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华_陈学然著_9787208155800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导论概述章太炎从晚清到“五四”的学术与政治活动及其在“五四”前后被边缘化；第二章讨论章太炎倡扬“国学”的革命性；第三章讨论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立场；第四章讨论章太炎坚持书写古文古字而排斥白话文的原因；第五章讨论“古史辨”之兴起与日本学术界的关系和章太炎对之予以强烈批判的基本态度；第六章阐述章太炎如何以及为何倡导“联省自治”；第七章重新梳理了章太炎与鲁迅的关系和思想异同；第八章为结语。

本书认为，无论是在晚清提倡“国学”以“排满”、一生坚持写古文古字而排斥白话文，还是晚年提倡“联省自治”、批判“古史辨”沿袭日人余唾，都反映了章太炎维护民族独特性与自主性、再造中华的宏大理想与努力。书中对章太炎坚持书写古文古字的分析，对“古史辨”与日本学界关系的梳理和章太炎的批判，对章太炎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的思想与活动，对鲁迅与章太炎关系的疏离和对乃师种种批评，都有一定的填补空白或发覆之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文字格式，必须是经过三审三校的版本章太炎所面对的，是一个千年皇权制度失效、列强环伺而自身又问题丛生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在欧风美雨冲击下伦理观念与价值传统渐渐解体的社会。从“排满”到民国肇建，太炎思想学说的关怀，在于恢复受欺压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的民族主权，同时力求融合其他民族以成一共和体制的民族国家。但是，当民国肇建而共和之梦破灭，再加上夺取民国治统而破坏民国法统之中央政府处处受帝国主义欺压时，“再造中华”理想之实现则又反映在如何恢复失落的共和政权、重建民国法统和抗衡强权对弱者群体的欺压——这包括了对内部强权以及外部帝国主义强权的抗衡。基于这种思想，太炎注定充当了从清末到民国的反对派角色。然而，章太炎从清末到民国，不论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活动，还是在学术层面的思想活动，都有其作为思想家及政治家的社会关怀、历史意义与时代的前瞻性。

本书通过章太炎与“五四”一代的学思互动，观察他们如何审视对方和评价对方。在这过程中，将可看见他们彼此间或断或续的学思关系，显示大家在同一的改造国家、社会的目标下，于文化意识或学术方法上虽有差异，但到了国家危在旦夕之际，学术畛域又不是那么的壁垒分明。同时，本书亦将说明，在太炎逝世八十余年而“五四”迈向一百年之际，太炎在清末民初形成的一些学术主张，直至今天仍有其前瞻性。如果我们说章太炎的多元化思想至今仍未被超越，而“五四”追求的“再造文明”的理想也仍未达至，恐怕不会有太大问题。

本书基于以上对太炎“再造中华”学术思想旨归之认识，将在全书八章里分别阐述上述的观点。有关章节之概要除了第一章导论及第八章结论外，第一章内容曾于2016年10月发表于南京大学孙江教授筹办的第二届“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部分内容修改后再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2期。其他列述如下：

