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_吕新雨_9787567578838

《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主要辑录了作者的三篇长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围绕艺术、政治和视觉三个主题，探讨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认同问题。
上篇以美术作为中国的世界史为主题，回顾了作为救亡与保守双重奏的苏州30年代文献展，同时聚焦1937年世界博览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详细描述了中国在世界博览会与美术馆中的世界史过程，并重新阐述了赛会与美术兴起之间的互动。
中篇主要通过《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一文，对两岸关系问题的理解进行了厘清和推进。作者认为，今日台湾的政治图景固化在了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下篇则借助《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一文，探讨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历史与政治这一主题。作者从中国的语境出发，对西方文化多元主义认同理论进行必要的回应，通过对少数民族影像概念建构的批评性回顾，指出从华语语系到华语电影等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遮蔽和否定了新中国基于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而进行的丰富与复杂的影像实践。

1937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
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
引言
2016年8月，以多重时间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为标题，苏州美术馆主办的首届苏州文献展在苏州美术馆、苏州丝绸博物馆、颜文樑纪念馆、吴作人艺术馆、朴园、双塔等地同时开幕，试图展开一种以苏州为视点的世界历史叙述。对笔者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向1937年吴中文献展致敬，这既是此次文献展名称的来源，也使得1937年的历史底片在今天得以显影。
从1937年的吴中文献展到2016的苏州文献展，多重时间的曝光时间的断裂、重叠和接续，光影摇曳，在历史文本中投下或明或暗的重重斑点。包括吴中文献展在内的30年代系列文献展，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发掘的历史记忆。某种意义上说，1937年的吴中文献展是对地方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一次大规模重新整理，这样一个总结性的姿态在20世纪战火威胁下出现，是一个极有意味的事件。作为一个向后看的举动，却是对时代的峻急回应。历史的火车在隆隆前行，车厢里看到的风景却不断后移，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出场的景观一个前行与后退的视觉错位。
站在2017的门槛回望1937，新与旧叠印其中。历史的显影液下，浮现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互相建构的时代底色。
（一）30年代文献展：救亡与保守的双重奏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之篇首语录，被征引为吴中文献展的宗旨。1937年，全面抗战在即，张元济等整理国故的巨制《四部丛刊》（19191936）在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终止。稍早，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张元济耗尽心血开创的亚洲第一图书馆之东方图书馆，包括宋、元、明、清版本珍本善本在内的46万册图书尽毁于日本战火。一起葬身火海的，还有鲁迅翻译的附有苏联木刻版画的《铁流》梓版。这一无法弥补的文化浩劫，成为一代文人的精神创伤。从一二八到八一三，是30年代文献展无可回避的历史背景。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的焚毁，警醒与论证了文化与国运的关系。国破之际，重整家当，收拾旧文化、共赴国难，自江南文化重镇开始，势所必然。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吴中文献展主持人蒋吟秋在《吴中文献展览会特刊》引言中疾呼：盖金石器物，动思古之幽情；图像史传，兴齐贤之景想。举凡会中所陈，莫非先贤往哲精神之所寄托，俱足令人奋勉淬砺，发扬光大，以扶持正气，挽救民族。以文献展的方式救亡图存，现代意义上的国立图书馆、博物馆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吴中文献展并非孤立。之前有1936年的嘉兴文献展览会、浙江文献展览会，1937年的上海文献展览会、淮海文献展览会、漳州文献展览会、建瓯文献展览会以及察哈尔文献展览会，1940年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等。另据冯天瑜回忆，其父历史学家冯永轩19421945年在安徽学院任教期间，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还筹划举办文物展，以激励师生及民众爱国热情。均可列为此一波潮流之余脉。
