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B. 怀特的《人各有异》，共五十七篇文章，加前言与序，翻译费时近三年。三年的时间，身如飘蓬，流转不定。但不管走到哪里，总有怀特这老头儿跟在身边，絮絮叨叨地讲故事，他的缅因，他的农场，他的羊羔，他的鸡雏，他的奶牛，还有他的老猎犬弗雷德……现在，我可以告别怀特了，可以对他说，你的故事讲完，我的复述也讲完，如怀特在《这就是纽约》的前言中所说：现在，我终于可以歇息下来。
不过，还有一篇译后记要写，虽然前面有怀特继子罗杰?安杰尔的前言，又有他本人的自序，事情都已说清楚，想想这篇译后记，确实也是无可无不可，如奥卡姆剃刀原则所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但我对书，希望它周正、完整，作者，或译者不说些什么，我会觉得草率。所以，还是随便写点感想，庶几对读者有个交代。
E. B. 怀特的书，是他在缅因州农场五年时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总结。一九三八年冬，怀特正当在《纽约客》事业顺遂之际，突然转身（不够华丽，但很坚决），跑到缅因州去当农民，由春到夏，由秋入冬，亲手操持了一个农场。这里的原因，或许与梭罗有很大关系，我们从怀特的文字中，也时时可以看到二人一前一后的关联。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怀特与梭罗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警惕以国家、政府、集体等等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侵犯。甚至《纽约客》要求编者始终以“我们”的面目发声，也让他感觉不自在。正是在缅因的乡下，“他找到了他的主题（就是他自己），还有和缓但真诚的语调。”他将“我们”如何，改换为“我”如何，成就了知识分子作为个人的独立存在。
我们因此得见这一本书，是一本慢书，不妨慢慢去读。书中没有微言大义，但凡讲到社会，仍然还是常识。他写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心境。他要建立的，是一种简朴的，审美的生活，虽然有时也需要惨淡经营，忙个焦头烂额。
E. B. 怀特此书的原名，本为《一个人的肉食》，典出西方人的一句俗谚，所谓一人口中的肉食，他人口中的毒药。用中国人的话说，有点“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意思，不过我们这句，清淡了一点，不能说尽意思。
散文近诗，字里行间的意蕴，近乎不可捉摸。翻译中途的懒散，多半倒是因为难，知难而退，索性歇着，像怀特一样，自愿卧床，只因为不敢面对穿上裤子招来的后果。哲人说过，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如此，则一切翻译，怕都是误译。翻译，不是作品以另一种文字在绝对意义上的完成，或许应当说，它是开始，指向一种可能。如果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进而在有条件时，去读原著，或者多读几个译本，那就是译者莫大的幸事了。
前曾翻译E. B.怀特的《这就是纽约》和《重游缅湖》，出版之后，朋友和读者多有指正，对翻译文字中的舛误与讹脱，我颇感惭愧。此次，多了点战战兢兢的意思。然而，囿于学识，他的肉食，这客煎牛排，经我改刀添火，或不免炖成了一碗红烧肉， 仍请朋友和读者再加指正。
蒲姨妈
在我家起居室，一个巨大的老式画框内，悬了一幅女子与小狗的画像。画像主导了整间屋屋，而我也渐渐喜爱上这位女子。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只是招人喜欢。你可以看了又看，不会厌烦。女子一派维多利亚淑女风范。她很年轻。坐姿，一肘支在椅旁的桌子上，好奇地俯视她的小狗。绘制这幅名不见经传的画作的艺术家是妻子的姨妈，八十五岁的老太太，她的画家生涯大致上在中年中辍，当时，她搁下画笔，嫁给了日本人。
