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收割_James Rickards (作者)_9787508678931

《反收割》揭露了全球精英试图对投资者掩盖其正在进行的秘密计划：在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时锁定全球金融体系。本书指出，全球金融崩溃的迹象见露端倪，政府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通过印刷钞票来注入流动性和支撑资产，而是准备关闭银行、关闭交易。而且，全球精英阶层为了应对危机已经开始为自己准备囤积现金和硬资产。当证券交易所关门、自动取款机停工、货币市场资金冻结、资产管理人员受命不抛售证券、强加负利率、取款被拒绝时，精英们已经把硬资产收入囊中。

本书与“四大学派”——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分道扬镳。这本书将追寻20世纪最伟大而不为人知的经济学家，传奇经济预测家索马瑞“苏黎士的乌鸦”的道路，以这些脉络——复杂性、行为心理学、因果推理和历史，穿过21世纪资本市场的密集网络，到达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未来。
《反收割》,一本安全指南！帮助我们让思想更智慧、行动更迅速，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捍卫财富！

第六章地震：2018年
我们真的想不出是哪次事件结束了青铜器时代；相反，该时代的结束必然是一系列复杂事件的结果，这些事件回荡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所有那些相互联系的王国和帝国间，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埃里克•H克莱因
《公元前1177年：文明崩塌之年》
如果我们创造的这个拥挤、相互联结、城市化还有核武装的世界跌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时代，那必定是最可怕的时代。
伊恩•莫里斯
《新黑暗时代的黎明》，2016年7月
无脸人
“还没有”，当我问及美联储是否看到了像1998年和2008年一样灾难性破灭的泡沫时，乔恩•福斯特（Jon Faust）回答道。他的回答令人痛心。这说明美联储并没有从先前的情节中学到多少东西。如果美联储看不到即将破裂的新泡沫，它们就更无法阻止它破裂。
福斯特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12年精心选定的内部人士，担任理事会的特别顾问。“内部人士”一词常常随便地用来描述那些可能只是略有参与，但并不在他们号称相关的机构内部圈子里的人。这种随便的用法并不适用于乔恩•福斯特。就他在美联储的角色而言，“内部人士中的内部人士”是更为恰当的描述。
福斯特在美联储中的任职，是2012年1月至2014年8月，美联储主席由伯南克向珍妮特•耶伦过渡的时期。他的职务涉猎广泛，但专注于沟通。这里指的不是公共关系或媒体联络。沟通职务意味着福斯特是参谋，是前瞻指引的首席主笔。
在这个零利率或低利率的世界中，前瞻指引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提出前瞻指引来操纵市场预期。这种操纵让美联储无须更改利率就能收紧或放松货币政策。相反，美联储改变的是关于利率的预期。这是通过讲话、发言、备忘录和媒体泄密实现的。这些话就是前瞻指引，而它们就是由福斯特写的。
虽然福斯特不是理事会成员，但在美联储中，福斯特可以说是美联储主席和纽约美联储银行主席威廉•C达德利（William CDudley）之后权力最大的第三号人物。他在美联储外不为人所知，这一点只会让他用几个字来撬动市场的隐形之手更为有力。用间谍小说的说法来说，福斯特就是“无脸人”。
前瞻指引的文字工作并不是局外人所能做的。要提供用于公开披露的精确字句，需要熟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内部工作以及伯南克和耶伦的私人意见。在美联储时，每逢FOMC会议，包括“第三次量化宽松”（QE3）这个美联储最大的印钱计划、2013年5月伯南克威胁减少印钱的演讲，以及2013年12月实际开始的减少印钱时，福斯特都会坐在美联储华丽而高档的会议厅中。在FOMC会议之间，福斯特会在伯南克和耶伦的办公室进行头脑风暴，尝试各种单词和短语对市场的潜在影响。我后来和伯南克说起福斯特的职务时，他说：“是的，乔恩的办公室就是隔着大堂，在我的办公室对面。”就前瞻指引而言，福斯特是美联储的大脑。
福斯特至今仍是凯恩斯货币主义学术小圈子中的一员。他于1988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在成为美联储高级官员之前，珍妮特•耶伦是伯克利的教授。她嫁给了福斯特的论文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从1981年到2006年，福斯特在美联储担任各种职务，最终成为国际金融司助理主任。无须赘言，2012年福斯特接到电话邀请他担任理事会顾问时，美联储、伯南克或耶伦对他并不陌生。
2015年1月20日，他离开美联储后不久，乔恩和我在纽约出名的牛排馆“国民”（The National）二楼的私人餐厅用餐。“国民”的装潢是典型的牛排馆风格——暗色木料、黄铜镶边、白色桌布和暗淡的灯光。我已认识乔恩多年。尽管如此，这是伯南克在2012年聘用他以来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会面。我们比邻而坐，相距一英尺。三文鱼、焦糖布丁、美酒，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乔恩喝了红酒，我喝了常喝的白苏维翁。
