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柳宗元的生平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市西南）人。柳氏始祖可上溯至春秋时期鲁国的展禽（柳下惠），禽食采柳下，遂姓柳氏。秦并天下，柳氏迁河东，始居解县。
柳氏先祖多任朝官。入唐以来，宗元堂高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于高宗朝。高祖子夏，任徐州长史。曾祖从裕，任沧州清池令。祖察躬，任湖州德清令。父镇，以文章垂名当世，天宝末，高第明经科。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后徙于吴。乱平，上书言事，擢右卫率府曹参军。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以事触窦参，出为夔州刺史。参败，还，复侍御史，卒官。为人刚直，所交皆当世名人。
代宗大历八年（773），宗元生于长安。由于先人多在外任官，柳氏早已迁离祖籍，在长安购置田产庄园，而且自宗元五世祖楷以下，坟墓均在京兆万年县，长安可说是宗元真正的故乡。
宗元四岁居长安西田庐中，父镇奔丧赴吴，由母亲卢氏教古赋十四首，皆能讽诵。嗜好音乐，尝自学十年。十一岁起，随父之官职而游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增长见闻，开拓眼界。十二岁居夏口时，与杨凭女定婚。
德宗贞元五年（789），宗元十七岁，至京师求进士，未成。次年，举进士，未第。至贞元九年（793）二月，二十一岁，登进士第，同榜有刘禹锡等人。同年五月，父镇卒于长安亲仁里第，宗元居家守丧。
贞元十四年（798），宗元二十六岁。是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正式步入仕途。“正字”系为朝廷校勘整理图书的官职，有机会饱览群书，却不能真正施展政治抱负。三年后，宗元调任京兆蓝田（在今陕西）县尉，由近京畿的地方官做起，这算是一种磨炼。贞元十九年（803）因御史中丞李汶之荐，宗元自蓝田调回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同时有韩愈、刘禹锡、韩泰等，也因李汶引荐而拜为监察御史。从此，宗元进入政治圈的核心，也和当时的名人俊彦建立深厚的情谊。最关键的是他得到王叔文、韦执谊的赏识，成为其政治集团的骨干，同时也种下日后连遭贬谪的苦因。
贞元二十一年（805），宗元三十三岁。这一年正月，德宗皇帝崩殂，顺宗即位，八月改元永贞。深得顺宗信任的王叔文被任命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有大权。同时擢升韦执谊为宰相，王伾为左散骑常侍，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吕温、韩泰、凌准、韩晔等人，都获得重要职位。
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不能说没有政治理想与治绩。在接掌大权之后，他们迅速推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除弊兴利，期望做到利国利民。例如贞元末，宦官权势高涨，欺压百姓，创“宫市”，以贱价强买百姓之物，巧取豪夺，百姓苦不堪言。王叔文集团大力废止其，使百姓大悦。其他如免租税、罢进献、废五坊小儿、出教坊女妓、降低专卖盐价，乃至于收回宦官把持的兵权、藩镇把持的财赋大权等，都是果敢明快之举，史称“永贞革新”。
但这场雷厉风行的政治革新，实际上只维持了一百多天。王叔文得志自矜，亢傲以待异己，是其失败的主因。在王叔文计划夺取宦官兵权时，宦官俱文珍等也已结集同党与保守派者，拥立皇太子监国。是年八月四日，保守派迫使病势沉重的顺宗退位，拥立太子李纯继位，即宪宗。宪宗继位后，立即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王伾为开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同被贬为各州司马。这十位罪臣，史称之为“二王八司马”。
正值壮年的柳宗元遭此打击，可说有志难伸，郁郁寡欢，也从此远离政治核心，成为政治的边缘人。当时的永州（治今湖南永州）仍属南方荒凉偏僻之地。司马一职，是个虚衔，既无职责也无官舍可住。朝廷论处其罪，还特别强调“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可见其处境的凄凉孤绝，令人同情。
