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革命_[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_9787301294680

《心灵革命》重点探讨了爱情作为一个词汇、一种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言说历史。作者主要通过晚明至当代的一些重要文学作品，勾勒了爱情在中国文学叙述中的历史。作者还把爱情放在情感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提炼出儒家的、启蒙的、革命的三种感觉结构，用以深度描述中国人情感的复杂结构和互动演变，呈现了近现代中国人如何利用爱情以及情感的话语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群体乃至国族与世界。本书以其新颖的主题、卓越的分析获得了2009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列文森奖。

刘鹗，眼泪的力量

刘铁云（刘鹗，1857 1909）于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创作的通俗游幕小说《老残游记》（1906 1907）素来被视为社会批评小说之一种，而在其书的自叙中却专门围绕哭泣一事展开详述，不免令人费解：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 [ 作者笔名 ] 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老残游记》自叙）

作者在自叙中详述哭泣，实属一种古怪的选择，而评论家们为此提出，在一个国难当头、社会动荡的时代，一位良知未泯的学者完全有理由感到悲伤。这种解释虽不能说完全没
有道理，却遮蔽了作者在哭泣与人性之间建立的根本联系。刘铁云所持之言，正是波特所认为的中国未有之义，即：情感（sentiment）在人类身份与群体的定义中占据的中心地位。我们拥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通过哭泣这一行为，来表达痛苦、悲伤与折磨，刘鹗正是用此种能力来衡定人性的概念。情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它将一切人性置于平等的地位之上，而不论其社会与政治上的分隔。它是人类在争取终极平等之时永远可以诉诸的最小公分母。与此同时，情感又重新划定了社会等级与社会区隔，为规范人类社会的秩序设立了一种新的原则：感觉强度的大小与感觉真实性的程度高低。于是，一个人哭泣得越多，其人性便越伟大。又因为哭泣与际遇之顺逆不与焉，所以即便一个快乐的人在一个快乐的时代过着快乐的生活，他或她仍然必须以哭泣来证明自己拥有灵性，也就是人性。
波特所持之论，基于她在乡民之间展开的田野调查，无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还是以民族志的视角观察，均有立足不稳之处。她所谓［在中国社会］没有一种把社会结构建立在情绪纽带之上的文化思想（1988， 185），不仅抹杀了在帝国晚期（明清）兴起的活跃的情教（the cult of qing），还忽略了在 20 世纪发生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情绪（或爱）由此成为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关键词。波特将中国人的情绪生活简化为一系列的肌肉抽搐，即眨眼；在情的本土话语和舶来的浪漫主义知识相遇之际，刘铁云的这篇自叙，正可提供一例绝佳的反证。而且刘鹗的情感哲学，也只是中国多元、异质、扩散性的情感话语之一种，这套话语存在于大量广泛的文本之中，围绕着爱、感觉、欲望、同情等话题展开讨论，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论题。……我在本书中意在突出并强调一种现代性的根本转变：以表达情绪的术语重新定义个人身份与社会性的概念，换言之，即以情绪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
……

