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鹅城人物志_羽戈（尤宇）著_9787549580057

　　继《少年游》这部平凡人物的非凡传奇之后，羽戈推出了一部普通人的家族史《鹅城人物志》。不同于《少年游》的写实风格，《鹅城人物志》则介于虚实、真幻之间。在虚构的鹅城，那些源自历史与现实的人和事，或神奇，或平淡，或热血，或悲凄，然而无不情深意切，无不直击人心。就此而言，《鹅城人物志》承接了《少年游》的香火，共同谱写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死之旅。如果说《少年游》可比“朝花夕拾”，那么《鹅城人物志》便是对“生死场”的穿越、思索与记录。
　　羽戈的文字平淡、节制而不失韵味，讲究留白，书中故事仿若乡间的袅袅炊烟，悠远绵长，又似雨前清茶，回味无穷。

　　致陈余（代后记）
　　陈余：
　　今日冬至，鹅城却只是微寒。不知费城如何？《鹅城人物志》终于完工，现将最后一篇发去。记得发你第一篇的时候，还是盛夏，我写到陈石之死，悲怀难遣，到阳台透气，发现落日竟是一种庄严的凄美，因其庄严，令人不敢哀伤，反而敬慕，心胸随之舒张开来。此刻则值深夜，寒月当空，照见一地惨白，窗外每隔三五分钟便会传来一阵清脆的车声，划破静寂。如果静寂过久，却叫人心慌，手指停在半空，茫然不知所措。
　　距离最初发你的写作计划，相差三篇。写罢魏氏姐弟，忽觉无力为继，只好搁笔。东坡说其作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姑且拿来自遣。其实在写作途中，不时戛然而止，笔端陷入枯竭。我不得不一再回到开端，重审陈石之死，这不是寻找灵感，而是寻找出路。
　　如你所知，《鹅城人物志》预定的主题是死亡。陈石之死可谓我心中的一根刺，时光的流逝无法淡化它的存在，反而越扎越深，穿过血肉而深入魂灵。我曾与魏青争论，他说我不能明断生死，我说他不能明辨是非。而今我才知道，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态度与诠释，正是最大的是非。魏青还是高估了我。这些年来，我何尝想过明断生死呢？而是一直在逃避，直至被逼入死角，逃无可逃。
　　我试图把这一切写下来，用文字消解死亡投射的魔影。然而，一旦文字落地，便超出了我的控制，文字构成了一个自洽的世界，反过来支配我的记忆，使我不敢修剪，不敢隐讳。从陈石开始，每个人都独立于我的笔下。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对此我无能为力。我只是尽力去呈现，他们何以成为他们，何以生，何以死。现在我必须承认，命运，而非死亡，才是《鹅城人物志》的主题。
　　你曾批评我，为什么执迷于书写死亡。写完《鹅城人物志》，我似乎找到了至少可以说服我自己的答案：死亡不仅是命运，是历史，是生命的结局，还是可能，是未来，是生命的前提。先贤说“未知生，焉知死”，我则反其道而行之：未知死，焉知生。至今我依然无法明断生死，无法生而不忧，死而不怖，但是，我已知何谓初心，我已知何谓自我，我已知何谓性命。
　　谢谢你的担忧和鼓励。这半年来隐居写作，与诸位师友往还渐疏。大概一个月前，秋离先生打来电话，说给我写了一幅字，并随口念诵两句：“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问我能解此中意否。这是马一浮的诗。我答：唯有“已识乾坤大”，才能“犹怜草木青”。他笑道：这是第一义，还有第二义，唯有“犹怜草木青”，才能“已识乾坤大”。由此可见我与秋离先生的差距，我看见的是人心，他看见的是世界，我还在“见自己”，他已经“见天地”（鹅城诸人，大抵只有子钦先生达到了“见众生”）。
　　前不久我和魏青在美好饭店吃了一顿饭。你去国之前，曾嘱我开导魏青，然而以其谈锋之健，我往往沦为被开导的对象。魏青状态如常，不必担心。法院面临司改，人心惶惶，他却不为所动，照样坐禅念佛，工作反成余事。那天叙话，他说起一则传闻。有一牧师，不知何故被抓，由魏青的同学担任代理律师。这一天律师前去鹅城市看守所会见，牧师说：请尽快结束此案，我想转往监狱。律师惊问何故，牧师答：因为这里的福音已经传完了。
　　听魏青讲完，我当即热泪盈眶。想必你不会介意，把这个温暖的故事，作为《鹅城人物志》的结尾—按计划，我要写的最后一个人，本来是你。
　　2014年12月22日