除了跟上FOMC成员的演讲和写作之外，我偶尔会和美联储理事和储备银行行长交谈，所以能够提及福斯特在FOMC的同事。这让谈话非常有趣，因为除了政策之外，我们还可以交换对他们个性的印象。
我对杰里米•斯坦恩（Jeremy Stein）尤其感兴趣。斯坦恩在2012年5月到2014年5月担任理事和FOMC成员，与乔恩在美联储的时间重叠。斯坦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他是唯独一位对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会创造安全隐患和泡沫动态有技术了解的理事。达拉斯联储银行总裁理查德•费雪（Richard Fisher）等当时一些FOMC成员直言提高利率的必要和不这样做的危险。理查德•费雪以及持同样观点的费城联储银行总裁查尔斯•普洛瑟（Charles Plosser）对于加息有直觉上甚至民科式的理由。部分原因在于不公平——没有给储户合理的回报，而华尔街的银行家却利用杠杆股票回购，用这些轻易得到的钱养肥了自己。
斯坦恩要更细致一些。他看到了机器里面所发生的事。斯坦恩知道资产掉期——用垃圾抵押品交换好的抵押品，以便交换方可以用好的抵押品作为另一项交易的抵押——这隐性提高了杠杆。他知道，监管的增加推动了去中介化——所谓的“影子银行”——使情况变得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糟糕。他明白衍生品风险在于总名义价值，而不是净价值。从他的演讲和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斯坦恩看到了泡沫的动态,于是他走了。FOMC剩下的人中，似乎没人能明白斯坦恩看到的东西。
我对乔恩的问题很简单。斯坦恩已经在美联储内部提出了警告。他的分析很严谨。斯坦恩还知道，如果新的泡沫在2008年之后这么近就破灭，那会毁掉一代人的信心，并毁掉自上次危机以来，美联储将经济推向自我维持的增长路径的所有努力。我倾身向前，问乔恩：“耶伦看到了斯坦恩看到的东西了吗？她认为市场是个泡沫吗？”福斯特随即答道：“还没有。”
这个回答意义重大。这意味着美联储仍在坚持过时的模型。美联储不应该试图捅破泡沫，而应在破灭后收拾残局的观点由来已久。关于这种方法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关于大萧条起源的经典工作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批评美联储在1928年为给股市泡沫降温而做出提高利率的决定。美联储在通货膨胀并未形成威胁时提高利率，这引发了1929年的衰退，也直接导致了同年十月股票市场的崩溃。那次崩溃常常被视为大萧条开始的标志。艾伦•格林斯潘和伯南克支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批评。格林斯潘因让始于1996年的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自行破裂而获得赞扬。格林斯潘“收拾残局”而没有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或系统性蔓延。伯南克也附和格林斯潘处理泡沫的方法，这可见于他大量的著作，以及2004年3月2日所做的关于大萧条原因的一次标志性演讲。
然而，处理泡沫的格林斯潘—伯南克方法误读了历史，也不符合最近的经验。美联储在1928年提高利率确实犯下大错，但失误不在于它们捅破了泡沫，而是没能遵循游戏规则。美国在1928年是金本位制，有来自欧洲的大量黄金流入。根据货币的游戏规则，黄金流入需要放松银根，而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出口价格提高和有利于欧洲的黄金流动再平衡。提高利率增加了美国的黄金流入，同时减少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流动性。这项政策恰恰违背了金本位下的需求，是大萧条的直接起因之一。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没有看到的是，今天既不是金本位，也根本没有任何本位货币。没有了用来衡量政策的货币锚，美联储必须仔细考虑一下，它是否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且还是泡沫的起因。提高或降低利率的决定不再受黄金流入引导，而是由突发奇想、通胀和就业之间的假性相关（所谓的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和菲利普斯曲线决定的。
事实表明，格林斯潘对互联网泡沫的处理极不巧妙。他收拾局面的方法保持利率太低的时间过长，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崩溃。伯南克从2008年到2015年的零利率政策（由耶伦延续）重复了格林斯潘的错误，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更好的分析是，泡沫本身并不意味着危险。重要的是有没有债务让它越烧越旺。互联网泡沫是被格林斯潘早些时候所谓的“非理性繁荣”而不是债务吹起来的，它爆裂时虽然导致了投资者的损失，但对于宏观经济的危害相对较小。相比之下，抵押贷款泡沫完全由债务和衍生品推动，并且导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并不是所有的泡沫都是一回事。斯坦恩理解这一点。
在理解这些泡沫动态时，杠杆是比债务更贴切的表述。杠杆可以包括传统借款之外的衍生品。这是斯坦恩另一个伟大的观点。伯南克和耶伦不仅未能区分债务与非债务推动的泡沫，而且没能看到衍生品也是一种债务形式。2016年仍在扩大的新资产泡沫就是这种坏的类型——由债务和衍生品推动。耶伦过时的放任方法并未看到这种区别。