第二章探讨章太炎如何借着国学的宣讲以辅翼“排满”反清学术革命的推进工作，将观察国学观念在太炎的推动下在中国兴起的前后经过。本书认为晚清时期兴起的“国学”观念与日本近代国学思想息息相关。然而，“国学”在日本原有其自身的特别定义，但当国学观念传进中国后则又有其新的发展。从倡扬国学甚力的章太炎手上，国学有了异于古代中国的意涵，并在大变动时代下有了新的位置、角色与功用。在章氏充满民族主义的救亡心态下，国学被视为“排满”革命和抵抗欧化的武器与方法，可以作为“逐满”救国、再造中华的精神资源，使暴力、流血的革命运动变得合乎情理以及具备正面、积极的价值意义，发挥了不容忽视的政治效用与影响力。但当民国新建后，充满救亡和抵抗西学意味的国学受到新派知识分子的扬弃。这些探讨反映了国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情况和时代意义，凸显太炎学术思想的关切点及其与时人产生思想落差的症结。虽然“五四”以后，发扬国学对抗欧化的救国言论被视作刍狗而见弃，但太炎在百多年前欧化巨潮下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向所产生的忧惧感以及重视国学以救国的思想，在今天也有值得我们省思的地方。本章部分内容首发于2006年《国学是如何参与革命的》，《香港中国近代史学报》第3期。另部分内容以《清末民初国学救国论的形成与发展》为题发表于《国学研究》第19期，2007年，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第三章将承接上一章讨论执学术思想界牛耳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晚清民初的十几二十年间如何活跃于政坛前沿宣扬其革命理念与推动革命工作。本章将再聚焦于他在“国学”论述里所特别重视的“语言文字学”，在这一范畴上观察其将学术转化为革命力量的思想论述。我们从不少文献中看到，章太炎一生兼具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身份角色，这一身份使其治学既有学术“求知”属性，同时也兼有为现实政治“致用”的目的。中国传统“小学”被太炎冠以具备现代意义的名称——“语言文字学”，从此不但进一步告别经学附庸的角色，还发挥出救国救时的功效，直接参与晚清的“排满”复汉革命运动。从本章的论述里，我们将了解到章太炎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与他的强烈民族主义思想息息相关，而他对民族语言文字的观感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同时又与他景仰的顾炎武关系密切。语言文字学的求知与致用价值因为太炎的这些思想趋向，成为唤醒国人民族意识、增加文化认同和促进“排满”运动的文化武器，它的存亡更被视为影响到民族的团结、统一以至于国家的存亡。民族语言文字既有如斯重要的功用价值，一旦有人倡议废汉字或更替以别种形式，他即以守护姿态与之抗辩，反映出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本章原稿首发于《九州学林》第19辑，2008年3月。

第四章将延续第三章的讨论，尝试说明甚为重视“语言文字学”之求知与致用价值的章太炎，如何观察清末民初大变动时代下，时人于创新求变以救国的思想下对文言文的批判——甚至是扬弃汉字的主张。章太炎对于当时的这些因救亡而起的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传播，是多有保留的。时人的趋新心态乃至欲废汉字而代以他国文字之举，均遭受其严厉斥责。譬如，当吴稚晖及其《新世纪》同人在1908年倡言废汉字而代以万国新语时，立刻引来他的严辞批驳，通过《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及《规新世纪》两篇长文把他们废汉字之举视为存心祸亡国家，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也将之斥作存心帮助白人以灭一己之种族。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这种叙述，源于章太炎及国粹派知识分子对学术的一种独特看法。他们视国学与民族间有种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把国学的兴亡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亡。在西化大潮的冲击下，太炎提升国学的价值与地位可谓是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并对之表现出热烈维护的情怀。任何扰乱民族语言文字纯正性或者径直对之造成破坏的举措，最终都会被他视为亡国之举。基于这种维护民族语言文字的思想意识，晚清废汉字而代以世界语之论遭到他的批判。于前文可见，语言文字被章太炎视为保存国故、研究国学和维护民族性的根本之道，他十分坚执语言文字的雅正与古朴；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十分反对“五四”前后大盛于中国的白话文，并十分偏执地表现出书写古文以求行文用字典雅的个性，而对白话文的批判立场也是壁垒分明的。其学术思想主体性与时代的差异，也是他被“五四”一代认为落伍、保守的重要因素。本章原稿最早发表于“第二届香港旧体文学国际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另外，部分内容以《章太炎的白话文立场探析》为题发表于《人文中国学报》第15期，2009年。

第五章将观察被太炎视为国学、国粹中比语言文字更为重要的“历史”，在民初纷纷扰扰的学术氛围下于“重整国故”的呼声中面对着怎样的发展境遇。章太炎以及受其影响而于“五四”时期成长的那一代，彼此对待中国的“历史”的态度大异其趣。本章的论述将以192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激起巨大回响的古史辨运动为中心，观察太炎与古史辨运动发起人顾颉刚，在大家或重“复古”或重“科学精神”的不同思想取径下历史观念的冲突。有趣的是，这场被理解为在章太炎思想影响下兴起的运动，却迅即遭受章氏本人的严厉批判，被其视为一场亡史灭国的破坏运动。同时，这场一度席卷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反过来也对章氏造成了思想冲击，激起他作出一连串的抗衡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来发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袭取日本人疑古余绪之言论，却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讨论。观察章太炎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将让我们对这股学术思潮的来龙去脉和内容旨归多一个了解角度，有助于重新思索它的思想来源问题。我们不但能够从中看到章太炎晚年对古史辨的批判和力倡研读史志的史学思想，同时也能看到世变之下史家在建立学术事业过程中显露的人生宗旨、学养情操，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历史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本章原稿最早见于“横看成岭侧成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之回眸”研讨会（香港浸会大学，2008年6月），辑入李金强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后再大幅度重新改写，于2010年末交由《中华文史论丛》审查，并于2012年正式发表。

