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政策下的地方社区实践：以呼和浩特市为例_杨志民余炘伦郜秉英吕霄红_9787520135504

一九八○年代以降，福利混和经济及文化多元主义等概念兴起，不仅为政府在输送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提供更多选择的可能，也同时造就了市民社会、市场机制与国家功能交互运作，互补不足的现象。其结果，市场弹性、有效率，与多元化的特性补充了政府社会福利部门科层化的缺点；而政府部门投入的社会福利资源及经费也让市场运作更加活络；尤有甚者，第三部门的力量更间接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成，让身处边缘的少数/弱势群体能够借由福利的输送过程参与社会实践，形塑多元价值。而此类趋势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更形重要。建立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合作机制，让民族政策不仅能够提供少数民族适当的政治、法律地位保障，也同时得以剌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产力，让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少数民族增加社会福利的需求总量，并进一步提升社会服务业的水平。同时，借由第三部资源的引入，除了让政府能够更完善地提供符合少数民族需要的社会服务之外，也能够能够摆脱「社会救助」式的福利提供，鼓励少数民族主动参与社会，为主流社会的运作注入更多元的观点与价值。在此脉络下，本书拟以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民政局近几年推行的公益创投与三社联动政策为主要讨论对象，并以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学系的学生所参与的十个社区实践案例为素材，探析福利混和经济与文化多元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可能路径，并借此进一步从十个社区养老服务的案例中想像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的可能样态。

序：通往融合共治之路

史柏年

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授，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民政部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经济社会的腾飞发展，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及治理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消解和社区建设勃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体制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中国社会宏观联结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即由国家-单位-个人的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模式的转变。过去由工作单位所提供给个人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险、后勤等社会福利被转移到了人口与职业结构分化且需求多元化的社会与社区层面。与此相适应，政府调整社会管理的机制和权力运作方式，将过去政府的部分管控职能从市级、区级下放到社区，让原属于社会的部分权力归位于社会、回落于社区，以建立科学的社会治理运作体系，从而形成政府与民间组织、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在当今政府治理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区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是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世界范围来看，社区与社区治理是伴随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加深和市民社会的形成而逐渐出现的。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专业化社会工作队伍的形成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这三者是相伴随行的。

如若在此历史脉络下定位当前我国的三社联动政策，我们便会发现，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便试图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体制的建立，摆脱欧洲社会发展过程中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困局，让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能够形成更加多元而有机的互动形式：国家适度地将权力下放至社区传统机构、社会工作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使其得以在党和国家的监督下，针对社区议题，基于社会自身理性，依托社会工作方法，引入市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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