我从未见过这位传说中的姨妈。她去了东京，三两次短暂的归省，此后，再没回来过。但她似乎活灵活现――通过婚姻，通过传闻，你认识了这位半传奇式的人物，恰似与人婚配后，一点一点地，就了解了对方整个童年，最后觉得与那个小儿女早就似曾相识。我觉得我很了解蒲茜，或她的三个外甥女自然而然地称呼的蒲姨妈，她以新英格兰人的执着，守定了从襁褓时期延续下来的怪诞名字。她年已八十五岁，仍然活力四溢，一如平生。无论如何，她最近完成了一卷回忆录，包括涵盖一六八0年到一九0八年间的家族史，抢在与日本的一切联络中断前送回美国。我刚刚读完它。回忆录只有三本（每个外甥女一本）；实际上，它不是印刷本，而是打字本――她亲手打字，单行，文稿上插图繁多，装衬也很精美，用的是丈夫家前人遗下的锦缎，古色古香。在她的编书计划中，这一不朽著作要有三本，因此蒲姨妈就得用打字机通篇打上三次，惊人的工作。须知，如果只有一个原件，两个复本，难免遇上偏袒问题，不可索解：如何确定哪个外甥女该得到原件，哪个得到第一复本，哪个得到第二复本。与其面对如此尴尬的困境，加上她的任何书籍，即使是装订的打印稿，都须达到某种工艺水准，她宁可不辞辛劳地再三来过，在东京贫民区她主持的一处社区福利馆，一夜又一夜地敲打，并用心留白，贴上插图照片。
与蒲姨妈这样的敌方关系如此密切，与人的身心皆有益处。战争期间，人们往往将敌手非人化，从丢炸弹的想像中得到快乐。东京有一位家族成员存在，虽然并未削弱我们赢得胜利的决心，毕竟缓解了我们的嗜血性，再丢炸弹，就会小心谨慎，相信我们的老姨妈有本领，有勇气藏躲闪避，就像当年，她才刚四岁，在明尼苏达闪避印地安人暴动时滑膛枪的流弹，她的父亲骑行二百英里，搭救阿贝克隆比要塞 受围困的白人将士。我觉得新近的这些炸弹，在她风光无限的生涯临近终结时，倒也不会成为无法承受的负担，只是生命中两段深情的爱，她祖先的新英格兰和她选定的日本，从此刀兵相见，这才撕裂了她的心。
讲述她嫁与日本人和她创立称为睦邻园的社区福利馆的故事，让我颇费踌躇，因为这都是些家庭私事；但它非常独特，又与时局相契合，或许值得一试。
据妻子说，蒲姨妈身边，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新鲜事。她无视家庭常规，成为艺术家。她去过巴黎，过着波希米亚人的生活，在郊区流浪。她坚定，敏感，高傲，总有办法让生活（当然是对小姑娘而言）别开生面。她随便哪一天，都能找出些热闹。任何周年纪念，都能点燃她的激情。她会突然想起，今天是林肯的诞辰，或三月月中日 ，或装饰日 ，随即，所有的房间都将震颤，因为装饰或烹煮或猜谜游戏乱成一团。她有操办庆典的天赋。在蒲的狂热督导下，没有一天过得乏味，随便就折腾出一场嘉年华会。
她去过巴黎。她曾在纽约有一间画室。那个年代，甚至画室这个字眼儿都含义无穷。不过，艺术也罢，漫游也罢，她前半生的要务还是她的家庭，从属于家庭似乎本身就是一项事业。她的父亲、母亲、一个姊妹、一个兄弟――她的精力和思虑大都专注于此。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四人相继故去，留下她孤身一人，就在那时，她买下了康涅狄格州伍德斯托克的宅子，开始了生命的第二阶段。
伍德斯托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她的族系植根于更寒冷些的缅因大地上，在弗莱堡、那不勒斯、布里奇顿、萨科等小城镇，以及波特兰和波士顿一类大都市。她的幼年是在明尼苏达州的边城圣克劳德度过，少年是在那不勒斯的农场。但伍德斯托克有一位堂表兄妹，她去那里定居，安于未婚女子习惯成自然的枯燥生活。她兴致勃勃地整修那处宅子，将之命名为“苹果庄园”，有一搭没一搭地画上几笔。她继承了一小笔钱，可以请厨师。一名厨师是负担得起的，但她似乎就是找不到人。情急之下，她求助于春田市基督教青年会的培训学校，学生中有几名东方人，正在学习作美国式的竞技体育主管。时在夏天，一年的课程已经结束。
