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条件下微观人力资本与资产投资研究_李超_9787513060639

本书针对老龄化条件下家庭人力资本与资产投资特征和影响因素，细致考察了老龄化对家庭教育、劳动力迁移、储蓄、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并基于此探讨了老龄化条件下劳资关系均衡的动态演化趋势，以此提出了老龄化条件下系统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增长的理论机制和实现路径。

传统老龄化的经济分析多基于宏观视角，相关研究存在着传导机制不清晰和研究结论不明确两大困境。宏观视角下，老龄化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分别作用于劳动力数量、质量与资本供给，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微观视角下，家庭既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决策主体，也是储蓄、股票、基金、国债等金融资产的微观投资主体，无论从劳动力市场还是资本市场角度，老龄化都通过作用于微观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消费、储蓄、资产选择等决策，对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积累、产业结构、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等宏观因素产生影响。基于微观家庭视角厘清老龄化的影响机制是科学评价老龄化效应的关键，本书针对老龄化条件下家庭人力资本与资产投资特征和影响因素，细致考察了老龄化对家庭教育、劳动力迁移、储蓄、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并基于此探讨了老龄化条件下劳资关系均衡的动态演化趋势，以此提出了老龄化条件下系统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增长的理论机制和实现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第一，针对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基于微观家庭视角构建了一个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发现在反馈式的家庭代际关系中老年和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家庭教育投资有负效应。实证分析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表明老龄化显著降低了我国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及其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并对家庭教育投资概率与规模都有显著负效应。此外，老龄化对我国农村和中西部家庭的影响大于城镇与东部家庭，对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效应大于中等收入家庭，而对高收入家庭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老龄化会加大我国城乡、区域和阶层间的人力资本禀赋差距。研究还发现，少儿人口数量及比重对家庭教育投资也有显著负效应，这支持了子女质量与数量的替代理论，意味着为缓解老龄化而采取的放松生育政策会进一步挤出微观人力资本投资。

综上，本书提出了老龄化和放松生育背景下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含义，主要包括：随着老龄化加剧，我国应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以抵消老龄化对微观人力资本投资的负面影响。更加有针对性地帮扶受老龄化影响较大的农村家庭、中西部家庭、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提高其教育投资水平，缩小区域和阶层间的人力资本禀赋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针对放松生育政策辅以配套的人力资本投资措施，减小抚幼负担对人力资本的负效应。

第二，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针对老龄化对家庭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微观家庭决策视角构建了劳动力迁移模型，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若只考虑就业挤出效应，老龄化会抑制农村劳动力迁移，而如果老年人从事隔代抚育则会促进劳动力外出就业。中低龄、女性和健康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隔代抚育，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更小或不显著。分析结果还显示，老龄化对年轻、男性和高学历农村劳动力的影响更小，养老抚幼责任主要由年长、女性和高中以下学历的劳动力承担，隔代抚育对劳动力迁移的促进效应主要作用于年轻和低学历劳动力。此外，养老压力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负效应按区域划分自东向西依次减小，并对资产水平较低的底层家庭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此，本书提出了老龄化条件下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含义。主要包括：应充分利用我国家庭的传统的隔代抚育机制，在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进程中充分发挥隔代抚育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其劳动力参与率，进一步发掘人口红利。从老年人福利角度，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在减少老年人所获照料的同时，还会增加其照料孙辈未成年人的家务劳动，应重点帮扶主要提供隔代抚育的女性和老年人。从劳动力特征角度，老龄化对我国农村的女性、高龄和低学历劳动力迁移的负效应更显著，此外这一负效应主要作用于资产水平较低的家庭，因此老龄化条件下进一步发掘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力，应更加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就业。

