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耀邦早春行》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披露1965年2月6日至2月14日胡耀邦同志亲赴陕西安康七县调查研究时鲜为人知的史实。其时，胡耀邦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代理书记，而安康为极“左”路线的重灾区。他一路风尘仆仆，马不停蹄，所到之处，深入干部、群众之中，倾听他们的意见，为干部、群众打气、加油，纠正过火行为，大胆地平反了“四清”运动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平平常常、当年却需要极大勇气的诸如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尊重知识、向前看等观点，给安康带去了一股春风。作者以第一手丰富饱满的资料，运用文学纪实的笔法，客观、忠实、细腻地还原了胡耀邦安康之行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历史画面，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胡耀邦的个人魅力与政治智慧。
1964年12月、1965年1月间。西安。
人人自危的时刻，胡耀邦果断做出“三个暂停、六个不查”的决定；生产一片凋敝，他提出全力以赴把生产搞上去。他要还陕西一个清明的政治，大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他大异于人的讲话和踔厉风发的举措，犹如声声春雷，震响三秦大地。
1965年2月6日、7日。宁陕。
在秦岭深处，目睹“大跃进”时期遗留下来的一排房子闲置着不让人住，群众却住在不远处的草房甚至岩洞里，胡耀邦说：“世界上竟有这样荒唐的事情！”
7日早上，胡耀邦从县公安局局长的眼皮下“失踪”了，他遛到东河河边去私访。一位农村妇女用布半露半盖着卖菜，见了胡耀邦避躲不及。那妇女怕被发现，晚上要在生产队挨批斗。胡耀邦给这位妇女壮胆：“不要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又对一位背柴进城来的老人说：“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
1965年2月7日。石泉。
“你们‘左’，我有点儿右，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犯错误的人，只要承认错误，要给出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在石泉，有人不同意他对干部的处理意见，胡耀邦这样说。
了解到石泉乡党委书记平均月工资三四十块钱时，胡耀邦显然有点激动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未必党委书记30块钱也万岁。”
1965年2月8日。汉阴。
“我们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两个耳朵就是要兼听，听两方面的意见。”
“今天发表意见的只有八九个人，讨论得不仔细。下去以后，你们自己讨论，不要马上投我的票。”
“从今年开始，不要着急，不要喊口号，不要说苦干三天改变面貌，苦干一冬改变面貌，这些都不行，不要重复过去的教训。要一步一个脚印，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地干！”
“我再活十年可以看你们出成绩，看你们怎样领导汉阴19万人民在经济上翻身。翻不了，什么名字都是可以起的：吃干饭的。”
“讨论政治问题，就是讨论为人民服务问题。政治问题要争论，争论就要争论为人民服务，多做些工作。”
胡耀邦到城关镇西北村柑橘园场去参加劳动。苏大娘围着他的小轿车看稀奇。他请大娘坐进车，让司机拉着在公路上兜了一回风。
1965年2月8日。汉江上。
当了解到汉江梯级开发已有规划时，胡耀邦说：“真的开发了，安康就富了。”
当听到汇报全区公路情况的同志没到过西万公路的另一端万源时，胡耀邦有些愠怒了：“你们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呀。……公路部门的同志有机会要去那里了解了解情况。”
“你那个水库能容纳多少立方水？你知道一亩稻田从插秧到收稻谷要消耗多少立方水?你那个水轮泵的扬程多高，半径有多大？”那干部却回答不上来。“一亩田从种到收要耗水666方。你说的那个水库容量，我计算了一下，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停机地抽水也不够两万亩田的用水量。当领导的要研究问题，要学科学知识，不然就会让有的人把你蒙了，你办的工程就成了劳民伤财的工程。”
1965年2月8日。旬阳。
面对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限制农民把土特产销向湖北的事，胡耀邦发了少见的脾气：“这是蠢！死官僚！反党中央！……中央讲商业渠道，我们有的同志却反对中央讲的商业渠道。自己封锁，自己祸国殃民。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了。不想到国家，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么荒唐！”发脾气的事，后来成为胡耀邦的一条罪状。