经过询问，苹果庄园来了一位名叫大森兵藏 的日本青年，他出身名门，虚弱，唯美，急于挣一点钱。他稀疏的胡须，加上精致的五官和敏感气质，让人联想起耶稣基督。他给人领入厨房，简单交待了他的职责：烧饭做菜，伺候用餐，饭后收拾餐具。他看去彬彬有礼，但显得焦虑不安。
事情几乎立即明了，大森先生与厨房从来不相干。他浑身上下都是贵族的派头，虽然下厨笨手笨脚，偏偏谈吐不俗。蒲姨妈从他身上见出一个毕生都等人服侍的人，显然并不适应任何突然的转换。于是，她索性自己动手，开始为他烹煮一日三餐，而且从速雇用了一名健硕的黑人妇女，分担迅速增加的家务之累。
要说的是，大森先生曾经告退，但她坚请他留下，承担些小小不言的义务――逛逛花园啦，聊聊诗歌啦。他同意了。有一段时间，苹果庄园的内务似乎陷入混乱:日本学生不肯与黑人妇女同坐一桌，女管家又拒绝与日本学生同坐一桌。人人就着闪了冷光的托盘，各吃各的。
我就是这样[蒲姨妈在回忆录中写道]与大森兵藏不期而遇，这位绅士出身华族，受古老文化熏陶，如同当时大多数日本学子一样，在文化上傲视所有美国人，但出于对诚实劳动的尊重，随时准备全然不带个人情感地从我们这里挣钱，为权宜之计，与种种讨嫌的事物打交道，并不觉得自己卑微低下。
想来大森先生最初几天在伍德斯托克，约略会生出些卑微低下的感觉，随后几个星期里又忘记了。蒲姨妈和他读书趣味相同。两人一道漫步在园中，谈论日本艺术，大森先生于此造诣很深，他告诉她，自己毕生有两大志向：在东京建一所社区福利馆和增加日本人的身高。秋季，他回到春田市，她去往波士顿。两人书信往还。他几次登门造访，最后向她求婚。她沉吟数日，决定接受。
消息像颗定时炸弹在波士顿郊区的宅子里炸响，当时，妻子住在那里，还是个青春少女。蒲姨妈的直系亲属都已亡故，说到常规和礼仪，当然该在姐夫的屋顶下谈婚论嫁。谁想到是个日本人！
“报纸会如何评说这件事？”妻子的爸爸哀声叹气，他在西方这边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且不论东方那边冉冉升起的朝日。
原则上已在家中禁止的《波士顿美国人》，率先披露此事，还加上一通委婉的渲染。一家人关起门来，召开家庭会议。女孩子们口无遮拦地问个不停，大人闪烁其辞，搪塞过去。那些日子，惊愕与尴尬交织，难以名状。不过，妻子的父亲不是逃兵。他向孩子们宣布，如果蒲姨妈决意举行婚礼，婚礼将在“自家屋顶下”举行。这需要有绝大的勇气。
与此同时，大森先生开始与全家人相识，颇受他未来的外甥女们欢迎。他向她们展示日本茶道，用无把的杯子奉上绿茶。她们温文尔雅地啜，再一小口一小口咂摸微甜的米糕。大森先生似乎真情依恋他的新英格兰未婚妻，目光中满是赞叹和俏皮的喜悦。他思想开明，举止文雅，大大解除了人们的成见，外表又仿佛天国中人，只缺少了一轮光晕。相形之下，蒲姨妈丰满，和善的身影，倒多些人间相。
他们在客厅里完婚。姑娘们很欢喜在家里举办一场婚礼，在壁炉上摆上一些汉弗莱?沃德夫人 玫瑰，将它改造成圣坛。伉俪二人随即踏上新婚之旅，前往东京。时在一九0七年十月一日。
自那以来，我在东京生活了三十余年，是我生命的三分之一还多，对此鲁莽，我至今无怨无悔[蒲姨妈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人性格中的一些东西，可以为清教徒出身的人所理解。他们性喜简朴，乃至生活中的某种峻厉。他们从不造作，举止谨小慎微，心地则非常善良。我不是说，我从来没有想家的时刻，但丈夫心灵之美，着实让人爱怜。他渴望报效国家，当他力有不逮时，我则竭力代他略尽绵薄，或许日本如今已是我的故乡，而新英格兰风光不再；如今，另一种生活于我，既非生疏，也未死灭，只是睽隔而已，就像死亡造成分离，再也不能拢到一起。
文字写于一九三九年。大森先生死于一九一二年，是在婚后五年。
