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许台英女士的中篇集《水军海峡二重奏》要在中国大陆出版，嘱我为之写一篇序言。那个时候正是放寒假的时候，我手头已经着手在做其他的工作，于是与许女士打了招呼，说是可能要拖延一些时间再写。许女士很爽快地允许了。但没有想到，我总是被杂务缠身，一拖就拖了几个月，挨到五月假期，我才抓紧时间读完了这部小说集。这里包括了两部中篇小说，内容上是各自独立的，创作时间也非同时。《水军海峡》创作于1986年，《长崎·山口的爱与死》创作于2008年，两者都在2012年进行了修订再版，成为一曲二重奏。现在，作家出版社要把它介绍给大陆的读者，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部小说集的出版，对于我们当下的华语文学创作是一种有力度的冲击。
我见过许台英女士一面，是她应邀来复旦参加诗人狄金森的学术会议，那天我也正在主持一个学术会议，匆匆地在宾馆大堂里聊了一会儿，给我的印象，许女士是一个热情温柔，又有宗教信仰的女士。但是我阅读她的小说却有另外一种感觉：她的文字往往透过世俗生活细节的描写，却把读者引向了形上的精神高度。这是非常难得的。华语小说创作，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一般注重感性和生活细节，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讲述世俗故事为主要形式的小说叙事，无论是完善故事，还是有意拆解故事突出叙事形式，基本上是以描述世俗生活为主要画面，而在抽象层面上的进行理性、思辨的精神探索，总还是欠缺的。但是在台湾文学创作领域，始终保持了这样一种高贵的叙事形式。前几年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世界华语文学大奖红楼梦奖授予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先锋小说的叙事形式在大陆文坛上几乎是广陵散绝唱。我读许台英的小说也有类似感觉，虽然不像骆以军那样的先锋意识的自觉，但是一种精神高度已经熔铸在文字描写里，读上去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水军海峡》和《长崎·山口的爱与死》都有一个世俗故事作为叙事的表层，前者写了一个东北籍的造船工人颜仲跋（绰号盐巴），父亲和祖父都死于日本关东军的屠杀之下，他的妻子又被日本人诱骗，携子私奔日本四国岛。盐巴怀着对日本不共戴天的国恨家仇，来到日本四国岛一家船厂工作，但其主要目的是来寻找失踪的妻子和儿子。而另一个故事是：一个名叫奥斯定·H的男性台湾公民，本来是一个造船业的工程师，事业有成，同时也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妻子是一位作家，但他在遭遇了一系列事业上的挫折以后，铤而走险去从事商务活动，不幸身患绝症，终于一走了之，成了一个似乎是失踪或被软禁的人。我们从这两个故事的寓意来看，都涉及到人的孤独处境以及为了摆脱孤独而寻找的主题，但问题在于：当作家把两个孤独和寻找的主题并置在一起构成一个二重奏，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当我们开始阅读这两个有些怪诞的故事时，我们就渐渐地进入了作家的叙事圈套中，然而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两个故事在文本中的设置并不重要，或者它们只是作家赖以叙事的一种路径，叙事本身的丰富内涵远远超出了这两个世俗故事。在小说文本里，故事的结构似乎都没有完整地呈现出来，尤其是第二个故事，因为作家已经设定它只是写给奥斯定·H的情书系列之一，意味着还有系列之二、系列之三来逐步展开故事的全貌，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小说文本，作家既然把这两个主题有某种联系的作品并置在一个文本中，设定其为二重奏，那么我们从阅读的需要出发，有权视其为一个叙述整体。只有在这样一个整体型的阅读文本里，我们才能讨论其中的深刻含义。
首先应该看到，这两个寻找为主题的故事前提，都包含了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逃亡的故事。在前一个故事里，桂花与颜仲跋本来是一对恩爱夫妇，但颜仲跋茕茕独立的处世精神导致了妻子的极度不安全感，终于携子出逃；在后一个故事里，奥斯定·H与雅琴达·S原先也是一对典型的中国式夫妇，内敛而相爱，但是在命运中遭遇各种外来打击后就劳燕分飞了。因为叙事者只是寻找的一方而不是逃亡的一方，所以，我们仅仅从不明就里只顾寻找的叙事者的口中，隐隐约约地了解到人生的孤独无奈甚至绝望的呼喊，但终究还是不明就里的逃亡者，真正逃亡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我们可能从这里窥探出人生的某种真相：我们在主宰我们命运的造物主面前都是迷途羔羊，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未来的途中会发生什么？
