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古代文学史（套装全3卷）_王长华编_9787010175997

　　从先秦到清末，古代河北文学走过了一条曲折、漫长的发展道路。
　　在河北地域内，早出现的、较为成熟的文学形态是上古时期的神话。中国古代四大神话之首的女娲补天即与河北的冀州有关，河北省邯郸市的涉县至今仍保留着纪念女娲的娲皇宫。促使华夏民族得以形成的炎黄阪泉之战即发生在现今的河北怀来一带。承德的棒槌山和蛤蟆石也同样见证着大禹治水神话的流传。这些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肇启了河北文学的源头。
　　进入周代，随着礼乐的建立、普及和礼乐文化的发展，《诗经》中的《邶风》成为河北文学的代表，并初步显现出河北文学的地域化特征。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河北文学还处于泛音阶段，主旋律并不突出。直至进入战国，由于诸侯争雄，更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形成了实质性威胁，河北处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接处的独特位置逐步凸显，彪悍任侠的地域文化风格逐渐形成，慷慨悲歌才随着《易水歌》的唱响而成为河北文学的基调，并对后世的河北文学乃至河北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北独特的文化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本土的韵文与散文创作。代表作家就是生活于战国后期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荀子。浑厚的《荀子》散文，深刻影响后世诗词的《成相》，直接开启汉赋写作的《赋》篇，代表了此一时期河北文学的成就。

　　从先秦到清末，古代河北文学走过了一条曲折、漫长的发展道路。
　　在河北地域内，最早出现的、较为成熟的文学形态是上古时期的神话。中国古代四大神话之首的女娲补天即与河北的冀州有关，河北省邯郸市的涉县至今仍保留着纪念女娲的娲皇宫。促使华夏民族得以形成的炎黄阪泉之战即发生在现今的河北怀来一带。承德的棒槌山和蛤蟆石也同样见证着大禹治水神话的流传。这些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肇启了河北文学的源头。
　　进入周代，随着礼乐的建立、普及和礼乐文化的发展，《诗经》中的《邶风》成为河北文学的代表，并初步显现出河北文学的地域化特征。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河北文学还处于泛音阶段，主旋律并不突出。直至进入战国，由于诸侯争雄，更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形成了实质性威胁，河北处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接处的独特位置逐步凸显，彪悍任侠的地域文化风格逐渐形成，慷慨悲歌才随着《易水歌》的唱响而成为河北文学的基调，并对后世的河北文学乃至河北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北独特的文化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本土的韵文与散文创作。代表作家就是生活于战国后期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荀子。浑厚的《荀子》散文，深刻影响后世诗词的《成相》，直接开启汉赋写作的《赋》篇，代表了此一时期河北文学的最高成就。
　　秦汉时期，河北地区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或气象渊静，或妙语天成，或纡徐婉转，显示出新的时代特色。
　　在秦汉大一统的新格局下，汉代文学追求巨丽恢宏、铺张扬厉之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文化方向的确立，汉代文学进一步形成严谨质实的风格。广川人董仲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策对，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奇伟宏富，醇厚典重，代表了汉代政论文的基本特色。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宗经是有汉以来的社会风气。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并且形成了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说《诗》体系和《诗》教传统。汉代《诗》学四家中就有两家出于河北，它们是今文大家韩婴的《韩诗》，和在河北河间兴起并发展成熟的毛亨、毛苌的古文《毛诗》。
　　两汉时期，歌诗和诵诗分别承担着各种世俗化情感和文人政治情怀的抒写功能。中山人李延年的《李夫人歌》、乐府民歌《陌上桑》和郦炎的《见志诗》二首就是对至美真情和文人不平心志的集中感发。他们对“新声变曲”和五言体式的切身追求，为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东汉社会矛盾尖锐，士人普遍受到抑制，“不平则鸣”使他们的写作以社会问题为关注点，情感表达激切，文风深邃冷峻。此时，河北的文学家崔篆、崔驷、崔瑗、崔寰以深厚的学识为基底，以感时忧愤的情感为寄托进行创作。其辞赋文辞典美，碑铭清丽简洁，政论则卓绝精炼。
　　从总体上看，两汉时期的河北文学内容丰富多彩，成就姿态万方。但由于此时的作家不仅大多饱受经学浸润，且又常常兼有学者的身份，故其作品多以宏博深厚见长而少情志摇荡，多理性光辉而少诗性光彩。
　　魏晋时期的河北文学，与魏晋文学的整体走向相一致，曹魏、西晋两朝是此一时期的高潮，而东晋期间则显得相对沉寂。在这段时间里，社会长期动荡不安，间或有短暂的和平稳定，政治中心由北徙南的历史特点直接影响了河北文学的整体格局和发展走向。文学集团的空前活跃，外籍作家的强势加盟，以及河北文学在他乡的开花结果，这些不同的面相和风景共同营构起此期河北文学的独特景观。
　　魏晋时期的河北文学创作展示了文学自觉时代的某些特征。文学集团的活跃是汉魏六朝突出的文学现象，而诞生于河北本土的邺下集团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文学集团。建安九年（204）曹操入邺（今河北临漳），而后的十几年间，繁华浪漫的邺城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墨客，“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序》）。“三曹”、“七子”、繁钦、杨修、吴质、蔡琰、邯郸淳等，一大批具有个性和文学才情的作家共同书写了文学史上不朽的邺下风流，成就了建安文学空前的繁盛局面，也因此成功地编织出河北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
　　此后政治中心转移，邺下集团也随之风流云散，河北文学创作的重心开始由本土迁移他乡，河北籍作家中有相当多的人活跃于京洛地区。魏晋易代之际，刘劭、李康以政论文创作活跃于文坛，《人物志》《运命论》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西晋太康、元康时期，河北籍作家各擅胜场、各有建树。张华领袖文坛，张载刻剑阁铭文，张协创“景阳之体”，欧阳建有临终之叹，木华“赋海”，束皙“补亡”，石崇“思归”……在“勃而复兴”的文学大环境中，他们为西晋文坛装点上“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绚丽色彩。西晋末年，国家遭遇内忧外患之时，曾是“二十四友”成员的刘琨挺身卫国，转战幽、并，以慷慨之悲歌遥承建安风骨；卢谌则以“凄戾之词”与之赠答呼应。他们为“采缛”“力柔”的西晋主流文坛注入了深沉的格调与清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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