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观察家精选）_马克•马佐尔 (Mark Mazower) (作者), 刘会梁 (译者)_9787508670188

《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这是一本简介巴尔干历史的精练小书，由专注巴尔干历史研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撰写。
由于巴尔干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这里发生过的战争与艰辛，比我们所知的还要多。但是，单单把巴尔干当作“欧洲火药桶”、麻烦的策源地，这是不公平的。在《巴尔干五百年》中，作者马克•马佐尔对巴尔干各民族怀着深刻的同情，介绍了他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讲解了这里的山川河流、宗教信仰以及四面八方野心勃勃的列强，怎样深刻影响了巴尔干历史面貌与社会万象。近代，不甘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的巴尔干民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独立斗争。但到了二十世纪，巴尔干地区依然难逃厄运，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最前线。
从希腊到前南斯拉夫，由伊斯坦布尔至萨拉热窝，巴尔干这片屡遭战火蹂躏的土地，遍布着多少伤痕？又有多少值得铭记与沉思的往事？巴尔干历史专家马克•马佐尔提供了简洁而精彩的观察——巴尔干的故事，也是一部文明冲突和交融的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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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方人对巴尔干的刻板印象应该发展了不止一个世纪，否则这些印象为何仍有那么大的控制力就委实难以解释。这个名词虽然近来才产生，却是奠基于西方深层思想之上。其中一种刻板印象来自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紧张对立，形成于十字军1204年劫掠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时。当然，更重要的因素仍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那道互相不了解的鸿沟。这两个世界为了在欧洲争夺疆土和信徒，已缠斗了超过千年—开始于公元7世纪，至17世纪末叶仍不止息。
第1次“圣战”将穆斯林文化拓展到一片广袤的区域，西至西班牙（和大部分非洲），东到印度和中国边境。“基督教国家”为了对抗，展开了收复伊比利亚半岛的光复运动（reconquista）,收复南部意大利的运动，以及最为首要的“十字军东征”。借用历史学者埃立克•克理斯琴森的话，“地中海的神圣战争终究是时间、金钱和人命的可悲浪费”。话说回来，基督教对抗撒拉森人两个世纪，虽未能重夺耶路撒冷，却加强了基督教欧洲对异端人士和异教徒在军事上不宽容的传统，尤其是不能容忍穆斯林。伊斯兰国家仍接受非穆斯林为臣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非穆斯林常是多数人口），反倒是基督教国家驱逐穆斯林（而且从中世纪起便严格控制犹太人小社群的居住地），视他们为威胁。
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国家的第二次军事行动是以中亚的游牧民族土耳其人为前锋。11世纪到17世纪之间，土耳其人民逐渐侵蚀并击败拜占庭帝国，征服了基督徒在爱琴海东边的殖民地，占领黑海周边，最后他们经由匈牙利，挺进到中欧的日耳曼心脏地带。奥斯曼的军队还两度包围维也纳。基督徒认为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证明了东正教已经衰亡，拜占庭的帝国体制走向毁灭，这是神对世人所犯罪恶的惩罚。当土耳其的船舰在意大利外海巡弋的时候，虔敬的天主教徒都听从教会指示要“祈祷伊斯兰教毁灭”。奥斯曼王朝也许将自己视为罗马和拜占庭普世帝国体制的继承者，是“神在地上的影子”。但对许多基督教徒而言，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学家理查德•诺尔斯，它是伊斯兰教威胁的最新化身，是“世人当前的恐惧”。
