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农村儿童为研究对象，围绕是什么为什么，着力解答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等核心议题。以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为背景，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分析视角，以农村儿童的社会公民身份为逻辑起点，以福利三角（市场、国家和社会）为基础，搭建研究框架，考察农村儿童健康的现状，揭示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多重身份下的社会排斥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因农村儿童的社会公民身份而产生的经济排斥、国家福利制度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影响其健康的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儿童社会公民身份的嵌套性、被排斥对象的主体性、健康不平等的机会结构三个议题，力求为消除农村儿童的健康劣势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即提供儿童健康福利的主体由政府这一单一主体逐步转换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主体，重塑着福利资源分配的制度架构，进而改变了儿童健康的机会结构，最终分化了儿童健康水平，具体体现为我国儿童健康的城乡与省域差异明显。
本书以农村儿童为研究对象，围绕是什么为什么，着力解答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等核心议题。以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为背景，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分析视角，以农村儿童的社会公民身份为逻辑起点，以福利三角（市场、国家和社会）为基础，搭建研究框架，考察农村儿童健康的现状，揭示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多重身份下的社会排斥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因农村儿童的社会公民身份而产生的经济排斥、国家福利制度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影响其健康的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儿童社会公民身份的嵌套性、被排斥对象的主体性、健康不平等的机会结构三个议题，力求为消除农村儿童的健康劣势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本书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采用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资料。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城乡和省域社会公民身份与农村儿童健康水平显著相关。与城市户籍儿童相比，农村户籍儿童的健康弱势地位仍然显著，同时儿童的省域社会公民身份调节了儿童健康的城乡差异，东部某些省域的农村儿童健康劣势不显著。
第二，社会排斥对社会公民身份和农村儿童健康水平起中介传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公民身份与农村儿童面临的社会排斥有紧密关系，城市户籍-低排斥省域的儿童面临的总排斥水平最低，农村户籍-高排斥省域的儿童面临的总排斥水平最高。另一方面，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明显，当控制了儿童面临的社会排斥之后，社会公民身份对儿童健康的影响系数显著下降。
第三，农村儿童健康的综合影响机制方面。整体而言，与城市户籍儿童相比，农村户籍儿童健康的劣势地位明显，是由于高排斥省域农村儿童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同样省域的城市儿童。这一现象与高排斥省域农村儿童具备的嵌套性的社会公民身份有关，即兼具农村和高排斥省域社会公民身份，这些儿童面临更高程度的社会排斥。这种嵌套性社会公民身份的形成则与市场化过程对城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的强化及在儿童健康领域中管理（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市场）的共同作用所带来的省域社会公民身份的崛起有关。
第四，农村儿童面临的社会排斥对其健康的影响路径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的社会排斥通过影响农村儿童的健康资源、健康行为、社会心理状况、医疗和卫生服务资源、儿童照顾等方面，最终造成了这些儿童健康的劣势地位。
本书将农村儿童的健康置于社会公民身份、社会排斥和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与目前学术界主要的结构主义的健康不平等解释模式不同，本书突出了儿童健康产生的制度结构视野，从儿童社会公民身份出发，提供了解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人口因素与健康不平等之间形成的制度机会。
第二，本书从实证的角度整合了社会公民身份和社会排斥理论，证明了社会排斥对社会公民身份和农村儿童健康水平的中介传导作用。这种理论的整合一方面为解释社会公民身份如何影响微观个体的健康提供了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拓展了社会排斥对儿童健康影响的解释。
第三，本书发现我国农村儿童社会公民身份正由单一城乡身份向城乡与省域多重身份转型，为市场转型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总之，在市场和福利制度转型的背景下，整合社会公民身份和社会排斥理论，或许是健康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分析视角。
刘玉兰，南京大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方向）博士，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常州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在《人口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参与教育部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等教材和著作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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