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杠杆与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已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金融乱象与金融风险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与金融体制的扭曲有关。十九大报告在讨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部分对金融改革的任务做了具体的阐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如何准确把握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如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相应的配套改革，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本书共有三篇14章的内容，从宏观背景与金融改革、金融风险排查与防范以及金融及其监管体制和改革角度入手，分析了十九大后我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情况，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改革的方向，排查了当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状与隐患，提出了系统性风险的系统应对策略，深度探讨了从银行业结构改革、股票市场注册制改革、债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变革以及金融监管制度变革问题。
黄益平、伍戈、彭文生、刘胜军等13位学界、业界专家学者激辩中国金融改革的过去和未来。
中国经济中的杠杆有多高？系统性风险积累到了什么程度？中国债市向何处发展？房地产泡沫高不高？金融危机会到来吗？注册制改革对股市好还是坏？金融监管应该宽松还是从紧？金融如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等热点话题一并呈现，正反方思维激烈碰撞。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杠杆与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已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金融乱象与金融风险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与金融体制的扭曲有关。十九大报告在讨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部分对金融改革的任务做了具体的阐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如何准确把握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如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相应的配套改革，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2017年11月12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开放论坛和朗润格政论坛联合召开了题为十九大后的金融改革的闭门研讨会，对此做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中国经济开放论坛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一个学术与政策研究论坛。论坛具有开放性，没有学科专业、理论流派和研究范式的限制，由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的海内外学者、政府部门和实业界的经济学家共同参与。论坛不定期地在上海和北京等地举行专题研讨会，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实践和趋势性问题进行多视角的研讨和交流。会议论文以论文集方式公开出版，以供学者、政府决策部门和实业界系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参考。朗润格政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讨论公共政策问题的学术交流平台，本次闭门会议已是其举办的第93期学术活动。
本论文集收集会议论文和部分特邀专家所撰写的论文十四篇，组成三个研究专题。
第一篇宏观背景与金融改革总论收录五篇论文，侧重讨论了金融改革，债务周期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以及系统性风险的系统应对策略，给十九大后的金融改革提供了问题导向和改革方向双重视角的宏观框架分析。
潘英丽的文章理论结合实际系统探讨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她认为，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家庭丧失了直接投资能力，这是金融业存在的理由，也是金融业内部专业化分工不断发展的原始动力；因此家庭是投资的最终委托人，而金融业本质上是投资中介服务业。货币信贷资本实际上是对社会稀缺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货币信贷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决定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中国金融凭借国家信用的支撑在推进高杠杆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效应。资金的集中和让渡，使更多社会资源从闲置或低效率使用状态转移到高效率用途中，从而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条件下高效率生产部门创造出社会新增财富，也即社会剩余价值或广义利息，它们来源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反之，金融资源错配导致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从而积累起系统性风险。金融GDP并非金融业对GDP的贡献而只是金融业运行中占用的社会资源。金融业获得的广义利息份额已超出合理水平，并且超额部分的获取是以金融资源错配为前提的。资本是无条件逐利的，金融普惠性则需要条件：稳定的货币信用环境，个人和企业信用的共享机制，通过法律强化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并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条件是：以保护私产和防范商业欺诈方式培育和发展有效率的企业组织，以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以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市场和法律的双重约束并通过解除人力资本瓶颈等方式拓宽产业投资渠道；同时要求转变政府的职能，加快退出金融的第二财政功能与政府的信用担保。
