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_吕雅璐_9787306061577

　　本书稿共分6章，讲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国立中山大学首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县，在战火硝烟中勤勉办学，学术报国和培育人才的历程坚持办学的历史。

　　序

　　战争，对于今日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遥远又似乎清晰的记忆。除了在几次局部战争中的参战者外，已经有三代中国人大多没有沐浴过战火，亲历过战难。人们从各种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中感受的战争，越来越变得虚幻，充满想象：漫天战火与满目疮痍，仿佛就是战时的全部世界图像；战争中的行为，不是血腥的屠杀，就是英勇的杀敌；战争时期的人，不是牺牲品就是勇士或懦夫。在战争的历史中，人们敬慕的英雄，自然是沙场上的战士和将军。然而，既然战争是一场摧残人类文明、践踏人类尊严的灾难，那么，在国难中守护着民族精神，在战火中秉持着人类良知，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继续着知识传承的功业，亦同样是战争历史中同样悲壮，影响更为久远，不能被覆盖被遗忘的一页。在战争硝烟中，那些为制止和扑灭战火奔赴沙场的勇士当然值得后人永远讴歌和怀念，为民族的精神永存和文脉赓续坚守教坛不离不弃的文弱书生，亦铸造出坚毅的灵魂，竖立起不朽的丰碑。

　　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二周年的时候，由中山大学档案馆编纂的这本《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书中展现了中山大学的前辈在战争中怎样肩负着大学的使命，为民族精神的维系、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人文传统的存续，历三迁更执宗旨，蒙千难而志不移，写下这样一部炮火连天弦歌不辍、山野村舍书声回荡的历史。这部在中山大学办学历史上悲壮而感人的史诗，为后来一代代中大人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其现代价值也由此得以发挥。

　　那场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战争，从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八十多年来，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录描写，从文学作品到回忆实录，可谓竹帛无数，有目不忍睹的烧杀惨状，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杀敌，有悲痛欲绝的生离死别，有催人泪下的人性大爱。不过，在我走过从一个受教育者到以教育为生命所寄的人生之路时，读过最触动心弦、最不可忘怀、最充满感动的描写这场战争的文字，无过于郑振铎先生的散文《最后一课》[《郑振铎全集》第二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415页。]——

　　……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虽然这篇文字描写的事，具体发生在我们的一间兄弟学校，但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的，不是某间特定学校的特定场景，而是在那个战火蔓延的年代，中国大学共同的处境和大学师生的反应。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课堂，老师和学生，都如同平日一样，“照常的讲下去，照常的笔记着”；但这平常的一幕中的情景气氛，又是这样的不平常，“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最后老师发出“现在下课！”的宣布时，“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在敌人来到的时刻，迁校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这一幕，最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抗战时期中国大学里的师生员工面对战争、国难当头时表现出来的镇定与坚定。我们看到的，不是避难逃亡，更不是苟全偷生、委身屈从。读着这篇文字，弥漫在眼前的，是一种神圣的氛氲；涌动在胸臆的，是一种不能被亵渎的崇高。在敌人的铁蹄声下，以教育为天职的教师和以承担民族科学文化传承为使命的学生，就是以如此的坚毅与沉着，默默地做出了最强有力的抵抗。今人要真切地了解历史，需要进入同一境界，生出一种理解的同情。没有经历过战争体验的人们，在阅读战争时期中国大学的历史之前，若果能够先读读郑振铎先生这篇散文，必能萌发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情感，再带着这种情感来阅读这本《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走入书中展现的场景，就可以从书中记叙的人与事中，领悟到一种不朽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曾经支持着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一篇篇同血战沙场的军事抵抗一样值得骄傲、值得讴歌、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更将在我们心中升腾并凝结成一种坚定的信念，激励我们为神圣的教育事业奉献终生。

　　毋庸置疑，这种为神圣的教育事业奉献的精神，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的环境，都一直是存续着的，都是大学灵魂之所系，为学校师生乃至全社会共同守护着。然而，在战争环境下，在每个人都面对生命受威胁、文化被践踏、心灵被拷问的情境下，人类本性中对知识和文化的珍重和尊崇，会令这种精神以更感人的方式更具仪式性地表达出来，也就更具象征性，更显其永恒的力量。这是我们特别珍视战争时期大学历史，尤其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学历史之一个理由。

　　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大半个世纪，中山大学和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有非常大的发展。但是，即使在和平的环境下，我们的大学仍然经历过种种风风雨雨。疾风暴雨的“革命”曾经令大学濒临灭顶之灾，师生在不是迁校的情况下被迫离开校园，教师被剥夺教书权利，离开讲台；日日翻新的“改革”，把许许多多与学术理念相悖、违背教育规律的东西带入大学，无时不在挑战乃至亵渎着学术和教育的神圣，亦令象牙塔里的教师和学生的学术空间蒙上了一层云翳，需要师生们做出不同的行动来应对，在这个精神家园里的坚守，仍然会在另一种处境下深陷艰难。这些历史与现实令我们相信，即使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大学教育事业仍然会面对着种种以不同方式出现的危机和挑战。今日中国大学的发展，就大环境来说，可能已经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坦途，但新的困难，新的挑战，新的考验，依然布满在我们面前。因此，抗战时期我们的前辈用顽强的生命守护大学精神，以艰苦的努力维系着大学之道的历史，在我们心中奠定的，是一座永远支撑着我们坚守教育的理念，历千万劫不动摇的基石。