经济学家无法预见恐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观察到“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看似永久性的高地”，几天之后的1929年10月28日，股票市场崩盘，在两天之内暴跌24%。崩盘还在继续，股市从1929年的高点下跌80%，直到1932年才走出谷底。我想说的不是去嘲笑费雪——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而是要说经济学家，尤其是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就是看不到泡沫。
有些利用复杂性理论、因果推理和经济学的模型能够很好地发现泡沫，虽然由于催化剂的微妙性以及路径依赖的随机性，崩溃的确切时间目前仍难以预测。杰里米•斯坦恩和前美联储理事里克•米什金（Rick Mishkin）在使用递归函数来把握这些风险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尽管如此，我希望美联储不仅仅把这些思想看作新奇的玩意，福斯特的回答让我的希望破灭了。在耶伦的心目中，一切照旧，没有泡沫。
福斯特的回答中，另一个让人不安的地方是“还”这个词。这暗示着虽然泡沫可能正在形成，但还有时间来控制它。背后的想法是，中央银行家可以慢慢地把气球中的空气放掉。另一个比喻是自动调温器。如果房子里太冷了，你可以把调温器调高些。如果房子里太热了，可以调低些。这就意味着，控制经济是一个线性的和可逆的过程，只需要转动拨盘就可以了。
比起自动调温器，经济更接近一座核反应堆。反应堆可调高调低。然而这一过程既不线性，也不一定可逆。当达到超临界状态时，反应堆堆芯就熔毁了。再怎么调也不可能让它重新成形了。核反应堆是复杂系统，资本市场也是。福斯特无意中透露，美联储对资本市场如何动作一无所知。
与他对泡沫的评论相比，福斯特对量化宽松政策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坦率地承认，在美联储内部，大家认为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低迷”。量化宽松似乎是值得做的事情，但会带来哪些影响尚不明确。
我在2015年和伯南克交谈时，他承认了这一点。我在其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的私人谈话中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他们承认，2008年之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伯南克告诉我，他的目标是成为大萧条期间的罗斯福总统。罗斯福非常善于即兴发挥。他的政府仅仅会依赖某个政策可能会起效的预感就去推行它。一些想法确实会奏效，但一些会失败。还有一些有所影响，但是公然违法，后来被法院所推翻。这并不重要。罗斯福的口头禅是尝试所有可能摆脱经济窘迫的路径。罗斯福认为，在危机中，做一些事情总比什么都不做好。伯南克告诉我，他同意这种做法。
事实上，这要视情况而定。有时，四处乱撞还不如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医学上希波克拉底誓词的本质，用白话来说就是“我不会羞于说‘我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当自己是上帝”，以及“预防胜于治疗”。历史记录强烈地表明，如果不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的即兴发挥引发的不确定性，大萧条会更快结束。2008年以来持续的萧条（定义为持续低于趋势的增长）要归因于伯南克即兴发挥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在政权不确定的状态下，资本会罢工。
每次FOMC会议之后都要发布新闻稿，福斯特对于起草它的会议也是牢骚满腹。他说这个流程“荒谬”。说法会有很大变动，然而却是为改而改，这些词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含义。读者要开始一次诠释学和符号学的旅程。伯南克有一次看到FOMC声明的两份草稿，一个旨在发出政策上没有改变的信号，另一个旨在发出收紧银根的信号。伯南克抬起头，问乔恩：“哪个是坏的？”词语是随意挑选的，纯粹为了装装样子。福斯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打电话给《华尔街日报》记者乔恩•希尔森拉特（Jon Hilsenrath），解释美联储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而与选择的词无关。希尔森拉特会尽职尽责地报道原意，市场反应与预期相符。米歇尔•福柯4一定会感到欣慰。
福斯特和我谈了约一小时后，话题从政策问题转向了历史语境中的2008年后的时代。尽管我批评美联储，但我承认美联储至少认为自己在寻求正确的策略。然而，这又提出了一个反事实的问题：如果美联储当时就知道它们现在了解的东西，那它们会再走同一条路吗？问题背后的前提很简单。当美联储在2010年11月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QE2）时，它们期望在2011年获得强劲的结果。当美联储在2012年9月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QE3）时，它们期望在2013年获得强劲的结果。但它们预想中的增长并没有实现。经济也没有更糟，有新的工作岗位创造出来；但增长很弱，远远低于其想要达到的目标。整个过程是不是箱形峡谷——一个如今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福斯特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相反，他若有所思地说，“五十年后，新的本•伯南克会到来，一位年轻的学者会回望20世纪30年代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比较我们用过的方法，看看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那个人会有两个数据点”。福斯特关于数据点的学术冷笑话打开了了解美联储思维的另一扇窗口。