尽管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宗教上互相憎恶，16世纪的欧洲人仍很敬畏土耳其人的势力、领土和效率。“Gran Signore”（大人），即普为人知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视为或许是当时已知世界中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文艺复兴时代的观察家形容他是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皇帝们的继承者，与基督教军队毫无军纪的状态对比鲜明。1525年，法兰西国王兼“教会的长子”费朗索瓦一世寻求与苏莱曼大帝结盟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让基督教国家原本摇摇欲坠的联合阵线终于崩塌。这次“百合花与新月亵渎神明的结合”正是天主教法兰西和土耳其人长期联合的开端。威尼斯人也对奥斯曼帝国似乎无垠的疆土和无限的人力印象深刻，这帝国机器为战争而建。他们的大使马可•密尼欧在1521年已经警告：“大人”已掌握通往所有基督教国家之钥。
英国作家富勒在1639年写道，苏丹的帝国是“太阳之下最庞大、最固若金汤的帝国。将大海和陆地加在一起……由西方的布达到东方的陶瑞斯，它延伸之地大约有3000英里……它位于世界的中心，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向他所有的边境居民挑衅，并掌握着欧洲、亚洲和非洲最富饶的国家”。它的两个大都会君士坦丁堡和开罗规模之大，让访客敬畏不已，也使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罗马如小巫见大巫。它的壮丽让邻近纷闹的基督教国家黯然失色。它的权势吸引欧洲人，也令他们退避三舍。针对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亨利•布朗特爵士曾评论说：“看见那么多人离开我们而投入他们，而他们只有那么少人归向我们，仿佛目睹对面有一场兴盛的运动，吸引人们共襄盛举。”
后来，这种对奥斯曼政权的尊敬论调开始渐渐消失。从17世纪的下半叶，远在孟德斯鸠论及专政体制的著作出现之前，奥斯曼的统治便日益被描述成“暴政”或“专制”。早先对它宗教宽容的描述减少了，人们愈来愈强调它缺乏合法性，它严重的贪污、苛捐杂税、司法不公，并预言它终究要灭亡。
这样的观点转变，正当土耳其人及其对手之间的权力均衡发生明显的变动之时，此时奥斯曼的军事扩张仿佛已到了极限。由于贸易和帝国组织横越了大西洋，商业资本主义兴起，而且三十年战争后新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愈来愈强盛。尤其是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崛起后，奥斯曼饱受军事威胁，因而基本上改变了东欧和黑海区域的权力均衡。1683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利，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从此时开始式微：哈布斯堡的军队攻下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及其附近地区，让基督徒大量移居至此，构成了军事前哨区。奥斯曼内部国力也愈来愈虚弱，帝国官员已经注意到中枢对于行省的控制日益无力。悲悼16世纪的黄金时代成了奥斯曼政治文学中的惯用主题。帝国大部分地方，当然也包括巴尔干，人民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价值观的大幅度变动，伴随着这些政治和经济进程。在17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科学与启蒙运动的兴起为欧洲带来了新的政教分离主义，并统合了精英文化，使奥斯曼的政治—宗教结构似乎显得过时。也是从此时，西方开始谴责过分自负的宗教势力，包括腐败的东正教教士与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并延续至今。在旅人、博学者和哲人的著作中，出现了强力的、新的两极论，例如文明的西方和野蛮的东方、爱好自由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欲望的、缓慢的、梦幻的——对于关心自己的西方游客而言，东方的一切都像镜中之花。
巴尔干本身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过渡文化区——位于欧洲却又不属于欧洲。19世纪的旅人比前人有更敏锐、更注重价值的辨别力：他们一踏上奥斯曼的土地，便意识到自己已离开欧洲来到亚洲。1875年，年轻的伊文斯站在哈布斯堡王朝克罗地亚和奥斯曼帝国波斯尼亚的界河萨瓦河岸边，开始“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新世界里。波斯尼亚人说萨瓦河的另一边是‘欧洲’，他们说对了：事实上，五分钟的航程就能将你载到亚洲。见识过土耳其辖下叙利亚、亚美尼亚或埃及等行省的旅人，当他们来到波斯尼亚，都会立刻惊讶地发现这个欧洲土耳其行省有熟悉的亚洲和非洲景色”。西方人士还注意到，私人财物在这里并不安全，奥斯曼法律奥秘难测，而且统治者与臣民信奉的宗教有极鲜明的区别。