第六章将让我们看到一生双栖于政、学二界的章太炎，在倡言国学国粹以辅翼革命以外，其实对于当下社会政治的关怀，不论是清末还是民国以来，二三十年间都是十分热切的，并且实际参与其中，更尝试用其实际影响力和行动实现其有关国家独立、自主的远大理想。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清末已经形成的有关联合弱小势力以抗衡西方帝国主义强权的平等、自由思想，于民国肇造以来一脉相承地直接践行于他对内政的关怀，这一点将可特别从他捍卫共和、再建民国法统的努力上见出。本书将指出，太炎在1912年反对联邦制是追求全国的统一，1920年代推动联省自治以实现联邦制亦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所不同者，是太炎救国方法或手段之变化随着时代现实政局的变化而变化。支持章太炎这样一位学通古今的国学大师如此投入这场政治运动中——特别是他前往湖南为地方自治宣传造势，给予鼓励，充当舆论、道义与合法性旗手的角色，凡此种种，正是他一以贯之重视个体自由与追求民主共和政治理想的反映。对其联省自治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说明鲁迅的晚年章太炎论述过于简化和偏颇，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从中进一步窥探太炎深层政、学思想内涵以及晚年的时代关怀或具体社会活动，从而补充目前对晚年章太炎研究之不足。本章部分内容首刊于《汉学研究》第36卷第1期，2018年3月，拙文名为《章太炎对联省自治运动的贡献》，初稿最早成于2016年，与时任本人研究助理的徐全先生合著。

第七章将承接上述数章，尝试勾勒出一个有别于近数十年来有关章太炎其人其学的形象，由此而试图恢复被过于简化了的章太炎；而被简化的章太炎其实很多时候都源于在“五四”时期占据舆论中心、在死后又被神化的鲁迅的论述。本章将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章太炎其人其学的形象之被塑成与鲁迅有着莫大关系，而学界也一直津津乐道于他们二人的师徒交谊与学说思想的传承关系。但是，目前不少论述仅流于表面和过于简单化，未能厘清他们的真实交谊与学思关系。本章首重于辨正二氏的交谊关系，并兼及他们的个性特质、文化立场与救国心态等学思差异问题。全章将由以下五个要点展开探讨：第一是简述过去相关研究主题趋向。第二是厘清二氏的结缘经过和他们一生的交往情况。第三是论述早年鲁迅与章氏的师承关系以及鲁迅后来如何评价师说。第四是阐述鲁迅与章氏在学术观点上、特别是国学与白话文方面的歧见和他不敢(或不欲)面见其师的原因。第五是综合前述各点而展现二氏的个性与真实交情。借着上述数方面的探讨，冀能补正目前过于简化的论述阙失，客观呈现二氏的交谊与学思关系，并使二氏的思想个性更全面地呈现出来，让褒贬得其所宜。重新探究之目的，有助于重新展现被鲁迅话语覆盖掉的章太炎晚年其人其学，使其思想关怀与行动实践获得新的肯定和重视。本章内容曾以《章太炎与鲁迅的师徒交谊：兼论二氏的学思差异》为题，发表于《台大中文学报》第26卷，2007年。

综合而言，本书希望透过上述各章的探讨，试图详人之所略并且略人之所详地探讨章太炎其人其学，尤其是彰示作为思想家的章太炎与作为政治家的章太炎，在“再造中华”的思想旨归下于不同时期，因应不同思潮或时局问题所展现的思想复杂性与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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