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凭《机村史诗》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41岁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可以说是历届茅盾文学奖*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而这套《机村史诗》六部曲（原名《空山》）则为他带来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的荣誉，因为他的写作，旨在辨识一种少数族裔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在当代的回响。阿来持续为一个地区的灵魂和照亮这些灵魂所需要的仪式写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时代大潮面前孤立无援的个体不致失语。《机村史诗》正是这一评价的*恰当写照。
继《尘埃落定》之后的又一表现边地文化的力作。《机村史诗》关注的不仅是西藏的村庄，更是所有的村庄，所有的群体。在《达瑟与达戈》中，富有原始生命力的村庄在现代文明面前的无力，神秘美好事物的逝去，表现了作家对社会和人关系问题的深刻追问与思考，以及对人精神处境的忧虑与关注。
花瓣式立体结构，书写一座藏族山村的编年史。《机村史诗》（六部曲）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构成，每一部还另外各收录两个短篇。长篇部分的六个故事相对独立又相互重叠连接，呈现了一幅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另外十二个短篇选取了六个新事物和六个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着笔，从细节处做突破口展现历史全貌和文化全景，与长篇一起构成花瓣式立体结构。
作家本人自称《机村史诗》比《尘埃落定》花费更多心血，更沉重，对社会的认知价值更大。小说不仅表现了匍匐于生活中的现实人物，也塑造了超越现实的精神人物。达瑟与达戈，身上所表现出的丰富的人性特质如同一个巨大的隐喻，承载着作者对于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理想与信仰、和谐与进步等问题深刻的思考。
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
代后记
这是一座村庄的历史。
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目的在于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
我自己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
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
我给这座村庄另起了一个名字：机村。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
是的，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当我决定要写一部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顺应新形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不断登场，又不断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这部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每个故事都各有主角。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
写下这些文字前两小时，我还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中行走，身上还带着养鸡合作社鸡场的味道，还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乡村为中国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返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但在我小说结束的那个时间点，这还只是一个渺远的希望，但乡村已然看见了一点救赎的希望。
写完这部小说，已经又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当年的希望已经不再是那么渺茫。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
但不是一个异族文化样本。
虽然，要写那样一个乡村的命运，自然要写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战与改变。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乡村的普遍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从世界范围看，甚至是不分国家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
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
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
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因为那些人是我们的亲人、同胞，更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看起来具有强烈的特殊性的机村，其实也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到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写入宪法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国知识界还未成为一个真切的认知。他们的认识还是封建气息浓重的大一统的归化观，所以对他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而我以为，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惟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
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迄今并未提供有价值的识见。
乡村在时代变迁中，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自然环境的毁败。这也是中国普遍现实之一种。在我写下的机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
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当年，涉笔这些森林的毁败时，我心里的痛楚，甚至会比写下乡亲们艰难的生活更为强烈。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所以，小说里有了一个人物，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这是我真实的发现，而非只是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现在，我每次回乡，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
出家门几十米，我就坐在了荫庇着我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的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如今，我也不用再担心，这些树会有朝一日在刀斧声中倒下。
这部小说首版的名字叫《空山》。
这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我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好多时候，空都是一种精神安慰。今天打算重版此书时，我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但他又在他名为《史诗》的批评集中，把《白鲸》、《追忆似水年华》和《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也纳入了史诗的范畴。他以《圣经》中雅各为例，重新定义了史诗：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的生命赐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201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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