柳宗元被贬永州一共十年（宪宗元和元年至十年，806～815）。这期间，宗元母亲卢氏卒于永州，女儿和娘夭亡，挚友凌准、吕温先后亡故。宗元与韩愈多次书信往来，谈诗论文；又与巽上人等僧徒交游，开始钻研佛理。而广读史书典籍、泛览永州山水，更是宗元排遣愁闷的方式。但他内心最期望的，仍是得到朝廷的赦免，并早日调回京城，重新开始仕宦生涯。他曾经写信给翰林学士萧俛、李建，京兆许孟容等，向他们陈情，请求除罪移官。然而宪宗甚恶王叔文党，保守派势力强大，萧、许等也不敢冒险进言，因此宗元的希望一再落空。沉痛的心情，加上南方瘴疠为虐，宗元的身体也日益孱弱。他曾说：“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槟榔余甘，破决壅隔大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痺。”（《与李翰林建书》），真可谓“残骸余魂，百病所集”（《寄许京兆孟容书》），境况惨然。
宗元在永州的日子，身心俱疲，苦不堪言。那渴望赦免还京的心声，语调极其卑微可怜，使人可以想见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在仕宦之途上的限制与苦痛。所幸，除了以屈原自比，仿《离骚》赋诗明志之外，“永州八记”更记载了宗元心境上的转变，使人们得以深刻认识这位文学家因痛苦而伟大的心灵。
元和十年（815），宗元四十三岁。前一年十二月，宪宗终于下诏追王叔文党赴都。于是宗元在次年正月登程赴长安，沿途皆有诗，充满喜悦兴奋之情。尤其是挚友刘禹锡亦奉诏北归，二人至襄州会合同行，仿佛将获得政治新生命。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朝中虽有宰相武元衡极力支持宗元等人，但宪宗及保守派仍不肯松手，三月，宗元等人不但没有除官复职，反而再被贬为远州刺史。刺史官阶在司马之上，但所授辖地，却更加偏远，根本就是明升暗贬，雪上加霜。这次，宗元被调迁柳州刺史，辖区在今广西柳州，比永州更为偏僻，乃真正的蛮荒之地。
当时刘禹锡被授为播州刺史，宗元以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地远，禹锡母老不能远行，自请以柳易播。此事经中丞裴度力谏，宪宗终于首肯，改授禹锡连州（在今广东省）。宗元这番诚恳的友情，相当令人感动，由此也可知宗元实乃性情中人。随后宗元启程赴柳州，禹锡一路偕行，到湘水边两人才赋诗分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词情剀切，隐含无奈与辛酸。
元和十年六月，宗元到任柳州刺史。刺史比司马较有权责，在惨淡的心情下，宗元仍善尽地方父母官之职，整治柳州，因俗施教，政绩卓著。譬如改革当地的奴婢制度，改以佣工抵偿，使百姓儿女得以赎身，即其一大德政。衡湘以南的进士，都以宗元为楷模。柳州居民也相当敬重他，在他死后，还建祠祭祀。
宗元在柳州前后五年，最后死于任上，得年四十七，时元和十四年（819）十月（或说十一月）。在这五年中，宗元的健康耗损更大，甚至一度感染霍乱。亲友方面，随宗元来此地读书的堂弟宗直病逝，宗一也离别而去；宗元所抚养的甥女崔瑷病卒，次姊婿裴墐、岳父杨凭也先后亡故。这些都使得宗元十分伤感。所幸与贾鹏山人、浩初上人等高僧的交往，使其于佛理更为通透了悟，而遨游山水、莳花植木，也稍稍慰解其困顿的心灵。因此，其柳州时期的诗文在情调意境上，就比永州时期较为疏朗平淡，显示了宗元自我调适的心理过程。
宗元病重时，尝留书给好友刘禹锡、韩愈，安排自己去世后子女的抚养问题及编纂文集诸事。宗元有子、女各二人，长子周六，当时只有四岁，次子周七为遗腹子，宗元卒后所生。宗元被贬永、柳州时，颇挂念柳氏家族的香火后嗣。因为原配杨氏早亡（亡于婚后四年，时年二十三岁），所以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屡屡以“茕茕孤立，未有子息”为念，希望能够北迁，以便“就婚娶，求胤嗣”。但宗元似乎未正式续弦。周六、周七可能是侧室所生，周七据说由韩愈抚养。柳氏一支至此，可说家道衰落，令人不胜唏嘘。宗元卒后，到了第二年的七月，始归葬于京兆万年县祖坟。系由舅弟卢遵治其丧事，桂管观察使裴立行资助归葬，韩愈为其作墓志铭。文集则由刘禹锡编纂而成，题为《河东先生集》。
二柳宗元的文学成就
柳宗元作品类型繁多，包括诗歌、辞赋、寓言、论、说、传、山水记等各种体裁。而历代学者最看重的是宗元在议论方面的长才，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就说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此等精神形诸辞章，便构成其“雄深雅健”的文笔风格，其作品在思想层面、篇章结构、字句锻炼等方面，都有大家风范。综合学者所论，宗元文学作品的优越成就有下列几点：
（一）思想深广，统合儒佛。宗元熟读经史诸子，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又兼学佛理，这和韩愈的排佛极为不同，但也更显现出宗元思想的活泼自由。宗元尊崇儒家学说，而他的《天说》《天爵论》《封建论》等文章，却重新厘清了历来儒家的“天人合一”“圣人之道”的观念，主张“以人为本”“顺人之意”。这和传统以及当时儒者的看法颇有出入，然以今观之，却相当具有自然哲学的概念，同时也较符合民主、民权的政治思想，和儒家的“仁政爱民”并不违背。宗元强调仁政爱民，还可以从《捕蛇者说》等杂文看出，在这类作品中，宗元每每借着庶民百姓指陈苛政，揭露社会的弊端，充分显露出其仁民爱物的胸怀。