除了过时的均衡模型外，美联储工作人员还在坚持所谓的频率主义统计方法。频率主义方法是与基于贝叶斯定理的推断方法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统计风格。频率主义和贝叶斯这两种方法都会与因果搏斗来做出预测。像许多二分法辩论一样，近年来两者出现了一些融合，两种方法的用户都看到另一种方法中有值得借鉴的东西。但是这中间仍然画着一条战线。
频率主义者认为，只有在拥有长时间序列的大型数据集时才可以得出统计上有效的结论，数据集越大、时间越长则越好。他们对这些大型数据集进行排序，并通过基线、回归与相关来假设因果关系并发现异常。这个输出为预测未来行为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经济学中使用的一个特定技术是蒙特卡罗模拟。人们使用计算机来做数百万次旋转模拟轮盘或扔数字骰子的操作，将输出绘制成分布图，从而可以观测到特定的结果频率，并自信地做出预测。数据越多，观测越频繁，统计学家对其预测就越有信心——频率主义由此得名。
贝叶斯主义者所有的数据要少得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有时不得不这样。如果你需要解决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并且只有一个数据点，贝叶斯定理可以帮助你找到答案。在数据集很小甚至根本不存在时，贝叶斯主义者能够解决问题5。他们的做法是先做出一个前提假设（称为先验），再使用先验来构造一个假设。先验是基于包括历史、常识、直觉等因素和任何可能存在的贫乏数据做出的。他们会基于现有的最好证据来为先验指定某个为真的概率。在没有任何数据时，先验概率会被指定为五五开——这是对不确定性的最好近似。
贝叶斯主义者会在后续的观察中逆向推理，以测试先验假设。对于每个后续事件，都会计算如果假设为真，其发生或不会发生的概率。然后修正先验概率，以增加或减少其为真的概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验也许变得很强，90%概率是正确的；也许会变得很弱，那么它就会被丢弃。就后续观测对于原始假设的影响而言，好的贝叶斯主义者会对其持开放态度。在缺乏数据时，构思先验并设定概率时的猜测工作会让频率主义者感到恐慌。他们觉得这种方法并不科学，比巫毒教也强不到哪里去。
贝叶斯主义者从实用的观点来反驳频率主义者——如果你没有大量的数据但问题不能等，怎么办？要是U型潜艇已经切断英国的食品供应，而你的任务是破解纳粹恩尼格玛密码并突破潜艇封锁呢？等到频率主义者有足够的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时，英国早就因饥荒而投降了。这就是贝叶斯方法广泛用于军事和情报行动的原因。当这些执行者面临现实问题时，已经等不及再收集更多的数据了。
福斯特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频率主义者。实际上，他说从2007年到2015年，伯南克—耶伦的政策只有一个数据点能处理——大萧条。作为大萧条货币学者，伯南克仅仅排在该领域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之后。五十年后，也许在另一场经济险境之后，未来的政策制定者会有两个大萧条可以研究，1929年和2008年，也许可以“比较和对比”政策反应，就像是在大学期末考试中答题那样。替福斯特说句公道话，在我和伯南克谈话时，他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位美联储前主席沉吟到，要判断他的政策是不是成功还为时过早。这需要未来的学者在几十年后做出判断。
我对伯南克—福斯特的频率主义思维方式的评价是，以每个世纪一个数据点的速度，我们大概要到2525年才能理解货币政策与萧条之间的联系。我提到福斯特的意思是，当2008年危机袭来时，伯南克只有一个参考框架，他已经尽他所能。有趣的是，在珍妮特•耶伦在央行任职的间隙，她的学术岗位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过去一个世纪频率统计科学的学术原爆点。耶伦比伯南克更依赖于数据和模型。
美联储没有全面地掌握贝叶斯技术是全世界的不幸。资本市场遭遇了接连不断的灾难，而出身学者的中央银行家等了几十年以获取更多的数据来让他们信服于自己的失败。
那天的晚上，福斯特和我是在距离餐厅约一个街区的华尔道夫酒店中名副其实的“牛市与熊市”酒吧中度过的。我们品尝了纯苏格兰威士忌——这是一批上了年头的酒，由我们的朋友，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戴夫•“达沃斯”•诺兰（Dave“Davos”Nolan）精心挑选，并和另一位晚餐同伴——世界级生物学家贝弗利•温德兰（Beverly Wendland）喝了几杯。达沃斯、贝弗利和我揶揄乔恩最近重返学术界——我称为“从美联储逃命”。
不幸的是，全球经济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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