殷剑峰在财政分权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梳理了我国财政和金融体制的演化路径，现行财政金融体制导致的问题，并就未来自上而下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则提出了顶层设计思路。 他认为，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存在从集权到分权的两轮演变。2003年以来再次出现增长型财政下的财政分权和金融约束弱化导致的金融分权趋势；各项经济活动都表现为对土地的依赖，形成了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和土地GDP；而基于土地的财政、金融和经济增长都已不可持续。这种体制正在形成潜在的、不可忽视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也面临着欧元区同样的不可能三角：金融系统统一、金融分权和保持金融系统稳定。统一和稳定的金融系统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因此，金融分权趋势必须扭转。改革的方式不能是碎片化和自下而上的，必须是财政和金融体制同时进行的系统性改革。改革方向应该是基于公共财政的财政分权和基于金融市场化体制的金融集权。这里，援助之手到无形之手的转变是根本：财政体制必须从增长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金融体制必须从金融约束转向金融的市场化体制。
彭文生的文章在金融周期分析框架下，联系金融和实体、总量和结构，提供一个从金融看宏观经济的全景式分析。他认为，一个完整的金融周期大致持续15-20年，其代表性指标银行信贷和房地产价格显现中期波动趋势。2017年美国金融周期缓慢上行，欧元区金融周期见底，中国金融周期则接近顶部，也是金融风险最大的时候。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较小，但金融周期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严重挤压实体经济，加大贫富差距。中国在一次分配中存在权力寻租和地价上升致使实业成本上升的两大扭曲；在二次收入分配中，财政支出对个人转移支付过低，与投资相关的专项转移过高；税收结构存在对劳动征税、对资本不征税；对消费征税、对投资不征税；低收入家庭实际税率过高等问题。未来要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高直接税比重，开征房地产税。改善发展不平衡、促进公平，有利于促进金融周期转向调整。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和加强金融监管是另一大方向。2018年的可能政策组合是稳货币、紧信用，财政适度宽松。经济增长放缓，但这是好事，有利于促进金融周期转向和改善经济结构。
伍戈等作者的文章从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比例已超过日本泡沫破灭和美国次债危机爆发时期的现实出发，探讨了债务与通货膨胀、债务与通缩的关系。他们从各国历史数据的观察中从发现债务对于物价的长短期影响是不一致的。从长期趋势看，高债务国家普遍通胀水平较低，甚至发生通缩；其客观机理在于债务的长期累积导致借款者还本付息压力增大并与资本回报率的边际递减一起导致其投资或消费支出的减少；而银行基于对借款者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及高债务不可持续的担心，往往收紧放款条件进而抑制融资需求，导致通货紧缩的发生。而债务短期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其通胀率则相对较高。在政策利率下降和货币信贷宽松的宏观刺激下，微观主体进一步增加债务杠杆，投资、消费出现短期脉冲式增长，社会信用扩张引致价格水平上升。中国的高债务状况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债务水平仍将高位维持一段时间。长期来看中国债务-通缩风险不容小觑，通缩阴影的彻底摆脱取决于未来债务杠杆的去化程度。基于去产能、金融去杠杆及房地产去库存调控下，债务短期增速已呈现边际放缓迹象，这将对未来PPI产生滞后的下行压力。
黄益平的文章探讨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与系统性应对的策略。他认为，过去40年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主要源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和政府的隐性担保。现在政府隐性担保越来越难，经济增速趋缓，杠杆率快速上升，新型金融风险露头以及监管存在缺陷等原因正在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策略来应对。要让市场决定金融资源的定价与配置，强化市场纪律，该违约的违约，该破产的破产；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控制杠杆率的上升；金稳委应加强政策统筹，统一监管标准，做到金融监管全覆盖，协调各部门的经济、金融政策；监管框架宜转向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适当分离的双峰模式，尽快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审慎和行为监管，并将金融发展的责任从监管部门分离出去；同时应适当平衡创新与稳定的关系，不搞一刀切。
第二篇灰犀牛：金融风险排查与防范共五篇论文，分别从非金融企业、政府预算与广义债务、房地产泡沫与影子银行以及供给侧改革动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等方面系统排查了当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状与隐患，并对如何应对提出相应思路。
潘英丽,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近期主要成果有：《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2010，三卷本）、《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中英文国际论文集，主编之一，2013）、《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变革与人民币国际化》（2014，三卷本）。1996年因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2011年担任中国海运集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2011年以来担任招商银行独立董事。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Rio Tinto中国经济讲席教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任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和《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和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erica投资基金董事、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五矿信托有限公司和阿里巴巴主导的网商银行的独立董事。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浙江农业大学农学（农业经济学）学士。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