总之，当地给西方人留下的美学的，乃至戏剧性的印象，让西方人大为惊艳——那些出人意料的颜色、气味，混杂的民族。1812年，年轻的亨利•荷南在伊奥尼亚群岛对面的普勒维扎登陆，他写道：“进入这些区域，景色突然一变，你看到眼前有新的生物，带着富有东方意象的所有华丽装饰，它们长久以来就在我们对东方故事的想象里，乐趣横生。由于宗教等背景环境，土耳其人有全然一致的习惯，所以这样的景色变化在你可能进入的第1个土耳其城镇，跟那些更远离欧洲边境的土耳其城镇一样，几乎同样引人注目。”一个世纪以后，一位年轻的俄罗斯记者，即后来成名的托洛茨基，在第1次巴尔干战争的前夕乘火车由布达佩斯前往贝尔格莱德，他由车窗望出去，不禁高兴得大喊：“东方！东方！一个有不同面孔、服装、种族和文化水平的混合物，多么奇妙！”
这种令人惊惶的欧亚之间或东西之间的文化互相渗透，在现代对巴尔干的多数描述中都有体现。欧洲被看作一股文明的力量，在消极的东方文化中埋下一颗震撼弹。旅人惯常对“欧洲式”的生活迹象发表高见，例如有玻璃窗的房子、金属餐具、夜总会，或有台球室的大饭店。巴尔干的城市则都被形容成有欧洲的门面，门后却是东方的现实景象——意味着景色如画，但是肮脏不洁、臭味四溢、没有生气、缺乏规划。铁路是欧洲的，但马车道不是；科技铁定是欧洲的，宗教仪式却不然。社会结构几乎总是被分成现代化的表面和传统的本体。东方的种种现实，如宗教的势力、普遍的农业贫困等，都被认为许多世纪以来不曾改变。由许多记述中可看出，到了19世纪末叶，西方旅人实际上已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看待巴尔干——他们接触的都是文学中东方醉人的欢愉和感官的享乐，就像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描写的那样。
在外交方面，尽管奥斯曼帝国和法兰西有联系，它长久以来仍不被视为欧洲强权集体行动的一分子。例如，它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没有代表权，也被国际法的评论人士排除在“基督教国际大家庭”之外。是现实政治——奥斯曼帝国明显的衰亡，与令人担忧的俄罗斯的崛起——将奥斯曼带上国际舞台。欧洲列强帮助土耳其打赢了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终于在1856年宣布“允许‘高门’参与欧洲的公法与制度”。但高门也被要求推行财产、司法与宗教平等的改革，信奉基督教的列强坚持这些制度是现代文明国家必需的。
土耳其人本身却从来没有被欧洲人接纳。在19世纪日益种族化的词汇中，土耳其人是统治“欧洲文明诞生之地”的“亚洲人”、“游牧民族”和“野蛮人”。约翰•罗素勋爵于1828年写道：“土耳其人显然在各方面都不同于欧洲其余的民族。”甚至连莱瑟姆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头脑最清楚的民族志学者都表示：“若不严格来看，土耳其人就是欧洲人，就像新英格兰人是美国人一样。”莱瑟姆完全不认同土耳其人是“欧洲的新来者”或“亚洲人”，大肆嘲笑这类的观点，同时觉得土耳其人的宗教使得他们成了“欧洲体系中难以对付的成员”。穆斯林普遍被西方人误认为比基督教臣民更“好战”。一位美国外交官于1842年写道：“没有任何古代或现代的战争像土耳其人对抗希腊人的战争那样狂暴和残忍。欧洲的基督教国家能够长期缄默，冷眼旁观它的暴行，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事。”尽管有作家反驳，如乔治•芬利曾写作《希腊独立战争史》，不遗余力地抨击双方的“灭种战”，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暴力只会来自战争双方中的一方。格莱斯顿公开谴责“保加利亚恐怖事件”时，便曾有效地利用这种单方暴行的观点，这也证明了尽管有证据显示基督徒也从事暴行，或屡次故意挑起暴行，保持此观点的人却完全不为所动。伊迪丝•杜韩如此总结西方人的态度：“当穆斯林杀穆斯林，那不算一回事。当基督徒杀穆斯林，是正义的行为。当基督徒杀基督徒，那是判断失误，好不要谈论。只有当穆斯林杀基督徒时，我们才认为是十足的残暴。”
基督教欧洲对于穆斯林受害者视而不见，因此忽略了奥斯曼帝国衰亡所引发的巨大人口迁移。奥地利地质学家埃米•博伊于1854年写道：“在西方，人们时常谈到要将所有的土耳其人（即穆斯林）迁到亚洲去，以便让欧洲土耳其变成一个独尊的基督教的帝国。这就如同以不人道的命令将犹太人逐出西班牙或将新教徒逐出法兰西一样，而且事实上几乎行不通，因为欧洲人常常忘了，在欧洲土耳其，穆斯林大部分是斯拉夫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权利，跟其他基督教同胞的权利一样由来已久。”根据一项估计，在1821年之后一个世纪内，大约有500万穆斯林从奥斯曼在巴尔干和黑海区域的土地上被赶走；光是在巴尔干，就有170万到200万之间的穆斯林于1878年至1913年自愿或非自愿