第三，关于老龄化对家庭储蓄的影响，理论分析来看，老龄化对微观储蓄有生命周期的消费效应和预防效应两方面影响，其净效应尚不明确。本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家庭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结果显示老龄化对我国微观家庭储蓄率的净效应为正，意味着家庭由于老龄化而产生的预防动机大于生命周期消费模式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我国以此收获了第二次人口红利。此外，老龄化对家庭选择储蓄和储蓄规模都有显著正效应，说明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时体现在微观储蓄的参与决策和数量决策。以上结论在对不同类型的储蓄和消费的回归中均表现出稳健态势。平均而言，老龄化虽提高了各收入阶层、各区域、城镇和城乡家庭的储蓄，但对收入水平较低的东部家庭和农村、中西部家庭影响更大，间接印证了老龄化对微观储蓄率的正效应源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预防动机。

据此，本书提出了老龄化条件下充分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政策。主要包括：从资本积累和资本市场视角考察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应仅关注老龄化对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不利影响，还应重视老龄化的预防储蓄动机创造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客观科学研判老龄化对中国资本积累和经济的净效应。应积极利用老龄化创造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有效利用新增储蓄，促进资本转化和资本形成，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利用方面，需要注意其阶层、城乡和区域的结构性差异，更加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合理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带来的缓冲期，加快要素市场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前评估并科学应对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

第四，关于老龄化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老龄化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规模无显著影响，但会改变微观金融资产投资结构：老龄化会显著增加家庭现金和金融机构存款占家庭金融总资产的比重，同时对家庭风险性较高的金融资产投资有负效应，并显著降低其占家庭金融总资产的比重。这说明老龄化会促使家庭将更多的金融资产配置为现金和金融机构存款这类较为传统和风险性最低的资产，同时挤出风险性较高的金融资产投资。此外，老龄化对风险性较高的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同时体现在参与决策和数量决策上，既降低了家庭投资风险性较高资产的概率，也会促使已经选择这类资产投资的家庭降低投资数量。研究还发现，老龄化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对现金和金融机构存款投资比重的影响显著为正，对风险性较高资产投资的负效应主要体现为降低股票资产投资，对基金和金融衍生品投资影响不显著，对政府债券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

基于此，本书提出了老龄化条件下因应微观金融资产投资趋势的金融市场政策。主要包括：应重视老龄化的金融资产需求效应，科学评估老龄化对金融市场结构的影响，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促进老龄化进程中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机构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应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措施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冲击。老龄化条件下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风险偏好会降低，更倾向于减少风险性较高的资产投资，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需要因应老龄化发展加强金融创新，推出更为符合老龄化条件下家庭投资偏好的金融产品。

第五，针对老龄化条件下劳资关系均衡的动态演化，本书结合产权和法权两个基本视角，对广义劳资关系的演进过程进行了逻辑分析。研究发现劳资关系演进经历了三个不同质的阶段，劳资主体双方在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努力程度方面的目标差异是劳资冲突的内在根源。劳资关系均衡实质是特定的法权体系下要素产权投资所达到的稳态，而劳资关系的最优均衡依存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努力水平三方面的产权投资均实现社会最优。本书结论是，劳资要素的法权和产权共同影响劳资关系的均衡结果，劳资关系冲突性具有恒久性，当要素法权对产权进行完整保护并且劳动者拥有完全的谈判力时，劳资关系实现冲突最小化从而达到最优均衡，同时实现劳资客体关系矛盾最小化和主体关系和谐。

基于老龄化对微观人力资本与资产投资影响的分析结论，本书指出：在劳动者方面，老龄化显著降低了我国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及其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为缓解老龄化而采取的放松生育政策会进一步挤出微观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老龄化对劳动者的外部选择权和谈判力有负效应。此外，老龄化对我国微观家庭储蓄率的净效应为正，意味着老龄化对资本供给的影响为正，从外部选择权的角度，提高了劳方的谈判力。对资方而言，老龄化降低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因此从外部选择权的角度来看，它提高了资方的谈判力。本书指出，我国劳资关系调控的政策立足点是：以劳资关系最优均衡为目标，在法权体系中努力实现对劳动力产权的完整保护，在产权方面提高劳动者的外部选择权和产权强度，从法权和产权两方面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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