　　刘志伟

　　于201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

　　1938年3月30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案》，高度重视高校的科研与国防紧密结合。1938年5月11日，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到国立巾山大学演讲，强调当下“要紧的是要把自然科学应用于国防生产。要最后胜利得到保证，必要国防生产能够充分供应战事之需要。要国防生产能够充分供应战事需要，必须尽量利用自然科学于国防生产。目前我国自然科学的人才是这样少，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更要加紧为国防的生产服务”。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后，国立中山大学的科研力量已开始朝着配合抗战转向。学校意识到必须结合坚持抗战和大后方开发的实际需要，加强工、农等实类学科的科研，除了根据战时急需增设工学院及相关的学系，加大事关国防和大后方建设研究的投入，还瞩目于考察和研究国际、国内、广东及西部边疆区域的重大历史、经济、政治、民族、社会、地理和地质等问题，成效颇著。

　　从1928年开始，中大各科系就开始重视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1932年中大还成立了“西南研究会”，出版学术专刊《西南研究》，其目的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计，为发扬科学探讨计，为唤醒政府及民众注意西南边疆问题与设施计”。诚如杨成志教授所说：“本大学十余年来对西南边疆问题之研究，素具注意，如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对于西南民族之调查，农科研究所对于农村与土壤之考察，两广地质调查所对于地质之探讨，地理与生物两系对边区地势与动植物之检［调］查，前后继续曾刊行不少专门学术之报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高度重视西南边疆学，该学科的地位空前提高。中大西南研究的成果，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科源头。

　　1930年代全国的天文台“总计只得二三”，中大理学院的天文台（在文明路校同），是当时“国内孕育天文基础人才之唯一机关”，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除供师生教学和科研之用外，还服务于国家、社会。如广州市经纬度之首次天文决定，广州市时政之主理，以至广东空军需用的日月出没时刻计算，以及航空学校天文学的任教，均曾由中大天文台人员担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省因其钨矿、锑矿等重要军需矿藏资源的丰富储量而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在这之前，隶属于中大地质学系的两广地质调查所，已在两广地区进行较为深入的地质调查，成果显著。在中大内迁前，该所的调查地域涵盖了广东省面积的五分之四，调查过煤、油页田、铁、锰、铜、铅、锌、钨、锡、铝、锑、金、银、硫铁等，“著有各种专刊，记有年报七册，特刊十五册，临时报告二十九册，此外尚有各项地质图及图表等项”。

　　工学院教授在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之余，更因应战争时期的国防需要从事著述，在毒气研究、防毒面具的制造、毒气救护所需药品的制法、改良牛胶的制法、桂油蒸馏的研究、纸粕纤维的研究以及煤气厂、发电厂、防空建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石牌校园规划设计之初便考虑到了防空问题，“固早有相当设备，如某实验室下建有防空地库一所，及各学院附近亦增设防空壕等”。因此，当1938年日军对广州进行长期空袭轰炸时，中大的师生能在敌机的肆虐下，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得益于石牌新校对防空建筑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和未雨绸缪的规划建设。

　　农学院为解决抗战军民的衣食问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相当大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盛誉。科学研究成绩最突出的是水稻试验、植物研究和土壤调查。抗战前，广东粮食不足，每年进口粮食价值达1亿元，因此改良土壤、稻作，提高产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水稻试验工作主要在稻作研究所丁颖教授的领导下进行，由林亮东、谢申、赵善欢等协助。他们通过野生稻与本地稻杂交，育成了抗寒、耐酸、高产的“中山一号”“黑督四号”“东莞十八号”等优质品。1936年，他们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第一株“干粒穗”类型，一时轰动海内外。广东省政府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大规模推广优秀稻种，这些推广的稻种都是由中大农学院的农场育成的。此外，农学院的土壤调查所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广东各县的土壤，已由该所调查清楚，详细化验后制成许多土壤图，出版了系列报告书。为配合抗战教育与研究，农学院还出版抗战专号研究刊物，如《农声》第212期的《战时粮食作物研究专号》。

　　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中大教育研究所确立了全所统一的研究目标：为推进全民抗战目标服务的“民族中心教育”研究，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1935年，该所拟订了我国第一份《战时教育工作计划》，在全国开创了战时教育方案研讨的先河，受到学界的瞩目。不仅如此，该所还举办了多项配合时局的抗战教育活动，如在拥有7000多名学生的广东儿童教养院大规模地试行民族中心小学的课程，并努力抓好各所男女中学的课外训育活动等。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研究所即在《教育研究》上连续组织发起四期“战时教育”讨论，完成了《各国战时学校动员调查》《广西军事教育的考察》等调查报告。

　　除此之外，中大还配合抗战的需要，积极参与国家军政部门对军事和后方建设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抗战急需专门人才的培训，直接为军事需要服务。1937年8月，中大应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要求，选派农学院肥料研究部技助伍志刚，到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技术人员训练班受训；同年，又根据教育部令，选派农学院黄得范赴南京兵工署研究毒气防护；同年10月，附属第一医院应航空委员会第五临时医务所的要求，接收该所医师罗文才到院接受战时外科特别讲座的培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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