颜仲跋去日本四国岛的一家造船厂当临时工，主要目的是企图寻找失踪的妻儿，但他根本想不到原来破产的船厂老板就是拐骗他妻子的日本人，如果仅仅从故事的设定来阅读这个文本，那么寻妻的故事未免也太巧合。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结局看作是一种命运暗示，那么我们不由得也要想一想，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会发生？难道不应该从台湾社会环境和颜仲跋的个性上来感悟某种因果？作家在这里呈现出一个很好的写作特点，就是视野开阔，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她成功地把人物以及人物的命运都安置在宏大历史框架下加以表现，叙事大于故事是这个作品的主要叙事特点。当颜仲跋在失业、失妻，几近家破人亡的窘状下到达日本后，他眼中的日本全是恶魔镜像，家仇国恨让他的情绪高度紧张偏执，小说开始时颜仲跋所做的那个冰山融化的噩梦，正是他踏上日本国土后充满仇恨、恐怖的心境象征。但是在日本的日常工作中他慢慢接触到日本民族的复杂性，也结识了像寮长女儿悠子、营业部长夫妇这样充满纠结，也很可怜的普通人。小说结尾是，颜仲跋把桂花骨灰撒进了日本水军海峡的大海中，这里曾经是他的父亲做苦力的葬身之地，也是流亡到日本的中国青年矢野的投海之地，如果说，前人之死里充满着历史悲剧和冤屈，那么，桂花受骗横死的命运，确实蕴含了更为宽广的思路，如作家在书中写道：
潮起潮落，宛如大亨与穷光蛋之间变幻无常，起伏不定的命运，永远在生生不息地运转着。对造物主而言，贫富又算什么？人呢？人要受多少苦才会有一样的平常心？才会慢慢懂得《圣经》的话：先求天主的国来临，其余的，天主会给。
在第二个故事里，作家的宗教情怀就更加强烈，作家拟雅琴达·S的口吻用情书的形式写了一组血泪书信。写信对象是失踪的丈夫奥斯定·H，为什么失踪？被人绑架吗？尽管写信人做了大量的猜测，但终究不是逃亡者自己的声音，因此无法最终坐实逃亡者的真实原因。故事本身是无解的谜团，所以，写信人的倾诉，与其说是对着逃亡者，不如说是对着神，这是与神的精神对话，向着神的呼救。这个作品的题目为《长崎·山口的爱与死》，我起先也不理解，似乎这两个日本的地点与故事本身关系不大，没有必然的因果。但是读到最后我开始领悟，山口是日本鹿儿岛附近的一个地名，公元1549年8月15日，是耶稣会西班牙籍神父圣方济·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第一次登上日本领土，开辟了东亚传教的新大陆，从传教士的立场来看，也就是奉献离乡背井之苦、为把上帝的爱传播到了东亚地区；而长崎，谁都知道1945年8月15日的前六天8月9日，继广岛投了原子弹以后的第二枚原子弹投向了长崎，飞行员本来的目标，并不是要炸上浦天主堂附近的，因为飞机燃料即将用罄、必须返航时，忽然在云雾间发现一个空隙，就赶紧把原子弹匆忙扔下造成四万人死亡。从而促使日本天皇下决心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爱与死在这个意义上展开了宏大的话题：天主教传到日本领土，引发了日本幕府统治者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日本二十六位圣徒受迫害殉道就发生在这里；原子弹偏偏在意外中造就了长崎的灾难，在圣徒们曾经流血的地方，以四万无辜人的性命去赎罪，终止罪恶的战争。爱与死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是以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教喻象来解说一对夫妇的婚姻与感情，还是从一对看似愚夫愚妇的离别故事来见证上帝的旨意？
许台英，父母于一九四九年随军医院从南京撤退（父亲在战乱中因公受伤）迁台后，出生于高雄市。五岁时父亲过世，骨灰供奉于澄清湖忠烈祠；母亲二十八岁在极度贫困与无助中守寡、留下弟妹各一，促使许台英很小就常在春、秋两季公祭大典成千成百骨灰罈与泪水之间，不断寻找生命的意义、价值与源头何在?
考上全公费的师范院校美术科毕业后，曾就读美国旧金山大学神哲学院硕士班肄业、应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曾任国小教师、主任、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及师范大学等校讲师；曾任电影公司及电视台编剧并编道舞台剧，兴趣广泛，涉猎范围广及散文、小说、剧本、美术、考古、宗教、历史……等多重领域。孜孜纥纥探索人与人、人和宇宙、天人之间各种关系上的暧昧、弃绝、合一、分裂与爱的奧祕。
曾获联合报一九八一年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推荐奖及一九八六年中国文艺奖章（小说类》、高雄市文艺奖（编导类》。为台湾文学界最受注目的小说家之一，体会深刻、创意盎然，无论主题的涵盖和风格笔法的开创，都具有划时代的挑战意味与雄心，写实入微，显然有力为两岸及华文世界现代小说之艺术，推展一种独特的斩风格。 著有《岁修》 （中篇小说、联经出版）；《茨冠花》 （短篇小说集、洪范书店出版）；《水军海峡二重奏》 （中短篇小说集、联经出版）；《人生放异采》 （散文集）；《寄给恩平修女的六封书信》（长篇小说、联经出版）；《怜蛾不点灯》 （短篇小说集、联合文学出版）；《怜蛾不点灯》（中短篇小说集、河南大学/上河卓远公司出版）；《水军海峡二重奏》（中篇小说、作家出版社出版）；近年致力于二次大战背景之长篇巨河小说《船舱》，分上中下三册，颇受各方期待。小说处处为悲苦的生命与高贵的灵魂，擎起一盏永恒的救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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