情感的话语如何崛起

从晚清民国（1890 1900 年代）到五四及后五四时期（1920 1940 年代），情感的话语一直在文学与通俗文化的领域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在晚清，在写情小说、林纾（1852 1924）翻译的域外小说（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和五四及后五四时期的浪漫派作品里，情感同时在主题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彰显其身。情感的理念是帝国晚期情教概念演变而来的，随着 20 世纪初浪漫主义自由恋爱的理想和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输入，经历了一次复杂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以碰撞、盗用、压制为标志，在社会、文化、政治发生改革与革命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同重议并再造个人身份与群体的方式捆绑在一起。
20 世纪初，伴随着通俗出版物的惊人崛起，情感第一次成为一种文学类型自觉使用的标签即情感小说。其先驱者吴趼人（吴沃尧，1866 1910）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以谴责小说闻名于世。吴趼人于1906 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恨海》与林译经典《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 年）成为通俗爱情小说文体的奠基性文本。世人称此类小说为鸳鸯蝴蝶派小说（鸳蝴小说），而对其影响力与读者群的认真评述，则直至近年才开始出现。徐枕亚（1889 1937）的风行之作《玉梨魂》（1914）标示着鸳蝴小说达到了顶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各自写就的爱情长篇和短篇小说始终不辍，挤占着小说月报、文学副刊、娱乐杂志乃至政治日报上的文字空间。情感小说排山倒海式地登场，当然躲不过在当时刚刚完成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们的法眼。他们在同样的印刷媒介上，就情感小说的技法与社会功用性发表了一番居高临下的高谈阔论。
五四运动虽然未能撼动鸳蝴派的市场地位（实际上，后者对于读者群体的牢牢把握，始终是令五四作家与知识分子感到挫败、愤恨的因素之一），却在文化领域内将鸳蝴派及其关于情感的诗学一并推入了边缘地带。与鸳蝴派将情感渲染为一种美德不同，五四一代主张将爱情视为自由、独立、平等的象征。胡适（1891 1962）的独幕剧《终身大事》（1919）为自由恋爱（free love）的五四式表达设定了一个基调，将其呈现为一场发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封建与启蒙、虚伪与真实、迟暮与青春之间的战争。冯沅君（1900 1974）和丁玲（1904 1986）等女性作家，对恋爱中的年轻女性展开描写，鲜明而生动地刻画她们的激情、热忱与反叛的勇气，并凭此声名鹊起，享誉全国。灌注在五四小说中的感觉强度，在一种新式散文中得以爆发，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腐朽与虚伪展开了炽烈的攻伐。
在五四反传统精神的驱动下，1920 年代早期成为自由恋爱的鼎盛时期。短篇小说与散文如恒河沙数，大举鞭挞专制的家庭制度和对女性的压迫，并争取更大的个人自主与自由。然而，到了 1920 年代晚期和 1930 年代，自由恋爱同时遭受两个阵营的发难：激进主义阵营批判其布尔乔亚式的局限性，保守主义阵营则谴责其对社会道德和婚姻家庭制度的腐蚀。与此同时，一场围绕爱情、婚姻与性进行讨论的社会论争，以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论文的形式展开，形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爆发。在此，恋爱或多或少地卸掉了它在过去几十年中承受的道德负重，进入到日常生活现象领域。求爱以及夫妻之爱的技术，已可在《恋爱 ABC》一类的指导手册中习得。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性跳出了浪漫爱的影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话题，也变成了激进主义的表达工具。尽管有一小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把性奉为实现普世解放的一种途径，但越来越多的声音都出面谴责自由恋爱 / 自由性爱对社会风俗和国家大计造成的恶劣影响。政治理论家们更是大声疾呼，提出为了把全副身心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恋爱的法则必须服从革命的律令。

在一个以启蒙、民族主义、女性解放和商业文化为特征的时代，情感的观念何以如此重要？本研究考察文学创作、知识分子写作和通俗作品中的情感话语，旨在借此理解隐伏在情感中心化之下的概念性与社会性议题，并特别处理以下问题：打破中国的传统中定义个人身份的方式，用情与性欲取代亲族或乡土的纽带作为个人身份的基础，其意义何在？诸如多情人浪漫派儿女英雄等基于情感的主体，象征着何种意识形态的信念与价值？以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情由无性化的道德向浪漫爱、性欲和爱国热情的意义变迁，从而成为现代中国自我、性别和群体概念演变的组成部分？

……现代主体首先且首要是一种情感性的主体，而现代民族则首先且首要是一种同情式的社群。浪漫小说沉溺于书写低回徘徊、顾影自怜的情中人，将个体塑造为自我中心、自成一体、道德自主的单体。于是，民族由此获得了其最为理想的主体，并通过诉诸一种普世的人性概念，而将自身与诸如家庭一类的排他性结构区分开来。换言之，在民族共同体中，归属性差异与社会等级至少在理论上是无效的。每一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凭借其公民身份而达到同等、公平，这在浪漫的母题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演练：不顾家族门第与社会地位，与任何一名公民同胞相爱、结婚。浪漫的心灵展示出一种随缘与冲动的特性，对于民主民权和原生民族归属的理想而言，是一种最难抗拒的支持。五四反传统者以自由恋爱和爱国主义之名猛烈攻击儒家家庭，民族主义也是他们最强大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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