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早期讲义三种（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_王国维著，邬国义整理，王国维口述_9787101132106

本书包括王氏早年的三种讲义《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其中《心理学》《教授法》为整理者新发现的王国维佚著。因其资料弥足珍贵，故现将三种讲义整理合刊。这无论对于研究王国维早期的学术活动，还是其教育思想及与日本的关系等，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前　　言

王国维早期讲义三种，包括他早年在江苏师范学堂时讲授的《心理学》《教育学》和《教授法》。

在以往有关王国维的著述中，如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静安先生年谱》，陈乃干《王静庵先生著作目录》，以及此后历年出版的多种王氏年谱、传记中，均未提到王国维有此三种讲义。甚至包括王氏本人，也从未提及过有此著述。

在编纂《王国维全集》的过程中，最先发现了《教育学》讲义。根据此讲义封底的一则《本报特别告白》，知除《教育学》讲义外，王国维同时还编有《心理学》《教授法》两种讲义。但仅知书名，却不知其是否尚存天壤，也不知其藏于何处。在新编的《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已收入了《教育学》讲义。但其他两种讲义，一直没有找到，故未免留有遗憾。经笔者多方追踪寻觅，几经周折，终于在2011年后找到了此两种文本。现将其与《教育学》编集在一起，名为《王国维早期讲义三种》。

关于这三种讲义，其封面分别题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右上有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字样，左下署教育世界社印行。为教育世界社铅印本，书中未署刊印年月。在正文卷端书名之下，均题海宁王国维述。检三种讲义的封底，均刊有《本报特别告白》一则：

本社去年之报，因社中编纂者有他事故，是以欠至七期之多，无以餍海内阅者之意，深为歉仄。今年陆续补出，尚欠三期。因尚须办本年之报，恐补印更迟，为戾滋甚。今承江苏师范学堂教习王君，以《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三种讲义之版权见畀。此三种皆讲求教育者必读之书，特为印行，以补三期之报。愿海内阅报诸君鉴焉。本社谨白。

文中所称本社指教育世界社，江苏师范学堂教习王君即王国维。从这一告白来看，由于当时《教育世界》杂志屡屡脱期，虽已陆续补出，但尚欠三期未出。而王国维以《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三种讲义之版权见畀，考虑到这三种讲义均为讲求教育者必读之书，因此，该社特为印行，以补三期之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讲义也可以说是教育世界社的特刊。

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记载，1903年，会通州师范学校欲聘心理学、论理学教员，罗先生荐先生往。1904年秋，罗振玉被任为苏州师范学校监督，延先生自通州往，主讲心理、论理、社会诸学。又据罗振玉《海宁王忠慤公传》说：病愈，乃荐公于南通师范学校，主讲哲学、心理、论理诸学。甲辰（1904）秋，予主江苏师范学校，公乃移讲席于苏州，凡三年。结合以上资料，王国维在1902年日本留学归来之后，先是1903年由罗振玉推荐至通州师范学校任教，1904年秋，又至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职。直至1906年春，他才离任北上，任京师学部图书馆编辑。上述三种讲义既标明江苏师范学堂讲授，三书版式相同，因此，这三种讲义应该是同期出版的。《本报特别告白》中又讲到本社去年之报今年陆续补出尚须办本年之报云云，故可知此三种讲义均出版于1905年初之后的一段时期，而不出本年。

三种讲义均署海宁王国维述，王氏自称是述而非撰作，述与作显然是有区别的。据笔者考察，这三种讲义均有其文本来源与所参据的底本，实际上是编译、译述性质的作品。《心理学》讲义来源于日本大濑甚太郎、立柄教俊合著的《心理学教科书》（东京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1902），《教授法》讲义源于大濑甚太郎、立柄教俊合著的《教授法教科书》（金港堂，1903），《教育学》讲义则主要源于槙山荣次著《新说教育学》（金港堂，1897），以及大濑甚太郎著《新编教育学教科书》（金港堂，1903）第二篇《教育ノ方法》中的部分内容。通过进一步追溯比对，可知以上讲义无论是篇章结构、章节目录，还是章节中的段落、文字、图表等，其基本内容大体相同，均是依据上述参据的底本删改、编译而成的。

