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向北，向南
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位于法-西边界上的比利牛斯山脉自东往西撕开一道裂口，伊比利亚世界和欧洲断离了。这座岛屿（或曰石筏）起先向西漂移，接近亚速尔群岛时北转，绕过群岛一路向南，最终定格在非洲和南美洲之间、大西洋的某一点上。任何科学家都既无法解释、也无能干涉石筏的运动轨迹，仿佛它具有自由意志。
《石筏》往往被看作一个描写伊比利亚脱欧的政治寓言，是萨拉马戈思想中伊比利亚主义的清晰反射。有意思的是，在小说里，半岛的脱离给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一场普遍的恐慌，一次匪夷所思的身份危机人们用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芬兰语、丹麦语、希腊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乃至拉丁语，在唇间秘密地念出或将它写在建筑立面、行道树或教堂的墙壁上我们是伊比利亚人。我们，我们也是伊比利亚人。
萨拉马戈并没有野心建立一个大伊比利亚，他只是相信，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根源绝不仅存在于欧洲。在《巴黎评论》的一个访谈里，萨拉马戈说：我们一直是欧洲人，我们是，也将继续是欧洲人没有其他的生存的方式。然而，我们却有一个关于历史性的、文化性和语言性的义务，即重新找回伊比利亚世界深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源头。仅仅把自己当作欧洲人很可能是狭隘的，因此，不要把我们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离出去，不要把自己从南美洲分离出去，不要把自己从非洲分离出去。也许，石筏的漂移是一种乡愁（Nostalgia）的表现像一个回归母体的浪荡子那是流淌在每一个葡萄牙人血液里的对曾经的伟大帝国的渴盼和乡愁。
在断裂引发的强烈动荡里，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西班牙人）彼此找到，结伴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旅程。他们目睹了这座新晋岛屿上的种种混乱。萨拉马戈在小说里写道：
当半岛的漂移，虽然缓慢却在逐渐提速，有一种确定无疑的方式显示出既有结构和观念的不稳定性。很快人们意识到，社会建构，无论多么复杂，也只是一座纸牌屋，表面上看起来坚固，只需摇动它站立的桌面，这座大厦就会垮塌。
曾经看似坚固的一切烟消云散了。对于社会建构的脆弱性的提示，对于看似稳定的、理所当然的一切的质疑，也许正是小说家的主旨。混乱引发出罪恶，人们抛弃家园、工作、财产，有的也抛弃亲人，更遑论社会习俗和公共道德，在日渐迫近的死亡威胁里，以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方式活着。萨拉马戈并不简单地站在穷人和受难者一边，他对人性显示出最深刻的理解和宽容。在极端环境下刻骨地解剖个体，曝露他们的阴暗、自私、冲动和不堪从某种意义上讲，《石筏》预示了九年后萨拉马戈的另一部伟大之作《失明症漫记》的到来。
五个主角是这场罪恶的大骚乱里人类体面、智慧和尊严的象征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倾听、陪伴和爱，组成了全书最诗意的章节。通过一台小小的收音机，萨拉马戈巧妙地完成了鸟瞰式的对事件背景的宏大叙述，而通过五个血肉鲜活的个体（事实上，还有一只狗和两匹马），一场灾难也变得具体、有情，奇异但值得经历。小说的最后，五个人当中最老的一个佩德罗·奥尔赛死了，而在伊比利亚岛上，有将近一千五百万个正在子宫里孕育的婴儿即将降生。一个人的死和数千万人的生，形成反差巨大的荒诞结尾。石筏终于停止了震颤，而关于起源的秘密，终究不得而知。
由于涉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众多地域，涉及无以计数一本正经的科学探讨和技术名词，由于贯穿着萨拉马戈一向的冥思与辩论风格，《石筏》的翻译难度不亚于萨氏的其他任何一部小说。感谢编辑赵超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所给予的耐心、鼓励和信任。每一次翻译和阅读萨拉马戈都像是一次历险，它将我们带向一个私人的乌托邦，一个内心的渴盼之地，一种意义更为丰沛的存在：如石筏一样，别离也即是归来，向西，向北，向南
黄 茜
2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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