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共和国的政治哲学含义
政体的观念
政体的概念，是舶来品，引申自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的politeia这个词。根据王绍光的解读：politeia的词根是polis（城邦），它指的不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集中居住地，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由polis衍生出一个名词polites，意指同属于这个共同体的公民；由polites衍生出一个动词politeuo，意指像公民那样行为；politeia则是politeuo的衍生词，其原意是指公民权、公民身份、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城邦的政治体制。
围绕政体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概念自始至终都不在中华政治学术的主流观念当中。第一，它只是关于城邦国家这种很小的政治实体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关于方千里者这种大国的，更无关乎四海之内的天下，因此根本没有进入中华先秦诸子的关注视野，也就没有进入中华政治学术的两千年传统。梁启超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制度进化史论》中说，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尚有也。吕思勉在1929年的《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说，政体可以分类，昔日所不知也。第二，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与中华政治学术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这种精神取向，难以发展出关于国家的形而上学。第三，近代之后，政体学说随西学大潮一起进入中国，从清末到民国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围绕着共和帝制民主立宪等概念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政治转型的进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一统国家重建的历史运动再次回潮，政体概念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又逐渐退出了主流观念。
西方传统中，对于政体最早的分类，是按照统治者的数量，一人统治叫君主制，少数人统治叫寡头制或贵族制，多数人统治叫民主制。
而民主制在那个时代并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坏政体。生活在公元前484前425年的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描述了波斯统治者内部的一场争论：一位名叫美嘎比佐斯的人认为，实行民主制是以一种恣意妄为取代另一种恣意妄为，君主是有知的恣意妄为，民众则是无知的恣意妄为。因此他提出，建议实行民主制的人其实是想加害于波斯，应该实行寡头制，因为最好的人做出最好的决策。而大流士则认为，寡头制倾向于制造内斗，终为君主制所代替；民主制往往恶意对待公事，直至有领袖出，制止民众，同样导向君主制。因此，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应予采用。
这是西方古典文献中关于不同政体之优劣的最早讨论，假托波斯王国中的对话，反映当时流行于希腊世界的观念。到了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时代，雅典民主制已日益衰落。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望族之家，亲历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权判处死刑这一悲剧事件，使他确信现实中的民主制已无可救药。当我看到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我衷心厌恶，决计与这个可耻的政权完全脱离关系。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政体逐级退化的说法，从理想政体退化到荣誉政体，再依次退化到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在他的理想政体设计中，城邦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哲学家统治者等级、士兵护卫者等级和劳动者等级，若三个等级各尽其职，城邦便是正义的。虽然按照是否依法统治区别了三种好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和三种不好的（暴君政体、寡头政体、暴民政体）政体，但究其本质，柏拉图仍是一位人治主义者，在他的设计中，最好的政体不在这六种政体之内，在最好的情况下应该是人而不是法律拥有全部的权威，他掌握着统治的艺术并充满了智慧。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的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
亚里士多德延续了柏拉图的思路，他在《政治学》一书中也把政体分成六种：王政（一人统治的好政体）；君子制（少数人统治的好政体）；politeia（多数人统治的好政体）；民主制（多数人统治的坏政体）；寡头制（少数人统治的坏政体）；僭主制（一个人统治的坏政体）。前三种都是正义的好政体，后三种都是不义的坏政体。在坏政体中，民主制是那个最不坏的坏政体。
如果两千多年前就有中西交流，先秦的诸子百家，大体上会同意柏拉图更多一些，而较少同意亚里士多德。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
