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诗心：新世纪陕西诗歌散论_宋宁刚著_9787520340373

　　《长安诗心：新世纪陕西诗歌散论》是作者以新世纪以来的陕西诗人及其创作为对象，所写的诗歌论评文章的结集。其中既有对陕西诗歌过去60多年发展的综论，也有对陕西从“50后”到“90后”的几代诗人与诗作的专论。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在概述陕西诗歌近60多年发展的基础上，分论新世纪以来沈奇、阎安、周公度等代表诗人的诗歌创作；“下篇”在概述新世纪以降，陕西“80后”诗人诗歌创作概貌的基础上，分论秦客、子非、袁源等“80后”和“90后”代表诗人的创作实绩。全书以相当篇幅关注“80后”诗人的创作，以开放的态度对新世纪以来陕西诗歌的新生力量给予大力肯定和揄扬，对陕西诗歌乃至西部诗歌的发展寄予厚望。

　　新文化运动之初，白话文——更不用说白话文学——足孤立而寂寞的。否则，也用不着刘半农和钱玄同演双簧。虽然1915年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学校的教育要讲授白话文，但是，以那时的文化气氛和历史惯性，文言文仍然是主流。1915年9月，《新青年》（那时叫《青年杂志》）在上海发行的时候，也不例外，全都是文言。苏曼殊的创作、刘半农的翻译，概莫能外。在1917年以后的《新青年》上，白话文（尤其是白话诗）才渐渐多起来。一边发扬新的文学观，刊发以白话文写的新作，一边与一些旧派文人如林琴南等打笔仗。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则是与《学衡》和《甲寅》等论战。前者的主编是与胡适一样留美的“同学”吴宓（虽然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吴宓在哈佛大学，两者并无直接交集），后者的主编章士钊则是陈独秀的老上级——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时，陈独秀在他手下工作过。
　　在白话文运动之初，旧派文人对白话文学的批评，不难让人想起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所受到的批评，说他的文章是“报章体”“野狐禅”，一脸的不屑。说起来，虽只相隔20年，却惊人的相似。不过，批评归批评，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还是很快成长、壮大起来。在短短十几年里，就发展到书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要编“新文学大系”了。很难想象，当时见证白话文学发展的出版人，参与白话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主编是赵家璧。1934年12月25日，鲁迅接受赵家璧的邀请，同意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时，赵家璧才28岁。这一年，其他几位编选者如茅盾（编选《小说一集》）38岁，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朱自清（编选《诗集》）36岁，编选《史料·索引》的阿英最年轻，只有34岁。年龄最大的是鲁迅，54岁。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从哪里来的自信，就这么当仁不让地干了起来？他们所编选的内容可是从1917年到1926年10年的创作与理论。此间的许多白话文学作者，当时都不过20多岁（像俞平伯、冯至等年轻作者在创作之初甚至不到20岁），年龄最大的作者之一鲁迅，也不过处于36岁和45岁之间……
　　除了鲁迅中年式的沉郁与深刻外，中国现代文学自有其孩童般率真的一面。在新文学发展近20年后，为之做一番拣择、整理的工作，也为历史留下一些基本的资料。对此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也有它的考虑，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商业的角度……这些都是理由，但是似乎也说明不了——至少难以完全说明，那时的诗人、作家和学者为什么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初的10年、发展还很不成熟的文学，有那样的信心和尊重？为什么会对年轻人的创作感兴趣？
　　转眼100年过去。从新文化运动发轫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我们很少再有这样的自信，或说胸怀。如果不算1949年之后的30年因为政治因素和自我封闭而夜郎自大，能与新文学最初20年的朝气和自信相媲美的，大约要算20世纪80年代了。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虽然政治气候乍暖还寒，但是“解冻”是无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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