几件没有任何关联的师生恋被传为有组织、有预谋的青年教师流氓案。对此，胡耀邦说：“我们自己文化不行，外地来了人，我们又不注意，发生了问题，我们又要抓人。这个问题，要做进一步研究。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有文化的人少？老师，我看没有多少权。我这是说公道话，因此，你们要对这项工作更加谨慎。”
1965年2月9日、10日。白河。
胡耀邦来到会场，看到会场设有主席台，他立即要求撤掉，桌子围成圆形，以拉近同与会人员的距离。
听说胡耀邦来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人不少。后面的人看不到讲话人的身影，纷纷站在凳子上瞭望。胡耀邦见势，一跃而上站到自己坐的木凳上讲话，满足了后排同志们要看看讲话人的愿望。
“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眼前的三尺布证、二十五斤半粮，要回去搞单干。我们共产党人至少要远看五年、十年，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要向前看。”
面对前来找他反映情况的妇女，他当下掏出一盒纸烟，倒出几支烟，拆开烟盒，拿起笔写了两行字。那位妇女拿着这张巴掌大的纸找到公社书记，解决了口粮供应和户口问题。
1965年2月11日。平利。
去城外一个大队了解生产情况，胡耀邦对耕牛询问得特别详细：“能耙田犁地的有多少？老弱病残的有多少？”陪同的人不便介绍胡耀邦的身份。农民说：“这人恐怕是个贩牛的吧？”
去会场做报告，随行的一位秘书夹着胡耀邦的大衣先入会场，人们使劲鼓掌，以为是书记来了。那人越摆手让停住，大家越是鼓掌不休，以为是胡耀邦谦虚。直到县委书记陪着胡耀邦进场，做了介绍，大家才又一次热烈地鼓起掌来。
“黄河、长江，还有你们这里的汉江，都是往东流的，河水都往前看。河水打一次转转就往前进了，你们老是打一圈五八年，再打一个转转还是五八年。……历史是前进的，事物是发展的，要立足现在，面向将来，经常向前看。”
1965年2月12日。安康。
他让生产搞得好的基层干部上台讲话，说“他们其实比我们这些人更有发言权”。
“顿顿吃红苕馒头，那个东西才不好吃哟。开始吃那么一顿、两顿，还甜甜的，越吃越不是味道了。队上的青年团支书问我，好吃不好吃？我说不好吃。还吃了两顿榆树叶子，那个东西也不好吃哟。”
“生产搞不好，叫什么大好形势；生产搞不好，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根本就是生产上升，其他都要为这个根本服务。”
“困难时期不要卡死。困难，卡死；卡死，困难。越卡越困难，越困难越卡死，这叫恶性循环！为什么要卡呢？放开嘛！放开，就是在自由市场上收税嘛，打击那些真正的投机倒把，主要还是为了互通有无，发展经济。农民的互通有无，什么时候都得有。”
“同志们，二十五斤半怎么够吃啊！你允许少量红苕上市，不就对了嘛。所以，我讲，在灾荒下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一点儿，卡得太死，对人民不利，对生产不利。”
大型现代汉剧《梅刀新传》，演出将近两个小时，胡耀邦一直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剧作者党永庵局促地坐在胡耀邦的身旁，听着他伴随剧情发展而不时发出的或爽朗或低浅的笑声。当然，胡耀邦有时也陷入一种不易觉察的深思之中。党永庵多想得到他哪怕一句对剧本的评价，但他始终愉快地看戏，没有发表观感。
1965年2月13日。安康。
他向台下一看，见不少干部掏出钢笔、笔记本，一副记录他讲话的架势。这在不少领导干部看来是求之不得的情景。而他却发话了：“不要记，又听又记的，不嫌麻烦。”台下的干部感到不适应了。这胡书记和别的领导干部的风格确实不一样。
“汉剧《梅刀新传》有些地方不太适合。头两句就是投机倒把，香油一斤半。农民种自留地，多余的吃不了，有的要换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卖了香油买弯刀。一斤半香油不能叫投机倒把。”
“所有把生产搞得好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都是好干部。生产搞不好，你叫什么好干部啊？哪里有这个道理！叫‘好干部，赖生产’，‘孬生产，好干部’，哪有这个道理？！我不相信这一条！”
一方面免去了安康地区的棉花征购任务，一方面又鼓励安康农民多种棉花，为农民种棉花找出路、算细账。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
免去安康地区的棉花征购任务，后来成为他的一条罪状。
“在省上、中央，我不能充老资格。到了安康，我有两个可以充老：第一，是老革命，先后搞了35年。在座的搞35年的寥寥无几，鄙人就算一个。第二，五十大寿。有胃病、有痔疮，牙齿掉了五个。成绩不大，身体不好，悲观不悲观？可我还想搞三个五年计划。三五一十五，那时我才65岁；要搞四个五年计划就是70岁。人活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那时我就呜呼哀哉，重新参加地下党了。”