在佛教思想方面，唐代文人与僧徒多有往来，特别是中唐以后，文人学佛修禅，蔚为风尚。为了佛教，宗元还曾经与韩愈辩论一番。宗元接触佛教，殆有家庭背景渊源，但他流放永州、柳州，则是促使他更深入浸淫其中的主要因素。习佛不仅使他调整了心态，从自怨自艾转为“乐住山林”，体会到山水自然予人的启示与舒适，同时对他的创作也多有助益。他的诗歌，含有佛理禅机，寓言作品则无疑受到了佛经譬喻故事的启迪，类此，都使其文学思想更加深刻，也显示了文学和佛学结合的效益。
（二）文章结构谨严，讲究修辞。宗元思虑缜密，故为文极重篇章结构，用字遣词皆能与文章主旨相应。譬如其短篇议论，习用三段论的结构形式，即由立案、驳辩而至断案，论之凿凿，铿锵有力。又如《封建论》以“势”字贯穿呼应，《捕蛇者说》以“毒”字连贯全文，《始得西山宴游记》以“始”字前后呼应，可见其锻炼的功夫，也能够运用变化，形成独特风格。自韩愈称赞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以来，历代古文家也多赞美有加，例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季朴有言，柳醇正不如韩，而气格雄绝，亦韩所不及。吾尝论韩文如大将指挥，堂堂正正，而分合变化，不可端倪；柳则偏裨锐师，骁勇突击，囊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自森严。韩如五岳四渎，奠乾坤而涵万类；柳则峨眉天姥，孤峰矗云，飞流喷雪，虽无生物之功，自是宇宙洞天福地。其并称千古，岂虚也哉！”其《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巉岩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刘熙载《艺概》：“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陈衍《石遗室论文》：“桐城人号称能文者，皆扬韩抑柳。望溪訾之最甚，惜抱则微词，不知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辞，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由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
由上引可知，一般都以韩柳并称，但桐城派古文家则较欣赏韩愈，不过茅坤仍然肯定宗元的特点，以为各有所长。而陈衍则偏向宗元，并举出五点胜过韩愈之处。由第二、三则资料，更可了解宗元古文笔法的奇峻，确有过人之处。
（三）寓言深刻，传记生动。宗元的寓言作品，由于主题深刻，比喻生动，十分脍炙人口。此类作品，古代《庄子》《孟子》早已有之，宗元秉此精神，再加上佛经譬喻故事的启发，更将寓言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名篇如《黔之驴》，借“黔驴技穷”以讽刺虚张声势的人，篇中描摹老虎与驴的神情心态，更是细腻传神。这些寓言作品，不仅在写作技巧上较先秦时代的寓言故事更成熟进步，在主题思想上，更能够发挥讽喻现实、提示人生哲理的作用。宗元的寓言作品，当是中国寓言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广义的传记可包括：墓志、行状、碑传等。宗元的文集中，约有七十多篇此类作品。但此类作品大多系应酬人情之作，为达官贵人作传，少见精彩的描述。倒是像《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这类颇似传奇小说的作品，更引人入胜。这些作品的主角，皆是平民百姓，名不见经传，但宗元用生花妙笔，为我们呈现出这些独特的人物形象。传记以记叙为主，但宗元或议论或抒情，甚至借题寓意，诸多技巧合用，反而创造出传记的变体，使传记更平易近人，也更能凸显作传者自己的心声。这一点也是宗元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
（四）山水游记，照耀古今。山水游记是宗元作品中尤为突出的一类，对中国游记文学的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这类作品大多作于贬官之后的永州、柳州时期，“永州八记”尤可称为个中极品。“永州八记”诸篇的写作特点是：精心描绘各地优美景色，且能凸显各处特有的风貌；而在客观的描述山水之中，寄寓个人主观情感，更是前人少有的作法，宗元运用得相当圆熟自如。篇幅短小，文笔简洁，也是一大特色。这显示出宗元对语言的锤炼之功，以及布局谋篇的独运匠心。在永州，宗元借游览山水以抒发郁闷，而荒僻的永州山水亦因之而扬名后世，可谓相得益彰。