迁往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所在地。土耳其语因此衰退成区域性的语言，殖民城市被信奉基督教的新来者接收，奥斯曼的建筑都遭到恣意破坏或任其坍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杰作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遭到炸毁，正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极端去伊斯兰化的延续。
1912年到1913年间，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崩溃，许多西方人士都将此视为“亚洲的”强权终于被逐出欧洲的标志，是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力量和种族力量的胜利。当时的美国记者弗雷德里克•摩尔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报道，亚洲土耳其人强行以伊斯兰教的方式统治其欧洲的臣民，摧毁他们的意志。土耳其人设法让欧洲人改信伊斯兰教以增强自己的种族势力，却终究无法胜过自己统治之下的欧洲人种。现在，“‘土耳其人’将循许多世纪前他们来时的路返回亚洲，与欧洲人的来往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本质。他们对欧洲人的印象仍停留在中古时期欧洲的野蛮，欧洲的美丽和污秽，欧洲轻率的信仰”。至于未来，摩尔预测土耳其帝国以前的统治者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预测，这些已扩大的巴尔干国家会沿着现代路线快速发展，因为我们已见到它们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至少部分实现了采取欧洲文明制度的热望”。
摩尔的预测完全符合一般自由派的期望，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人民的文明能力有高下之别。不少欧洲人士因为相信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应自奥斯曼统治中解放，而在欧洲其余地方奔走游说：摩尔的说法则揭示了支持这些说客的观念。但正是这种论调导致了随后几乎不可避免的失望。早在1836年，在巴尔干民族主义首次得胜之后，一位前往希腊的法兰西旅人记录下他情绪上的变迁。他写道：“成为土耳其人奴隶的希腊人是受人怜悯的。希腊人一旦获得自由却使人恐惧。他们的生活是一连串的偷窃和袭击，纵火和暗杀成了他们的消遣。”于是，自由派的乐观主义在1912年被迅速甚至是粗暴地粉碎了。刚刚才打败奥斯曼军队的几个巴尔干国家立即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彼此兵戎相见。不时传出的新闻透露，他们的正规军以残暴的方式对付平民，尤其是在马其顿、科索沃和黑山。托洛茨基曾报道说：“当你靠近看它，会看到这一切。肉正在腐烂，人肉和牛肉都一样；村庄变成了群立的火柱；人们要杀光‘12岁以上的人’；每个人都变成了野兽，失去了人性。”
然后，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被信奉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卜刺杀身亡。20世纪的第二次波斯尼亚危机和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变成了欧洲大陆的浴血惨剧，终于摧毁了欧洲的旧秩序。就因为这样，巴尔干从此在欧洲人意识中受到诅咒。只有那些对这些小国怀抱最热烈希望的人才继续力争，说它们值得援助。愿意主张不把欧洲的文化设想强加给巴尔干，从其自身理解巴尔干的人就更少了。

【关于暴力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让巴尔干重新成为欧洲地图的焦点，并唤起了人们对一次大战的不安回忆。当欧陆其他地方正在应付集体移民、新的区域差异与“多元文化社会”（一个委婉的名词）的议题时，东南欧仿佛退回到早期有关领土战争与种族同质化的历史逻辑。这是欧洲的过去，还是它的未来呢？
那些反对西方国家干预巴尔干半岛的人较少责备米洛舍维奇，他们怪罪的是行为模式背后的长期文化因素。他们认为在巴尔干这个有数个主要宗教交会之处，种族差异才是当地冲突的长期来源。他们并未将种族净化看作建立民族国家的欧洲式逻辑的一部分，而是一连串屠杀和反屠杀的最新形式；巴尔干的历史正是由这些屠杀构成的。英国前首相梅杰于1993年说：“波斯尼亚境内的冲突是无关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力量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控制。”这段话并不陌生。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外长阿诺托就同样将安那托利亚境内的反亚美尼亚人屠杀称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数千次斗争中的一桩”。
