座雕塑代表了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天使般的形象,是消除瘟疫的标志,同时也象征着教皇有权赦免信徒所犯下的罪行。1455 年,尼古拉五世临死之前还发表讲话,督促继续开展市政工程。这进一步显示他已敏锐地觉察到这些工程极具象征意义。朝圣者,特别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被某种非同寻常的景象所触动”。而教会自身也为人称颂,因为“这些雄伟建筑,诸如永恒的纪念碑及其他不朽的证据似乎出自上帝之手”。由此可见,教皇主持修建的均是规模宏大、外形壮观的建筑。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罗马城内的建筑一直沿用这种风格。尼古拉的雄心壮志在他自己的任期内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被后来的几位教皇一一完成,包括拓宽位于梵蒂冈和教皇城堡之间的三条修建于中世纪的街道,将梵蒂冈的方尖塔移至圣彼得广场,以及拆除破旧的圣彼得大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