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古国，拥有世界上很多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在种类繁多的出土文献中，简帛文献很为大宗。已发现的简帛，按照内容性质主要分书籍和文书两大类，此外还有书札、历谱、遣策和卜祷记录等。由于内容性质不同，简帛书籍和其他类别在研究的方法途径上也有一些区别，所以有学者主张将它们分开来进行研究。简帛书籍按其年代又可分为战国、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四组，其中战国一组年代很早，学术价值很好高，其文字又多与其他三组有较大差异。而从书写材料看，简和帛根本不同，简也有竹简、木简之别。鉴于战国帛书只有子弹库楚帛书，其发现时代早，数量也少，学者研究比较多；而现在“已发现的战国简均为竹简”，换言之，已发现的战国简帛书籍除了子弹库楚帛书，就都是战国竹书，因此，将战国竹书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是接近可行和必要的。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是王国维在20世纪20年代讲的一个名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的四项“优SHOU*选发现”，包括“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后来果然都形成了专门学问”，于此可见王氏的远见卓识。从1949年以来的50多年中，中国的许多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也都很好地证明了王氏的深刻见解。特别是，从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等大批竹书到2002年的整整30年中，在中国大地出土了极其丰富的简帛文献。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重要，大概是王国维在世时所不敢想象的。而影响特别深远的要数其中的书籍类文献，尤其是近十年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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