然而如同本书所说，许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上的生活并没有比其他地方充斥更多暴力，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较大多数国家更能容纳语言和宗教的差异。对于曾目击奥斯曼末日的汤因比而言，冲突的来源显然在这个区域之外。他于1922年写道：“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种族净化”——不论是发生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1921年至1922年的安那托利亚，或者1991年至1995年的前南斯拉夫——不是原始仇恨的自发性爆发，而是宪兵和军队故意以有组织的暴力对付平民。它代表着民族主义分子为了打破社会结构所必需的极端力量，若是没有这一力量社会本可以忽视阶级和种族的裂痕。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持这种看法。有位奥地利读者看过我在1994年写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内幕》，说我对于德军20世纪40年代在巴尔干的行径下了过于严厉的断言。依他之见，最近的冲突事件再度证明了巴尔干人民有特殊的暴力倾向。而我认为，从茂特豪森的战时奴隶劳动营即可看出，奥地利人跟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暴行并没有差距太远。但我们真正争论的与其说是暴行，不如说是残忍；与行为有关，而与人数无关。毕竟，产生古拉格、灭种集中营或恐怖主义的人既不是巴尔干人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纳粹国防军——尚且不必提其他纳粹情报机构——在巴尔干杀死的人民远胜过被巴尔干人民所杀的德军人数。而写信给我的那位读者反对的，是巴尔干游击队的杀戮方式。
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意识形态也将“必要的”、无关个人的暴行与残忍或病态的行为区别开来，只有情绪或行动失控的人才会做出后面这些行为。1943年，慕尼黑的党卫军法庭审讯一位军官时，便将有条理及合宜的杀害跟被告的“过度残忍”、“病态”和“恶毒野蛮”的行径拿来比较。这样的态度是西方长久以来为了界定文明战争的规则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强调个人自我控制的理想形式。纳粹党人就像其他秉持这种传统思考的人一样，在巴尔干半岛看到了原始、东方的残忍好杀习性。
我们可以回头谈一谈蒙田讨论残忍的文章。他严厉批评当时拿别人受罪取乐的人，同时描写他因为人们和动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时所感到的忧伤：“若非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世人居然能够如此铁石心肠、野蛮成性，仅仅为了乐趣就杀害他人，切、割、砍成碎块，并竭尽思虑去发明未曾使用的酷刑和未曾听说的折磨……我也从不忍心看到那些可怜、无知的野兽被追逐杀害。”
痛苦和惩罚这种朝“人道的”概念的转变，与人们对人性看法的改变有密切关系，并且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渐进发展而来。但接着突然间，1820年到1860年，西欧死刑犯人数锐减，一些古老的刑罚如肢刑、火刑和斩首都遭到废除，同时现代监狱出现，不再以公共场所作为国家处刑的主要地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于1836年写道：“对于痛苦的景象，甚至痛苦的观念，那些充分享受高度文明利益的人愈来愈无法忍受。”由于“高度文明才得以实现的完美的机械安排”，对他人施加痛苦的事可以假手于“法官、士兵、外科医生、屠夫和刽子手”。密尔继续写道：“为了避免实际的痛苦，同时也为了避免任何冒犯或不愉快的想法，人们才会有那许多文雅的行为。”
几年之后，这样的想法打动了一位英国旅人威京逊爵士，他力图干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与黑山之间的边境战争。由于双方都有砍下敌人头颅来示众的习惯，他感到非常不安，写信给黑山的主教国王彼得•尼哥，力称“震惊人们的”习惯会激起复仇的欲望，实际上会使仇恨没完没了。他试图解释“文明战争引发的情绪和复仇形式的战争之间的差别”。如我们所知，加图街阴谋分子才刚于1820年在伦敦被公开斩首示众。