试引述古文家对其山水游记的评赏，以明其成就：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五《复王旸谷乞文书》：“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子厚材固隽，然亦以朝夕钴、愚溪间，故得以恣其盘溪邃谷飞泉峭壁之好，而肆焉以为文。”《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八《复陈五岳方伯书》：“仆平生览古之善记佳山水，惟柳子厚为最。虽奇崛如韩昌黎，当让一步。《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三：“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孔正叔楷园文集叙》：“五经之文，五岳也。屈原、庄周、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五丘也。天下之山必五岳五丘，非是不足名山。及读柳子厚黄溪、钴潭西小丘、袁家渴诸记，则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隽之气，未尝不与五岳、五丘并名天壤，然则先生之文之传无疑矣。”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十四《游雁荡记》：“永、柳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谪居，幽寻以送日月，故曲尽其形容。”林纾《柳文研究法》：“山水诸记，穷桂海之殊相，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昌黎偶记山水，亦不能与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长，昌黎于此，固让柳州出一头地矣。……凡记亭台山水，有经巨人长德，营构题咏游涉之处，则后来为之记者，殊易为力。若公在永州，一荒昧不辟之区，必待粪除，其胜始出。是永州诸胜，均系诸公之一言，则非极力描摹，山容水态，亦不易流传于艺苑。集中诸文皆佳，而山水之记尤为精绝。虽大同小异，然各有经营。韩公犹望而却步，何论其它。”
三柳宗元的诗歌艺术
柳宗元传世的诗歌作品约一百六十余首，多作于永州、柳州时期。
宗元的诗歌，虽不若古文受重视，但其五言古诗，前人称之有古朴苍茫之气，诗中所表现的幽静隐逸，可与陶渊明、韦应物等田园诗人并称。可见宗元的诗歌作品有优越处，值得深入探讨，以下撮举几点说明：
（一）众体兼备，五古尤为突出。宗元诗歌数量不算多，但于诗歌体裁上，却相当齐备，举凡五七言古体诗、五七言绝句、律诗以及模仿《诗经》、郊庙歌辞的雅诗歌乐，都迭有佳作名篇。其古体诗，长篇者劲健悲壮、慷慨激昂，短篇者清逸疏淡、素朴简洁，最为诗家所赞赏。例如杨万里《诚斋诗话》云：“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刘克庄《后村诗话》云：“陶、柳诗率含蓄不尽。……韩柳齐名，然柳乃本色，诗人自渊明没，雅道俱熄，当一世竞作唐诗之时，独为古体以矫之，未尝学陶和陶，集中五言凡十数篇，杂之陶集有未易辨之者，其幽微者可玩而味，其感慨者可悲而泣也。”由此可知宗元五言古体的成就极高，直堪与陶渊明并称。
（二）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就题材而言，宗元诗歌固然以遣怀抒愤的作品居多，但仍有不少题材类型，显示了他广泛观察人情物理的心得。宗元嗜读经史，因此有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如《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他非常关怀民生，敢仗义执言，因此有反映时事的作品，如《田家三首》反映农民身受暴吏重税之苦、《古东门行》记盗杀宰相武元衡之事；又尝以寓言笔法寄托孤愤之情，因此有寓言诗，如《笼鹰词》《跂乌词》等；也有咏物抒怀的咏物诗，如《早梅》《南中荣橘柚》等；更有清幽淡远的山水诗，如千古名作《江雪》《渔翁》，其境界高邈，素为诗家所推崇；几首咏永州、柳州山水的诗，更写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与其山水游记互相映衬。宗元重视友谊亲情，因此颇多交游唱和之作，例如与刘禹锡酬唱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送别从弟的《别舍弟宗一》等，均真情流露，毫不造作。宗元也创作了若干首雅诗歌曲，如《贞符并序》《平淮夷雅二篇》等，显现了其崇尚古代圣王，关切国运民生的胸襟识见。简言之，宗元的诗歌约可分为咏怀、咏史、时事、寓言、咏物、山水、唱和及雅诗歌曲等数类，这足以说明其创作题材的广阔，而且各类作品各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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