他为报效国家，“渴望”去做的一件事是增加日本民族的身高，他认为，他们的矮小身材与他们的伟大前程两相抵牾。这看来是个需要矫正的细节。不过，首先，他和妻子着手来实现他的主要目标――东京社区福利馆，此事很快告成，此后四分之一世纪里，成为极其重要的一个机构――东京赫尔之屋 。
另一个目标却不那么简单，好在大森先生已经起步。他所做的是组织了第一支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日本运动队 。他希望，投身体育运动，或迟或早，将帮助他的矮小同胞造就高大体魄。差堪自豪的是，他陪同运动队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抵达斯德哥尔摩，一路有蒲姨妈同行。奇怪的是，这一遭公费旅游，至今说来仍然扑朔迷离，带了音乐剧情节的诡异。我一点都不清楚兵藏姨父，甚至在当时，是否曾想到过珍珠港，或新加坡对面的海峡。妻子以为他不会。无论如何，其间倒也没什么区别。日本人仍然是小个子，在他们参与的所有竞技中都是如此。
运动队经西伯利亚回国，但蒲姨妈和姨父继续向西，出现在波士顿郊区，随身携带了乌拉尔山脉的海蓝宝石，送给小姑娘们作礼物。很明显，那时候，大森先生已是病人。实际上，他处于肺结核晚期。医生吩咐他停止旅行，但大森先生从不听人吩咐。他宣布他与妻子要立即折返东京，然后相将上路。两人刚刚走到旧金山，就在那里，他死了。
旧金山对蒲姨妈来说，一定像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回头指向新英格兰，有她挚爱的村庄、大榆树和亲人。前程很分明。另一条路指向东方。蒲姨妈显然没有丝毫游移。她跨越太平洋，折转向西，护送丈夫的骨殖返回家乡，从此留在那里，秉承她丈夫最珍重的志向，维持社区福利馆。
文稿扉页的献词题为：“给我亲爱的外甥女凯瑟琳?萨金特?怀特，纪念我们共同的往昔。”这是我读过的予人启示最多的一个故事。一页又一页，你知道了她究竟靠的什么，度过了在异国土地上忙碌而有益的岁月。那是她对往昔的独特情感，对家庭的深厚情意。时光流逝，她日益全身心投入东京淀桥町柏木370号。她将《紫式部夫人》译为英文。在一九二二年大地震中，她勇敢服务，获颁政府奖。经历了这一切，她对往昔的情感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她源源不绝地写信来，保持往昔的活力。时不时地，她会要求把什么东西寄送给她――公地上野花的根茎，先人烘糕饼的口诀。她常常回想起缅因乡间度过的少女时代，那不勒斯住宅窗前的雪浆果和红玫瑰，紫丁香和绣线菊，还有家中的起居室，汉娜编织，妹妹阅读，小猫伏在妹妹的膝上。
我不知道战争对她有何影响。精神上，这是一种两难局面。她一向支持日本，认为日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甚至对她所谓的“支那事变”也无异议。而在她的外甥女们眼中，对中国的蹂躏决非意外的“事变”，她们与蒲姨妈的往来通信越来越困难，直至彻底被切断。
总之，我发现，如我前面所言，阅读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太太工整的打字稿，寻觅她三十年来如何照料异族的穷人，坚持褒扬他们的良好品质，确实大有益于身心。这对战争孕育的仇恨运动是一剂很好的解毒剂；毕竟，我认为仇恨无助于解决问题。仇恨不过是战争的触发因素。为消除战争，必须义愤归义愤，信仰归信仰，相辅而相成。
作者注：上文写毕后，传来了蒲姨妈故去的讯息。详情不得而知，但据说她算是自然死亡。在战争和日本人的暴行的背景下，大森夫人一生的故事似乎很不真实，她在东京贫民区长年累月的工作也成了一番酸楚的笑谈。但事情对她决非如此，它是有意义的，或许，战前的最后岁月里，她的思绪已从日本各地激荡的新潮，转回到新英格兰，那些强烈的情感波动，就体现在写给外甥女的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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