19世纪中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都已减少公开处决的次数，反映出新的“文明的情感”和新工业设备的兴起，也显示政府担心不守秩序的群众和他们易被挑起的激情。东南欧的农民社会则是一个道德观、机械观和政治观都截然不同的世界。奥斯曼当局并不担心暴民，会进行公开惩罚，他们认为欧洲人使用人体做外科实验和解剖才是亵渎神明和不道德的。因此，因为亲人被土耳其人杀害而刚刚决定报仇的黑山国王彼得二世，当然认为威京逊的提议不可行而礼貌地拒绝。
针对农民的艰难生活和社交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位年长的黑山妇女最近对访谈者说：“我们也许贫穷，但是我们拥有荣誉。”西方人肯定个人自我控制的价值，非西方人则比较关注家庭荣誉的维护。自从拜占庭甚至更早的时代以来，巴尔干农民社群便依集体责任和赏罚的精神来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生活准则。处罚，甚至包括由政府国家执行的刑罚，长久以来反映着一般人的观点：家庭应当对个别成员的不当行径负责。例如，19世纪塞尔维亚的农民提议将罪犯及其家人一起流放到特别的受刑区域，以根绝日益猖獗的罪行。防治盗贼法时常将盗贼和他们的亲人共同驱逐出境或课以罚款。
然而，现代化的政治人物都被节制暴力的新规范所吸引，也就是个别的、私密的和非人格的规范，不再采取集体的、家族的和公开的规范。建立新国家（在巴尔干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样）意味着从所有无公权的人手中夺取暴力、刑罚和地方立法的权力，集中让公职人员管理。借用20世纪20年代一位希腊记者的话来说，国家有“责任表明它凌驾于每个人和每件事”。正规军取代了自行武装的团体，司法和刑事官僚取代了农村法院和习惯法，政府追捕盗贼。在黑山，部落法本来有无上权力，但是彼得二世的继任者达尼娄在1851年强行颁布新的法律规范—时间距威京逊首次建言不到十年—并且阻止斩首的行为。他也将世族血仇定为非法，因为世仇使得各部落不可能团结为一体。
新价值观并无法立即或完全地普及。二战时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屠杀（尤其是在雅瑟诺瓦死亡集中营），或者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于1940年至1941年进行的大屠杀，正是新旧形式的心态与技术的一种混杂。1947年希腊内战期间，气愤的《每日镜报》曾在头版刊出一张武装保皇人士骑马校阅希腊叛军头颅的照片。它的标题是“头不值钱”，凸显正规军警手段的“残忍和凶暴”。事实上，英国政府早已颁令禁止展示被砍下来的脑袋，并建议以照片来指认已死的游击队员。私底下，英国官员对于“凶暴”这个字眼的使用都感到遗憾。他们指出：“并不只有希腊会展示罪犯的尸首。即使在太平时代，为了使惊恐的人民深信恶名昭彰的杀人犯已经就地正法，也会这么做。”在治安不良的社会，砍头能证明犯人已死，并且肯定处决者的胆识或国家的权力。运送全尸是很笨重的工作，摄影机又所费不赀，连美国的赏金猎人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头绝非不值钱，事实上还很有价值，悬赏的价码早就定好了。
那么，巴尔干半岛上是否真有喜好残忍的倾向而且残留至现代？或许答案视残忍的定义而定。毕竟每个人说的故事可能都不一样。美国从1880年到1920年期间暴民动用私刑的种族暴行，或者劳工抗议在各地所引起的阶级暴行，在巴尔干半岛都找不到类似的事例。西欧自有一种关于革命暴力的神话（始于索雷尔）。此神话在西欧的影响力远远大过在东南欧。革命暴力一般被视为英雄行为而非野蛮行径。1930年和1960年之间，巴尔干半岛上的政治暴行（从左翼到右翼）并不会比其他地方严重。不论我们比较战后保加利亚的监狱和苏联的监狱，或比较希腊和西班牙各自内战后的俘虏营，结果都一样。
在政治领域以外，巴尔干国家也不曾较其他国家杀害或监禁更多平民。美国有1100万嫌疑犯和200万囚犯，苏联有庞大的在囚人数，相较之下，当代的东南欧看起来人道多了。1994年，美国每10万人中身陷囹圄的有554人，罗马尼亚为195人，马其顿为63人，希腊则为16人。后面这些国家的囚犯都不会面对司法处决，而美国每年却让数十名囚犯坐上电椅或被注射致命毒剂。如果我们很难证明现在的巴尔干国家比其他国家残忍，我们同样也很难对他们的社会作相同的指控：他们的犯罪率并未超出欧洲水准，暴力犯罪更是欧洲最低的。酗酒和种族仇恨都没有像在新教欧洲一样在巴尔干引发人身攻击。
但在寻找巴尔干凶残嗜杀的证据时，西方人却时常将19世纪浪漫的民族主义分子编织出来的神话误作真理。欧洲——由爱尔兰到波兰——的幻想家梦想着复活、牺牲，以及为了国家前途而溅洒热血。以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山间花环》为例，它赞扬了传闻中一个半世纪之前穆斯林在黑山被灭绝的事，但它其实是主教国王彼得二世的想象诗作，并非史实。穆斯林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慢慢离开黑山，这篇史诗却将这段不怎么血腥的事实赞美成颇有英雄式的残暴。科索沃传奇在20世纪的出现也同样会误导人，它显示了现代的而非中世纪的偏见。这两个例子都是描述巴尔干流血冲突和民族团结的史诗，而它们的兴起并非偶然；它们都发生在巴尔干19世纪以来建国过程遭到特别压力的时候。这一点，而非过往的历史，才是这股种族偏见的根源。
