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话》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一部通俗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还原被湮没的史实，端正被歪曲的人物，为曹操、魏延等若干被演义丑化的人物辩诬平反，处处引导读者从人性本质出发，理性、全面地评价当时历史。
1.史学大师吕思勉写给普通读者的通俗史学作品，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2.还原了被影视、文学作品和野史流言搅乱的三国历史。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他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著述主要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历史研究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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