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激励经济学(第三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_陈钊_9787543226784

本书是一本标准的信息经济学初级教材，共分为10章。在第1章导读中，编者强调了这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性，因此这决定了学习这门课程需要注重观察、善于提问，并且理解理论中的基准模型与现实比较。第2章是信息经济学的概述，编者阐述了这门学科的缘起和发展历程，并且简要地介绍了它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应用领域。第3、4和5章分别是信息经济学主要解决的3个经典问题：逆向选择、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以及道德风险，接着编者在第6章进一步讨论了委托-代理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第7章则是在学生理解前几章阐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如何使用机制设计解决它们，而第8章则是机制设计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第9章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信息问题，表明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市场机制能比计划手段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在第10章中，编者讨论了作为另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企业和组织，分析其优点和缺陷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平狄克和鲁宾菲尔德曾在他们的《微观经济学》前言中说，对于关心世界如何运行的学生而言，微观经济学是他们所学到的最为重要且让人感兴趣的学科之一。借用他们的话，我想说，对于希望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的人们而言，信息经济学将是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信息经济学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经济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制订更种经济政策。不妨举以下两个例子。一个是去过剩产能，这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政策议题，那么怎么才能快速实现去过剩产能这个目标呢？如果我们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去产能的指标下达给各个地方政府，再让地方政府执行去过剩产能的政策任务，结果会怎样？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个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里，哪些企业应该被关掉？这取决于哪些企业更有效率。再进一步问，去过剩产能的任务指标应该在不同地方之间如何分配？这取决于不同地方间，哪里的企业更没有效率，哪里的产能过剩更为严重。然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这类信息的掌握上并不拥有任何的优势，所以类似政策目标的实现就必须交给市场来解决，不然就一定存在严重的效率损失。另一个则与高房价有关。面对房价飞涨，中低收入群体往往希望政府来解决这类事关重大的民生问题。然而，当政府开始提供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时，诸如武汉六连号和北京史上最牛身份证号等事件却引发人们对经济适用房是否真正给了低收入群体的质疑。这背后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信息不对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出了个招，提出经济适用房每户不单设厕所。此举表面看起来不近人情，但事实上却是用心良苦，希望藉此让高收入者对经济适用房望而却步，从而巧妙地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富人争夺有限的经济适用房房源这个难题。先不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种办法的思路就是信息经济学中机制设计的思想。有了这样的经济学知识，你就不会轻易被那些听上去很美的政策建议所蒙蔽。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收入分配、行业垄断等等，追问下去，都能发现信息不对称往往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信息经济学如此重要且有用，但是在课堂上，它却容易被机械地肢解成一些线条与公式，看上去的确十分完美，但可能并不那么有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发端不过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情，及至进入经济学教学体系并推广到中国的高校，那就更晚了。因而对这门学科的教材的本土化工作，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第二，信息经济学对新古典传统构成了一般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这或多或少地使我们忽略了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但事实是大量看似纯理论的发现最初都产生于对现象的观察与提问。因此，至少从教学的效果而言，强调理论与现实的联系就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让他们发现原来理论并不是象牙塔，而是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学生们就对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学要教的除了求实与创新以外，对于大多数学生们而言，最重要的仍然是如何活用已经有的知识。要知道，从学会到用好，这一跳跃非常不易。一个与此相关，且至今仍备受热议的话题是，如何看待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中，科斯谈到理论的应用时曾提醒我们：一般化可能并不是有益的，除非得出这种一般化的研究考察了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这些活动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强调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作为人类的共同智慧之时，我们仍然需要小心应用。例如，日本一桥大学一位经济学家做的一项针对日本的实证研究曾发现，在西方企业内成功实施的那种对于销售人员的计件制在日本却没有改善员工绩效的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恰恰就是，西方的这一理论并没有考虑过普遍存在于日本企业内部的具有集体主义倾向、强调员工间相互合作的那种独特的企业文化。的确，在改造世界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世界。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情况一知半解就匆忙将西方的理论拿过来用了，那么理论也可能会水土不服的。我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研究对象是有国别差异的。为此，我们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来检验既有理论的适用性。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恐怕还不仅限于此。事实上，基于特定国家的经济学研究也能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价值，从而产生人类的共同智慧，并且可能是难以替代的。最近有一项颇有影响的研究，是三位在英美著名学府的经济学家联手做的，其研究对象是英国的一家农场。他们的基本发现是，企业的员工如何对激励机制起反应取决于员工之间的社会网络。说得通俗一点，如果员工之间关系比较好，而激励机制又引入了员工之间的竞争，那么，竞争机制的效果就小了。三位经济学家发现，与员工之间相互没有社会关系的情况相比，一名员工如果与能力更强的朋友一起工作，他的生产率显著提高，而与能力不如自己的朋友一起工作时，他的生产率显著下降。当员工被支付基于个人生产率的计件工资时，比朋友们更能干的员工愿意放弃大约10%的收入，以使得他的朋友不会处境太差。如果员工至少有一个朋友比他自己能干，那么他愿意付出的努力和相应的生产率会增长10%。根据上述发现，是社会激励，还是货币激励更有效，就要看员工的能力分布了。这项研究虽然是用了英国一家农场的案例和数据，它得出的结论却具有一般性。也就是说，在特定条件下，企业可以利用人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社会激励来有效地替代货币激励。相比之下，传统的经济学比较单一地强调货币激励，并且基本上不研究社会激励，因此，这项经验研究就构成了对既有理论的发展。事实上，经验研究得到的新发现，如果用一个具有一般性的数学模型写下来，就是个漂亮的理论。请注意，我这里同时谈到了国别研究和经验研究对于发展理论的重要性，希望这个例子对于忽视国别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人们有所启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结构的国家，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除了检验既有的理论以外，完全可能为新的理论创新提供机遇。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本书的内容安排始终强调通过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与讨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本书第二版时的主要变化是增加了第10章信息、激励与组织。该章内容从信息的角度探讨市场与组织（企业）的边界以及组织内部对于激励与协调的权衡，我想，这不失为我们理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一个起点。第三版的主要变化是更新了一部分阅读素材。例如，在有关贫困生助学政策的讨论中，我补充了华中农业大学的做法──通过查询过去某一段时间内校园卡食堂中餐、晚餐的消费记录来认定贫困生资格。我也新增了有关毕业生参加霸王面的报道。这些内容更为贴近本书的主要读者群，更特别适合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加以分析。我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每隔几次课就会选择如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经济适用房政策等现实的政策议题让同学们分组进行政策辩论。今后我也会考虑以适当的形式将这些内容放到本教材之中，并继续坚持本土化、通俗化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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