文献展体现国家意旨。浙江省教育厅下令省内各县举办文献展览会，并给予一定的资助，1936年11月1日18日的浙江文献展与吴中文献展联袂举办，与此相关。前者的主导者是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历史学家陈训慈（陈布雷之弟），他在《浙江文献展览之旨趣》中申明秉承浙江省教育厅之意旨，并阐述了四大要点，分别是征集乡贤之著作、发扬浙江之学风、整理地方之文献、推进爱乡爱国之精神，最后一点是旨归：
爱乡爱国，其源一揆，表里相维，谊无偏废。浙人士素笃梓桑，亦唯吾浙人文之最有系于民族之安危存亡。……清季革命之役，克奏肤功，亦多两浙英雋之舍身成仁，咸以文字鼓其成焉。此次展览，周爰咨询，间关征访，于此类有关表章往哲，道扬民气之文献，尤三致意，举凡革命先烈暨功在邦国之时贤，尤尽力蒐求其遗传遗书遗物，区区微尚，岂第在表扬一省之人物，要期张此伟大磅礴之气，使浙人以至举国志士咸闻风而起耳。良以值兹国运方艰，外侮孔棘，此爱乡卫国之精神，自尤应发扬以广大之于全国，愿览者细察深省，以期知往策来之效，毋徒以朱墨纷披，存迷恋往古之感，蹈玩物丧志之讥也。
内忧外患之际，救文化于即坠，把地方认同、文化传承与民族安危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叙述，以文化学术承前启后、救亡图存。陈训慈这一夫子自道，也预示了他在抗战之后，变卖家产、颠沛流离中舍身救护杭州文渊阁《四库全书》、宁波天一阁珍本善本古籍的后事。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陈训慈把现代公共图书馆作为开启民智之教育文化的原动力、挽回民族劫运的主力军。其主导下的浙江文献展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浙江文献展展品6000余种，2万多件，观众近8万人，盛况空前，也奠定了之后30年代文献展的基本格局。
正如柳诒徵在《浙江文献展览开幕致词》中的阐发：时艰日棘，来轸方遒，仆愿观斯会者，持吾言以为剑臬，益恢先哲之志量，兴我华夏，又我亚洲，则斯会之影响，岂徒域于一省一地已哉？自此，这一模式迅疾在全国复制、延伸。顺便说一句，今天对文献展的重新发掘研究，大都定位在地方认同、市民认同的框架下，忽略的正是通过地方认同抵达民族认同的关键历史动因。国家危亡之际，地方认同只有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才有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以文化保守抵挡乱世之劫，文献展是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结合的一次重要突围。陈训慈界定的浙江文献展举凡本省方志、乡贤著作、旧刻书版，既为蓄意蒐访，复以余力从事考撰宣传之役，也正是1937年（1月20日3月1日）吴中文献展遵循的模式。
很快，柳诒徵在《吴中文献展开幕词》中再次道白：
世乱虽亟，自圣哲视之，犹飘风暴雨之不能终日，而文教之孕育渐溉，俾斯人相安于中和懿永之境者，实世宙之恒轨，非今日所宜视为缓图者也。
接踵而至的是1937年上海文献展（7月2日11日），此时，距八一三事变爆发只有一个月时间。据《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陈列品目录分为：典籍、书画及艺术品、金石、图像、乡贤遗物、史料等六部分，其模式与宗旨一以贯之，只是主事者由国立图书馆转为由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通志馆联合地方各界收藏家共同组织。上海文献展主席、老党人叶恭绰如此阐述：
此两年来，本位文化、自力更生诸种意义颇印入吾人之脑中，复因时局关系痛感史地研究之必要，而群众对总理遗教所屡屡昭示保存固有道德文化之说，亦多具深切之认识，故各地文献之展览亦应运而兴。浙江全省各区及江苏苏镇各属导其先路，成绩灿然，殆几有融洽各种意义以归于一治之功，实为文化事业新辟之一园地，固非徒抱残守缺，侈为观美而已。
包括冯永轩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因痛感时局而献身史地研究、特别是边疆史研究，这在叶恭绰看来，与强调本位文化的文献展，是一体两面的存在都是为了救亡。
吴中文献展通过向吴中（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地区征集文献的方式进行。征集的文物包括吴中方志、史传、乡贤遗像、遗著、书法名画，及有关吴中文献之金石拓片、服御、器物，以及富有意味的革命先烈的遗物、档案明白地昭示了文献展作为现代建国运动的底色。陈列的4159件展品，除少数为公立图书馆所藏，绝大多数为私人收藏品，不乏三代铜器、宋元古籍、宋元明清各家书画精品，也有明清以来竹、木、牙、玉各式精雕摆件。
30年代文献展在两种意义上具有突破性：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图书馆的界限，是文献与器物博览的结合，因此从浙江文献展、吴中文献展的国立图书馆主导过渡到上海文献展的国立博物馆主导，并无暌违。另一方面，它以大规模征集私人收藏为源泉，翻转了中国社会公与私的关系。这两点的形成，都有值得解读的历史意蕴，尤其需要放置在二战前夜中去探讨。
在救亡与启蒙的二元叙述下，遮蔽的是保守主义作为救亡运动的强劲崛起，这一脉络值得在今天重新检阅。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救亡作为启蒙，以文化保守主义的方式出现，正是30年代的国家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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