尽心上》）这与柏拉图关于大多数民众并不拥有真正的知识，他们不过是拥有各种意见，掌握真理的永远只可能是少数人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中华传统中的道的观念，接近于古希腊的真理观念，而德和礼的观念，接近于古希腊的德性观念。从道的观念出发，以德和礼作为标准，不要说多数人统治，就连世卿、大人、贵族的多君统治，都不可接受，都被认为非礼。孔子作《春秋》，定大一统讥世卿二义，等于从根本上排除了民主制和寡头制在大道中的位置，所以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是天下万物之根本。所以，中国的君主并不是古希腊城邦的王，而是天下的天子、人间的人主，既要合天道也要合人道，一切为公；而中国的臣民，也不是古希腊城邦的奴隶和平民，而是身为天下人的人民，身为华夏人的百姓，同样也是既要合天道也要合人道，一切为公。虽然也称君和民，但与古希腊的君和民不能一一对应。
所以，如果不固守西方中心论，而站到中华传统政治的立场上看，西方的政体学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一套只适用于城邦国家而不适用于大型国家，更不适用于天下的小理论。在一个人口几千、最多几万的小城邦，寡头制和民主制都有可能，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春秋时期的小邦国里也都出现过。然而，一旦发展为包括了很多城邦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乃至发展为包括了很多国家的六合毕、四海一的天下，这些政体就不可能再是合理的政体，就成了非道、非礼、非公的政体。
政体学说只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与其说是因为中国政治哲学不发达，不如说是因为欧洲政治哲学不发达。欧洲希望统一，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统一，欧洲希望强大但从来没能发展为一个大一统国家。而中国早于欧洲1700多年建成现代化的大一统国家，两千多年来始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制度最成熟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基本事实足以说明，西方其实长期以来只有各种政体，而没有真正的国家。从一种中国中心论的角度看，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国家，唯一的大一统国家。
何为大一统？大一统对于一个国家价值何在？对于这个问题，自从五四运动掀起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以来就长期存在着一种否定的论调，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大一统就等于封建专制，就是中国长期黑暗和落后的根源。对于大一统的解释，最多的就是引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此说明大一统指的就是绝对皇权，一人专制。
这种认识完全是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冲击，或者说诱导，属于数典忘祖。正本清源，大一统的确切含义，实际上包含在以下几段经典论述中，具有三个要点：
第一点与王权有关。按《春秋公羊传· 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元，指天之始；春，指地之始；王正月，指王之道与天之道、地之道三道同行。天地王一统，即为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这是说王的合法性与合礼性。对于一个奉天道而行的国家来说，只有王一个人具有这种合法性与合礼性。这是由天道、天子、天下这个中国的三位一体所决定的，与西方狭隘的政体学说中所谓的独裁专制，毫无关系。
第二点与民风有关。按《汉书· 王吉传》：
《春秋》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六合，指上下和东西南北；九州，指全部疆土，两者合指整个天下。同风共贯指天下各处的风俗教化一致。这是说，民同俗、人同伦，也就是一种文化上的统一。
第三点与封建势力有关。按《春秋公羊传· 隐公三年》：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何休注：
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则正其本。
讥世卿与大一统同为春秋大义，因为两义相辅相成，大一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讥世卿，就是贬抑豪强、杜绝世袭，不让割据势力坐大，不使私权力僭越。
这三点合起来，才是大一统的完整含义。基于这个完整含义，才有《礼记·
礼运》中的这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所以，中国的大一统属于一种关于天下治理的大政治学说，与西方传统中的政体学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发展出来的这种天下一统、天下得道、天下为公的世界观，西方从来没有过。恰恰相反，西方两千多年从未走出大道既隐的据乱世，两千多年从来就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从未进入过大道之行的太平世。而大人世及以为礼说的就是寡头制、贵族制的长盛不衰，城郭沟池以为固说的就是城邦制、邦国制的停滞不前。
王绍光将西方这种只在政体中打转的思维称作政体思维或政体决定论。他指出：
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十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3000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
至于那些直到今天仍在攻击大一统，人云亦云地将大一统与独裁专制画等号的人，只能说是中毒太深，乃至双目失明。看看欧洲为了建立一个统一市场费了多少力气，为了推动一体化进程付出了多少努力，但直到今天，成功的希望仍然渺茫，重新解体的可能性不降反增。再看看中国的13亿人口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所起的作用，为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的保障，这恰恰是因为中华祖先们早早打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大一统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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