此外，海湾战争中首次证明了西方愈来愈将战争本身视为一种奇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干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时，动用了不用人员且能在远方操控的科技，为的是向西方大众保证现在的军事行动可将交战双方的死伤减到最少。或许，战争本身正以这种方式失去了个人化的特色，就像早先的社会暴行一样。将巴尔干的暴行轻易地描述成原始和非现代，已成了西方与它保持适当距离的一种方式。然而，事实上种族净化不是特定的巴尔干现象。在希特勒进行战争时及战争结束后不久，中欧和东欧很多地方都曾发生“种族净化”：20世纪40年代有超过50次的强迫性人口迁移，使数百万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等死亡或变成移民。种族净化凶残的根源并不是巴尔干人民的心态，而是利用现代科技资源的内战的本质。不同于民族战争，内战无法团结社会，不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帮助英国社会走向团结。相反，内战恶化了潜在的紧张和差异，社会和政府机构在战时会统统瓦解。
如果暴行的外衣能够暂时卸除，巴尔干看起来会是怎样呢？当然，东南欧所遭遇的威胁仍然存在，或许比其他地方更严重：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因为争夺塞浦路斯而结怨更深）需要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才能改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科索沃的轰炸虽然解决了一个难题（即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迫害），却又制造出其他难题（即阿尔巴尼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迫害，以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新关系）。正因为巴尔干各国的建国历史较短，过程较仓促，因此民族主义仍比其他地方强势，民间传统比其他地方脆弱。不过，虽然南斯拉夫于20世纪90年代因为自身的缘由陷入战争，巴尔干其他国家却沿着和平的路途前进。希腊偶尔对于“伊底鲁斯北部”（即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提及，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梦想，罗马尼亚对于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的乡愁，今日已经式微且失去了意义，尽管这些议题曾在一个世纪以前挑起战争和侵略。巴尔干各国的政治已经停止绕着扩张主义和民族荣耀打转。或许只有某些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仍未放弃这种梦想吧。
冷战期间，一场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转变了巴尔干半岛。朝向都市化、工业化——现在是后工业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使得日常生活的本质产生了根本改变，并为国内的政治精英带来新的挑战。冷战的结束让巴尔干得以参与一个不同的欧洲，此时欧洲的价值观显现在它举足轻重的跨国机构，如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冷战的结束也改变了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巴尔干现在位于一个大肆扩张的市场的中心，市场广及黑海、苏联和中亚，远大于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换句话说，东南欧的问题和前途已今非昔比，他们现在面对的困境跟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如何调和旧式的社会福利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如何提供能源而同时保护自然环境不受污染，如何阻止乡村生活方式全面衰退，以及如何建立繁荣的经济，减少组织性犯罪，让民主制度昌盛。或许，了解巴尔干的历史就能进一步扫清眼前障碍，发现未来的种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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