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上卷（总第16卷）_杨共乐著_9787520110792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连续性学科出版物。本卷设立“人文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影像史学研究”“口述史学研究”“清华简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书评”“会议综述”九个栏目，作者包括刘家和、瞿林东、郑师渠、晁福林、陈其泰、杨共乐、高岱、李国英等，内容既彰显了当前人文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又反映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卷首语
杨共乐

本卷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上卷（总第16卷）。本卷设立“人文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影像史学研究”“口述史学研究”“清华简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书评”“会议综述”九个栏目，刊发29篇文章。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既彰显了当前人文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又反映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国务院公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出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自觉承担自己的使命，探索人文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与历史学院于2017年4月7日联合召开的“人文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端学术论坛”，就是这种使命担当的重要表现。在此次论坛上，本校领导及兄弟院校领导，都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辉煌成就、名家云集深表敬佩，对历史学科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刘家和、瞿林东、郑师渠、晁福林、陈其泰、杨共乐、高岱、李国英等先生从人文学科的特点、人文学科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等方面，指出了人文学科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意义，认为人文学科既与理工科有别，又与社会科学有异，需要国家长期的支持，不可被忽视。他们的发言语重心长，鞭辟入里，发人深思。
影像史学和口述史学是有别于常规史学的新兴史学门类，二者有着坚实的发展基础和广泛的社会需求，前景值得期待。但它们要成为史学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必须从理论上完成自我构建。吴琼的《从历史影像实验到“影像史学”研究——兼论“影像史学”的学术内涵与研究路径》和陈全黎的《见证的危机：口述历史的证据问题》可谓影像史学、口述史学的理论探讨之作。前者认为，影像史学是传统历史学研究和影视传播学实践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史料学思想在图像信息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有自身显著的专业性和应用性，需要建立相应的学术评价办法；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其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影像史学拓展了历史学社会化的功能。后者认为，口述历史的证据要遵循证据学的基本规则，口述历史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历时维度上，只有活着的目击者提供的口述证据才能称为“口述史料”，否则只能视为“口头传说”或“传闻证据”；二是在共时维度上，两个没有“串证”而且“诚实”的证人，就其见证的事实做出的相互吻合的陈述，才能证明该事实的真实性；三是在取证方法上，采用“酒后吐真言”、催眠诱导、偷录等欺骗方法套取他人的口述证据，不仅违背口述史学家的职业道德，而且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清华简属于战国时期的典籍，问世以来一直是先秦史研究的热点。张利军的《清华简〈厚父〉与夏代服制》和张朋兵的《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与先秦“访问”制度》可谓清华简研究的新成果。前文讨论了《厚父》简的史料价值，认为它对商汤及夏遗民厚父将夏代臣子职事称“服”的记载表明夏代存在服制的可能性很大。后文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源自可靠的战国问对文献，其中所言商王咨政之事为研究先秦“访问”制度提供了新的证据，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先秦大量语类文献产生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栏目安排了6篇文章。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中国史教授吴淑惠的《前四史中的“隐形史家”》是一篇宏文，去年本刊已发表其前半部分，本卷刊发的是后半部分。该文对前四史的叙事手法做了新解读，提出“隐形史家”的概念，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姜海军的《司马迁对六经的推尊、诠释与思想》，从司马迁对“六经”的推重和定性，对“六经”历史的梳理和考证，对“六经”的传承和阐释等方面，论述了司马迁与“六经”的关系，对司马迁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评述。窦禄军的《唐代三史科名实考辨——兼答“傅璇琮之问”》认为，唐穆宗时谏议大夫殷侑奏请设置的三史科，实际上就是当时设置的一史科。一史科是真实存在的，三史科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并对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杨树坤的《帝王心事：南宋御书石经政治意图举隅》，探寻了宋高宗书写儒经行为背后的政治意图：塑造一个“恭俭、好学、清心寡欲”的君主形象；传达自己“崇儒重道”的政治理念和态度，以砥砺士风，重建道德秩序。乔治忠的《清朝〈四库全书〉馆隐没图书的另类手段——以三种史籍的遭际为例》指出，乾隆时期一方面纂修《四库全书》，保存国家图籍；一方面又公开禁毁、摒弃和修改了存世的典籍。此外，还有一种手段，那就是对违碍典籍暗中封杀、悄悄毁弃。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明代李东阳主修的《历代通鉴纂要》、康熙朝官修的《孔宅志》，就是遭遇这种暗中封杀的典型。王记录的《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从清代学者的活动看官、私史学的联系与冲突》，从清代学者的活动，探析清代官私史学的联系与冲突。有清一代，史无专官，参与官方史馆修史活动的学者往往具有二重身份：入则史官，出则史家。这就造成了这些史官出身的学者在学术见识上的矛盾和精神人格上的分裂。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不同史学观念的相互渗透中，官方史学的强势以及私家史学对官方史学的观念趋同是清代史学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方面，胡耀飞的《试论缪荃孙的五代史研究：以〈补五代史方镇表〉为中心》，以缪氏的《补五代史方镇表》为考察中心，探讨这位著名文献目录学家的史学著述，丰富了缪荃孙研究。朱浩的《试论章太炎的“信史观”》梳理章太炎提出的撰著信史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章氏是在主动尝试一条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独特之路。周文玖的《章太炎研究相关史实辨析三题》，辨析了与章太炎研究相关的一些史实，归为三个：一是关于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的写作及其附记中的错误；二是鲁迅批评的章氏《同门录》；三是金毓黻与章太炎北京国学讲习会的关系。文章运用可靠的史料进行细密的分析，纠正了与章太炎研究相关的诸多基本史实的错误。贾红霞的《民国时期金毓黻在国史馆的修史活动述论》，对金毓黻在国史馆的修史活动和贡献做了系统梳理，认为他的国史馆建设思想和修史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后世集众修史借鉴。陈光鑫的《“屯田”与“乡遂”——试述于省吾、杨宽的史学论辩》系统梳理和评述了著名学者于省吾和杨宽在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论辩，认为该论辩对推进西周相关制度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两位学者在论辩中所表现的修养和雅量，也值得后辈学习。
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娜日苏的《蒙古文史著〈金念珠〉汉文史源考》认为，18世纪蒙古活佛莫日根葛根的历史著作《金念珠》参考了众多史料，包括汉文、藏文、蒙古文三大语种文献；该文运用史源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考订出《金念珠》参考和运用了《史记》《淮南子》《元史》《三国演义》等汉文文献。
书评是史学批评的一种形式。本卷“书评”栏目刊出4篇文章，对史学研究之新著予以评介。2016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通过论文筛选，来自全国24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60余名研究生参加了论坛。这是我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教育的一件大事，这次论坛开得很成功。马新月的会议综述对此做了介绍和评析。
本卷没有设立“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研究”栏目，这将在本年的下卷得到弥补。本刊热忱欢迎国内外同行一如既往地支持本刊，继续踊跃向本刊投稿，使本刊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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