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_林宏宇_9787201119465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要回答3个问题：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是什么样的？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内政外交有何影响？
　　自1787年美国宪法诞生以来，美国总统选举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与内容。它周而复始，有规律地演绎着美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今已绵延了228年，先后产生了45位美国总统——世界上的公职。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悠久、运行有效、过渡稳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行政长官和平更替机制，该制度有效保证了美国政府权力的平稳交接，对美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功不可没。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重点考察研究的是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分别从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历史演变脉络、制度设计特点、影响选举的国内政治与社会文化因素、选举政治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规律等方面展开论述，最后提出对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总体看法与政策建议。

　　刚刚过去的2016年美国大选将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留下特殊的一笔。这场选举再次暴露出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制度困境及内涵挑战。这次选举结果对美国选民来说是失败和悲哀的，因为美国选民实际上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加之本次大选的消极竞选高居不下，美国选民分裂严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016年大选，让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光芒不再，让美国“山巅之城”荣耀暗淡。但同时，同往届大选一样，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依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元首和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和平更替的制度，至今已绵延了二百二十多年，先后产生了45位美国总统，该制度有效保证了美国政治体制的稳定，对美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功不可没。然而，自其产生以来就不断面临着各种困境与挑战，尤其自1952年进入现代美国总统选举阶段以来，美国总统选举政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而且这种挑战已开始从选举政治制度设计的硬件缺陷，①向选举政治的内涵层面扩展，出现了选举政治的“空壳化”现象——制度虽存但精神不再。所谓的精神不再，是指选举政治所宣扬的积极、正面、“以理服人”价值观与精神理念之争，已让位于没有实质精神内容的相互诋毁、相互揭短、相互抹黑的消极竞选。美国总统选举政治最有特点的两党之争名存实亡，两党的差异大大缩小，党派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在竞选中的引领作用大大下降，民主党、共和党完全成了候选人竞选标签而已。
　　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来看，谁想准确预测选举结果都是十分不易的。1952年大选，势力强大的共和党保守派一致拥戴身世显赫的罗伯特·塔夫脱，但最后胜出的却是持温和立场的艾森豪威尔；1960年，几乎所有民主党大佬都看好了林登·约翰逊，但年轻的肯尼迪却脱颖而出；1976年，人们普遍看好共和党在职总统杰拉德·福特，但最后胜出的却是“局外人”吉米·卡特；1992年，民意支持率高达900/0的老布什，满以为稳操胜券，结果却败于被其戏称为“外交文盲”的小州长克林顿之手，2000年，许多预言家断定正享受着战后最长经济繁荣期的美国人肯定会选择现职副总统戈尔，但取胜的却是打着“富有同情心保守主义”招牌的小布什；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许多美国主流媒体和知识界精英都看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但是小布什却以多出三百多万张国民选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
　　二、日益严格的竞选资助
　　与此相反，两百多年来美国对总统竞选资金的管理却越来越严格。关于总统竞选资金问题，在19世纪中期以前，由于竞选资金数额不大，涉及面相对较小，这个问题还未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利益团体的出现，尤其是新兴的工商业利益团体日益积极介入美国总统选举，巨额竞选资助开始出现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总统竞选资金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例如，1896年，美国克里夫兰（Cleveland）地区的一个名叫马克·翰纳（Mark Hanna）的企业家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捐赠了10万美元（约合今天100多万美元）。这引起了当时许多政治学家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人们开始担心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有可能被金钱所左右，于是要求完善总统竞选资助的呼声开始高涨。
　　第一个规范总统竞选资助的法案《逖尔曼法案>（Tilman Act）于1907年在国会通过，该法案禁止公司企业团体和银行机构直接向总统候选人捐款。191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联邦反腐败法案》（Federal Corrupt Practices Act），要求政党全国委员会和跨州的政党委员会公开他们对总统竞选的各种资助情况。1924年，哈定总统的内政部长被指责曾收受石油公司的贿赂，这个丑闻直接导致更严格的《1925年联邦反腐败法案》的出台，要求各政党在总统竞选中公开其所有与选举有关的账目往来。1939年，美国国会通过《清白政治法案》（Clean Politics Act），规定总统选举活动不得向联邦雇员募集政治捐款。1940年又通过该法案修正案，规定个人向总统候选人或政党设立的一个竞选委员会的政治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但候选人和政党可以设立多个这样的委员会，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总统选举捐款作出明确的金额限定。1943年，国会又通过了《史密斯一康纳利法案》（Smith-Connally Act）禁止工会组织直接从其财政收入中开支捐助联邦候选人（包括总统候选人），1947年的《塔夫脱一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进一步重申这个禁令。
　　1952年电视媒体登上美国总统竞选舞台后，总统竞选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竞选费用开始剧增，利益团体以巨额资金助选的活动日益频繁，而要求公平竞选，减少金钱对选举政治负面影响的呼声也再次高涨。在此背景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出现过几个专门的竞选资助改革委员会，其中包括肯尼迪总统参与组织的“竞选改革委员会”，意在呼吁设立“总统竞选公共资助资金”，试图用政府公共资金的形式来取代那些带有各种私利目的的政治捐款，降低金钱对总统竞选的负面影响。1966年，国会通过《长法》（Long Act），限制富人对总统竞选的资助，以减少他们对总统选举的影响，该法案也呼吁设立竞选公共资助资金，但终未能实施。以上这些有关竞选资助规定的法案都是比较零散、短期的、应时之作，没有从整体上系统改革美国总统竞选资助制度，直到1971年《联邦选举法》（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出台后，美国总统竞选资助问题才有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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