　　《新民说鹅城人物志》：
　　陈石
　　《城市之光》编辑部的办公室分里外两间，那些年来，陈石一直坐在外间右侧的窗下。书似青山常乱叠，在他的办公桌上层峦叠嶂的却不只书籍，还有文件、照片、名片、药片、光盘、盆景、手套、围棋子、烟灰缸、硬币与钞票、一盒快发霉的望海茶，以及横行无忌的蟑螂等。保洁阿姨见此，不由职业病发作，屡次准备出手，都被陈石断然拒绝。有一回趁他出差，保洁阿姨花了大半个小时，才把鸡窝一般的办公桌收拾干净，从中翻出的零散钱币，加起来约有三十元，换来两个洞桥八戒西瓜。不想翌日陈石回来，看到纤尘不染的办公桌，竟不落座，反把保洁阿姨找来狠狠训斥了一通。我与他同事一年，只见他两次发脾气，这是第一次。
　　不出一周，陈石的办公桌便恢复原状。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他的棒球帽上，阴影遮住了半张脸，紧绷的嘴角愈显凌厉。他端坐于明暗之间，往往半日不发一语，静默如石佛。每次办公室的小可走进来，都要惊呼：陈老师，您入定了！
　　2007年立夏，我第一次推开《城市之光》编辑部的门，见到的陈石，便是如此光景。2008年夏天，他离开杂志社，我拍了一张照片留念。形容憔悴的他蜷在电脑椅中，静默如故，浓浓的倦意从他身上弥漫开来，身后错落的书堆，仿佛随时都会倾倒。
　　那时编辑部除了陈石，还有两位诗人：一个天天给政府部门及官员写赞美诗，一个天天给鹅城大学一个属兔的女生写情诗，二人互为读者，并在网上使用马甲相互吹捧。陈石不胜其烦，不过依他的性格，却也只能沉默。
　　我进入《城市之光》编辑部，恰因两位诗人先后离职。主编为了省钱，遂压缩编辑部的人力，令两个人负担三个人的活。月底开例会，我抱怨不堪重任，提议招人，面如满月的主编呵呵而笑，却不表态。陈石正在纸上乱画，抬头白了我一眼，忽然打了个呵欠。主编急忙道：散会，散会。
　　陈石出身《鹅城日报》，熟谙体制与办公室政治。他对世情常有极明澈的洞察。至今我犹记得他的两个论断。有一次谈及主编喜欢摆谱，他说，其实最爱摆谱的人，一是领导的秘书与司机，二是财务人员——这不是狐假虎威，而是权力的代入感在作祟。还有一次，我俩去采访一位贸易局的官员，那厮递来的名片上面密密麻麻，这个长那个长，大约有十来个显赫的头衔，其职务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号，标明行政级别：副处级。回到办公室，陈石把官员的名片丢进垃圾桶，笑道：看一个人的名片，头衔要是超过五个，此人便无足观矣，真正的大人物，名片往往十分简单。后来听说，虞洽卿的名片仅七字：浙江镇海虞洽卿；宋霭龄的名片仅三字，即其名。
　　陈石从来不用名片。由此可知他的为人：世事洞明，却不趋于流俗。2002年，他从鹅城大学中文系毕业，即被招入《鹅城日报》，据说是名人推荐，社长特批。彼时日报门槛高不可攀，一般非硕士不要，本科则非名牌大学新闻专业不要。鹅城大学不过二流，它出产的本科生能被日报垂青，不啻是天赐的福分。可惜，对此福分，陈石毫不珍惜，弃若敝屣。他在新闻部仅仅工作一载，便自我放逐，调到了组建不久的鹅城网。原以为远离了指令与红包、废话与谎言，办公室生活会安逸一些，哪知鹅城论坛的日常运作依然要周旋于政府的禁令与网民的怨言之间，左支右绌，两头受气。半年后，他直接挂断了宣传部的指示电话，随即递交辞职信，只写了五个字：老子不干了。
　　回忆记者生涯，他说写文化新闻比写政法新闻更令人恶心。他曾推荐我读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针尖上的天使》，书中一位记者的话，道尽了他当年的不堪：“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离开鹅城网之后，他去北大旁听了两个月的课，结果无比失望：北大已经不是他从纸上读来的那个自由、开放、圣洁的北大。回到鹅城，他致信授业恩师、鹅城大学中文系的剡教授，述说苦闷，剡教授回邮，言辞恳切，建议他放弃理想主义的高蹈，回归地面，物来顺应。他给我看过那封邮件，解释道：我不是理想主义，我只是有所不为。这句话，如今我常常引用，以掩藏自己的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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