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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代际流动(1978~2010) 
定 价：59 元
9 7 1 8 1 7 3 5 9 2 5 0 3 
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机会结构的关系是关乎当前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书从劳动力分割理论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市场转型以来三个时期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以反映城市代际流动的总体水平、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影响路径，有助于读者认识当前我国的社会流动机会结构及其变迁趋势。
序
邱泽奇 中国在过去近40年发展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经济学家试图从各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发展的动力与影响因素（Lin et al，1996；Haft，2015）。社会学家则更加愿意从人群的因素出发，探讨人群向上流动的机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Nee，1989；Guo，2016；邱泽奇、刘世定，2013）。 在与人群相关的现象和因素中，代际流动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流动机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Bean & Swicegood，1979；Ganzeboom et al.，1991；Ishida et al.，1991；Chen et al.，2015）。 在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更多地受到美国社会学的影响，把个体因素置于重要位置，譬如众多研究把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作为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不过，我认为影响群体社会流动的社会因素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嵌套的类型。最外层也是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因素。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便意味着社会流动机会因制度的变化而发生整体性的变化；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亦如此。制度还有不同的层次，从全局性到局部性，影响的范围和人群规模差异极大。其中，全局性的制度变化可能比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加重大（邱泽奇，2000；邱泽奇、刘世定，2013；邱泽奇等，2014；Nee，1989）。中间层次是产业的影响，按照Goldthorpe的说法，产业的变革尤其是工业化为人群的职业流动进而社会流动提供了批量机会（Lipset and Bendix，1959；Goldthorpe，1985；Erikson & Goldthorpe，1985；Yaish & Andersen，2012）。最内层的才是个体的努力，尽管围绕这一层次和类型的文献从布劳和邓肯开始数量庞大且繁杂（Blau & Duncan，1967；Featherman et al.，1975；Hauser, et al.，1975），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这一因素在稳定的制度、稳定的职业结构和在变动的制度、变动的职业结构前提下，对社会流动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 在过去近40年里，中国的制度和产业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个体受教育的机会和职业机会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在一个三重因素同时在发生变化的环境里如何观察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面对的挑战，同时也是学术创新的机会。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代际流动（1978～2010）》一书作者在对代际流动的讨论中试图把复杂的现象简化为结构嵌套下的个体努力，承认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部门分割弱化而行业分割和职业分割增强的趋势，进而把城乡分割、单位属性分割作为影响个体努力效用的影响因素，探讨分割结构变化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从另一个视角增进了对代际流动的特性和变化趋势的理解。 在分析策略上，作者将改革以后的时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改革初期（1978～1992年）、改革中期（1993～2002年）和改革深化期（2003～2010年），用于处理制度变迁和产业变迁重叠渐变的历时特征，剖析不同时期在工作部门、行业和职业之间的代际流动性和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论证行业分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将行业地位变量加入传统的地位获得模型，扩展了传统的社会分层与流动分析框架。数据检验的结果显示，当前的代际流动仍然以继承性为主，父辈职业的行业特征对子辈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而伴随着改革深入，家庭背景通过教育进行隐性传递进而影响子辈社会流动的趋势日趋明显，既检验了阶层再生产理论，又对这一理论的机理做出了重要扩展，即阶层再生产的机制在从继承性向传递性转变。 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社会流动的制度变迁尚未稳定的同时，中国正快速地进入信息化，也就是说，制度、产业、个体三重因素的影响没有迭代到稳定状态，反而在加速变化，其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是复杂的。就作者的议题而言，除了曾经的行业分割之外，行业优势的位移正在直接影响代际流动模式，且让曾经的流动模式变得更加不稳定。因此，持续关注新的因素对分层和代际流动的影响，将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保证社会公正、公平、健康和稳定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邱泽奇，2000，《中国大陆社会分化状况的变化(1949-1998)》，台北：大屯出版社。 邱泽奇、刘世定，2013，《社会板块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第6期。 邱泽奇、萧群、李祥蒙、向静林，2014，《谁流进了市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市场人群的社会特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3期。 Bean,F.D.,and Swicegood,G.1979.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A Reassessmen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608-619. Blau,P.,Duncan,O.D.1967.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 Press. Chen,Y.Y.,Naidu,S.,Yu,T.H.,and Yuchtman,N.2015.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20th Century China.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8:44-73. Erikson,R.,and Goldthorpe,J.H.1985.Are American Rates of Social Mobility Exceptionally High?New Evidence on an Old Issue.Europe Sociological Review 1:1-28. Featherman,D.L.,Jones,F.L and Hauser,R.M.1975.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329-260. Ganzeboom,H.B.G.,Treiman,D.J.& Ultee,W.C.1991.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esearch-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277-302. Goldthorpe,J.H.1985.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4):549-573. Guo,Y.J(Eds.).2016.Handbook o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ish. Haft,J.2015.Unmade in China:The Hidden Truth About Chinas Economic Miracle.Cambridge,UK;Malden,MA:Polity Press. Hauser,R.M.,Koffel,J.N.,Travis,H.P.,and Dickinson,P.J.1975.Temporal Change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Evidence for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3):279-297. Lipset,S.M.,and Bendix,R.1959.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Lin,J.Y.F.,Cai,F.,and Li,Z.（Hong Kong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1996.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Hong Kong:Published for the Hong Kong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Ishida,H.,Goldthorpe,J.H.,and Erikson,R.1991.Intern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Postwar Jap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954-975. Nee,V.1989.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663-681. Yaish,M.,and Andersen,R.2012.Social Mobility in 20 Modern Societies: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ext.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527-538.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下文中的改革均指经济体制改革），并伴随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社会转型过程。对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和影响机制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是把握转型时期社会的构成和未来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同时，尽管新结构主义（New Structuralism）流派注意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分割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并没有就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年全国性调查数据，引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代际的部门流动、行业流动和职业流动三个方面系统考察了转型时期的三个阶段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是如何影响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的，以反映城市代际流动的总体水平、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影响路径。