1965年2月14日。安康。石泉。
公元1965年2月14日，这一天注定成为胡耀邦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安康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被后来的人们不断提起的一个重要日子。这天凌晨，胡耀邦在安康草成并发出《电话通讯》。《电话通讯》的核心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它是继1月22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治陕施政纲领“解放思想、解放人”后的又一个施政纲领。
《电话通讯》发出才三天，胡耀邦便受到西北局领导人的责难。说它否定一期社教成绩，说可能引起翻案风……胡耀邦自此陷入无穷无尽的批斗之中。《电话通讯》成为胡耀邦“文革”前走向低谷的导火索。
现在看来，《电话通讯》是一份真正的马列主义文献。我国新时期全面改革的许多观点和提法，已在其中露出端倪。
1965年3月7日晚。西安人民大厦。
是晚，胡耀邦在西安人民大厦看望安康籍的岚皋知青王建元，鼓励他谦虚谨慎，好好干。知他患有关节炎，拨给1000元专款治疗。
西北局抓住《电话通讯》不放，“批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有置胡耀邦于死地而后快的阵势。西北局、陕西省委一共召开了13次批判胡耀邦的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6次都未过关。批判会上，罗列胡耀邦的错误有四五条之多，要把胡耀邦朝“右倾路线”上推。
胡耀邦对速记员郭步越交心：“这是万万不能承认的，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
1965年9月。安康。
遵照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指示，1965年9月，安康开始对胡耀邦进行专题批判。
“走路、吃饭，都不要议论”，“单单片片要注意自行销毁”。透过这文字不多的“会议保密制度”，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如临大敌的场景。
历史的烟云已经散尽，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档案材料洞若观火地看看昔日批判的残酷，或做一番长吁短叹，或一览有些人看风使舵的劣根性、落井下石的“本领”、黑白颠倒的手段，亦可看出不少智者的斗争技巧、浊世中的人性光辉。
当批斗会转入肃清“习仲勋反党集团”“罪恶影响”的时候，有人提出胡耀邦和赵守一是两个坏人勾结在一起，是“高、彭、习反党集团”的人。当时的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站出来说：“不能把‘高、彭、习’的问题和胡耀邦同志的错误扯在一起，这是很不妥当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正是由于韦明海的发言，一锤定音，才没有把胡耀邦推向“高、彭、习反党集团”行列。
1985年3月。北京。
安康籍的新华社记者万武义，写出了《被干部们遗忘的穷困角落——陕西汉阴县太平村见闻》等关于安康地区的四个调查材料，发表于新华社内参。
胡耀邦在1985年3月24日阅后批示：“安康地区的问题，省委应切实摸清情况和提出主张。”
习仲勋于3月26日批示：“据知，陕南不止这一个‘穷困角落’，希望派人下去好好摸一下，力争今年内改变这种情况。”
1985年10月。商洛。
1985年10月，胡耀邦从河南伏牛山一直调研到陕西商洛，离安康一步之遥，却没有跨入安康。他向曾两度到安康采访的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了解安康情况，心系安康人民。
1989年4月。安康。
这位思想情感如同清澈的泉水般纯净透亮，对什么事情的爱与憎、对什么问题的是与非，都有着鲜明的态度而毫不含糊的人，遽然辞世了。这在安康人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悲痛。查彩岭哭了三天，说：“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样走了！”
人们在《安康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赞颂胡耀邦安康之行解民倒悬的事，称赞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附录
在中南海会见胡德平
郭步越采访记
本书主要采访对象和提供线索者
参阅资料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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