在近代中国学界，王国维是较早积极译介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著名学者之一。王氏译述、编写这三种讲义，一方面与其在江苏师范学堂担任教习有关，同时与他1904年后接手主编《教育世界》直接相联。在此之前，他在1901年曾翻译过日本立花铣三郎撰述的《教育学》，藤利喜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1902年又翻译了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和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均先载于《教育世界》杂志，又刊入《教育丛书》或《哲学丛书》。此期他在通州师范学校、苏州江苏师范学堂担任教习，曾讲授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出于教学的实际需要，同时也因当时学界缺少这方面的著述，需要借鉴日本有关课程与教材，因此，他采取翻译加译述的编写方式，来编写授课讲义，是很自然的。它帮助了青年时代的王国维与当时日本学术的密切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王氏的上述三种讲义，并不是完全照搬日本原文，而是有所选择、删改、增添，乃至改写的部分。为了便于人们的理解，王国维在译述时，曾将原文中的一些地点、人物等，转换成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如大濑甚太郎、立柄教俊合著的《心理学教科书》第二编《知识》第二章有关《观念之再生》中，引用了日本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之事，和庆应三年（1867）著名的王政复古事件。王氏在译文中则变换作：过巨鹿则思项羽，闻光绪甲午，则思中日之战。此由二观念俱在同时或同地，而其一唤起其他者也。将其替换作了中国秦汉之际的巨鹿之战和清末甲午中日之战。经过王氏如此处理，甚至看不出其原是翻译作品。

在编译时，王国维还对原文内容作了不同程度的处理。原书中有些不甚重要或不适合的内容被删去，包括篇后所附练习问题等。有些则作了若干删削与精简，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增添了相应的内容。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新学制的制定，涉及不同的科目与内容。为了适应当时教育之需，王氏在讲义中，势必要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对原日文本中不尽适合中国的内容、科目等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和更动。如大濑甚太郎、立柄教俊合著的《教授法教科书》第一章《绪论》第二节写到《小学校之教科》科目，由于中日两国的具体科目不同，因而王氏在《教授法》讲义中，根据《奏定学堂章程》所颁科目，作了相应的更改。将原日语中的国语，改成了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原日本历史改作本国历史，日文本中英语科目则改作外国语。再如，原日文本第二章《修身科》谈到国民道德，王氏也根据国情作了相应的改动，讲义中指出：我国之道德，全受儒教之影响，《孝经》《论语》二书，实为国民道德之根源，而修身教授之所当持以为标准者也。此外以系统的方法规定国民之道德者，则有圣祖之《圣谕》十六条，及世宗之《广训》，亦授修身者之当参考也。另外，在讲义中也有为日文本原文所无，而王国维新增的内容。如《教育学》讲义中，有关英语教育（Education）的解释，和中文教育二字始见于《孟子·尽心篇》及相关的解释等。此类例子，不一而足。

从总体上说，三种讲义大部分是翻译，小部分是译述、改写，而王氏采用这种译述方式，与晚清时期翻译的主要方法和时代风尚也是相符的。应当说，三种讲义署海宁王国维述，是有其原因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不过，或许对年轻的王国维来说，并没有把它们看得很重，因此，后来他本人都未再提及此事。

上述新发现的王氏三种讲义，在版本上已十分稀见难得，因其资料弥足珍贵，故现将其整理合刊。这无论对于研究王国维早期的学术活动，还是其教育思想及与日本的关系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此次整理，即以教育世界社刊印本为底本，加以标点整理。对原文中的一些错漏衍误，并参考上述相关日文原著，或据文意作了校订，出校勘记予以帮助。凡校改之处，误字加（　）号标识，将改正之字置于其后，并以〔　〕标识。至于有些明显的错漏衍脱，如眼球误作眠球、儿童误作儿意等，则径为改正，不出校记。另，书中涉及少数外国人名等的翻译，前后并不统一，姑仍其旧，以保持原貌。

希望三种早期讲义的出版，能对王国维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邬国义

二〇一八年春于华东师范大学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