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在代际部门流动方面，首先，整体上转型时期城市的代际部门流动模式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壁垒效应同时存在，这使子代很难跨越流动到与父代工作部门类别差异较大的工作部门。其次，在改革的不同阶段，父代资源对子代进入不同工作部门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在改革初期和改革中期，父代在国有部门工作对子代进入和目前子代国有部门工作获得都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在改革深化期，这种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伴随改革的深入，部门分割对代际部门流动的影响有所减弱。最后，子代受教育程度对进入和目前子代国有部门工作获得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人力资本依然是个体进入较好工作部门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在代际行业流动方面，与代际部门流动类似，整体上转型时期城市代际行业流动仍然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性流动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一方面，父代的行业与子代的行业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但子代向与自己行业距离相近行业流动的可能性也很大。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父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工作对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具有积极影响，且影响日趋明显。而无论在改革的哪个时期，子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都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改革深化期，父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工作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工作的作用在增强。 第三，在代际职业流动方面，总体而言，转型时期城市代际职业流动模式同样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性流动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一方面，父代的职业与子代的职业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子代可以向不同的职业进行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在考虑了父代工作部门和父代行业因素之后，父代职业对子代获得中间职业或精英职业没有影响，这揭示了父代工作部门和父代行业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而子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获得中间职业或精英职业一直有积极作用。 第四，本书将部门因素、行业因素和职业因素整合为综合的职业地位，通过修正以往的地位获得测量模型，对城市居民的家庭背景和教育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决定一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父代受教育程度和父代部门，而非父代行业和父代职业。伴随改革的深入，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子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的职业，特别是初职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代际地位通过教育进行隐性传递的趋势日益明显，研究支持了阶层再生产机制假说。从改革中期开始，子代初职地位对子代现职地位的影响有所下降，但依然十分显著。这表明尽管在改革中期以后城镇居民的代内流动日益频繁，但个体的初职地位依然是决定其现职地位的重要因素。 第五，本书是对1978年以来近40年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代际流动模式和趋势的总体性研究，研究支持了阶层再生产机制假说，这预示着未来社会结构可能趋于封闭而非开放，而且代际地位主要通过教育进行隐性传递的趋势日益明显，需要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国家需要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政策，干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各种流动壁垒，特别是要打破行业流动壁垒，并大力促进教育机会和质量公平，从而保障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来促进社会结构的开放和稳定发展。本书在最后指出了影响我国今后社会结构转型和代际流动的一些因素、它们对未来社会流动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可能的研究方向。
许庆红，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流动人口问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研究意义 第三节 章节安排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第一节 文献回顾 第二节 研究设计 第三章 部门分割下的代际流动 第一节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 第二节 部门分割下的代际流动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行业分割下的代际流动 第一节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 第二节 行业分割下的代际流动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职业分割下的代际流动 第一节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割 第二节 职业分割下的代际流动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与职业地位获得 第一节 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改进 第二节 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条件下的地位获得模型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第一节 主要结论 第二节 主要的贡献与不足 第三节 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附 录 附录A 各行业平均收入排序 附录B 地位获得模型的相关矩阵与命令行 附录C 本书所使用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问卷相关问题 索 引 后 记 图目录 图2-1 本书的理论框架 图2-2 本书的分析思路 图3-1 中国城镇分部门就业人员数（1978～2009） 图3-2 中国城镇私有部门就业人员数（1978～2009） 图4-1 中国城镇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978～2009） 图5-1 中国各职业类别的就业人员比例 图6-1 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条件下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型 图6-2 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结构方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表目录 表2-1 本书所使用的变量 表3-1 中国城镇分部门就业人员数（1978～2009） 表3-2 中国城镇私有部门就业人员数（1978～2009） 表3-3 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类 表3-4 各部门不同时期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例、年工资收入均值与现工作工龄均值 表3-5 Hauser的流动表格 表3-6 父代工作部门与子代首个工作部门的列联表（1978～2010） 表3-7 父代工作部门与子代目前工作部门的列联表（1978～2010） 表3-8 父代工作部门与子代首个工作部门数据所拟合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量 表3-9 父代工作部门与子代目前工作部门数据所拟合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量 表3-10 本节所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11 不同时期子代进入首个工作部门的Logistic模型参数结果 表3-12 不同时期子代目前工作部门获得的Logistic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表4-1 中国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978～2002） 表4-2 中国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003～2009） 表4-3 中国非农行业国有职工人数所占比重 表4-4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类（2009） 表4-5 各行业不同时期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例、年工资收入均值与现工作工龄均值 表4-6 父代行业和子代首个从事行业的列联表（1978～2010） 表4-7 父代行业和子代目前从事行业的列联表（1978～2010） 表4-8 父代行业与子代首个从事行业数据所拟合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量 表4-9 父代行业与子代目前从事行业数据所拟合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量 表4-10 本节所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11 不同时期子代进入首个行业的Logistic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表4-12 不同时期子代目前行业获得的Logistic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表5-1 中国就业人员职业结构（1982、1990、2000） 表5-2 中国各职业阶层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指数（2005） 表5-3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类 表5-4 各职业不同时期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例、年工资收入均值与现工作工龄均值 表5-5 父代职业和子代初职的列联表（1978～2010） 表5-6 父代职业和子代现职的列联表（1978～2010） 表5-7 父代职业和子代初职数据所拟合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量 表5-8 父代职业和子代现职数据所拟合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量 表5-9 本节所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5-10 子代初职获得的Logistic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表6-1 不同时期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结构方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化路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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